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抓的幾件頭等大事之一，就是“三查”運動。
所謂“三查”，即查“走資派”的幕後活動，查特務叛徒，查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破壞活動。
1968年3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製。在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十個“反革命分子”。又總結出《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稱：“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此外，鬥爭的另一個主要對象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並將這一新的鬥爭概括為“清理階級隊伍”。
同年5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毛的批示是：“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
在此之前，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是整“資產階級反動江西萍鄉市劉少奇革命紀念館被改為”革命造反大樓“學術權威”，不過幾個月的事情。那隻是牛刀小試，尋找“文革”的突破口。接下來，“不準挑動群眾鬥群眾”，“炮打司令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矛頭絕對是對坐著小車、住深院、擺大譜的官員們，在以往車水馬龍般的運動中，他們都是鑒定和打發別人政治生命的主兒。權柄在握，清醒、正直的人有，使個絆子讓你摔跤，張條袋兒將你收進去的人也有。就是他極誠摯地動員你給提意見，而你不過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且又極委婉、謙恭地提了幾點意見，他也可能給你戴上一頂“右派”帽子，一戴便是二十年！
此外，少數高級幹部在那個年代裏鎖在高牆內與老百姓們差異極大的生活水準，也讓後者深感震驚。1966年11月，由北京大學經濟係幾位紅衛兵組成的一支小小的步行串聯隊伍，抵達南昌後有過一次至今令他們記憶猶新的參觀，正是這次參觀，使原來對被打倒的某些高幹持同情態度的他們，想法頓時有了改變——
在南昌，到省委書記家參觀（當時省委書記已被打倒，他的家作為幹部變修、腐敗的見證供人參觀），對我震撼極大。省委書記一家住一棟三層小樓，房子十幾間，樓頂羽毛球場，樓下有遊泳池。在當時看來，標準很高。解說員介紹，他們家連保姆、警衛共住九人。在我的印象中，革命幹部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自己艱苦奮鬥一心隻為人民，但眼前看到的這位大官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當時，我國住房極為困難，一家三代擠在一間小屋中的情況相當普遍。但當官的並不苦啊！“文革”中大字報在揭露各級幹部的修正主義罪行時，總有一條生活腐敗。過去沒有見過，對那些話還將信將疑。這時見到的事實使我不得不信大字報上那些話。站在這裏，我不斷問自己，革命是什麼？難道就是少數人享福，多數人連飯也吃不飽？當時我不敢再往下想，但對革命的懷疑由此而起。省委書記的豪宅深深刺激了我，這成為我思想的一個轉折點。
——（梁小民《我的“長征”經曆》《溫故》之五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因此，對於以上這兩類官員們的被衝擊，遭屈辱，百姓們當時在理性上、情感上都不覺得有什麼唐突。
決非是天外來客，造反派在中國的層出不窮，其實在當時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文革”不但發軔於像京、上海這樣國內最大的都市，而且它的一幕幕波詭雲譎的險象高潮，也是在武漢、南昌這樣的城市上演。而且，越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地區，越是知識分子、準知識分子和產業工人密集的單位，對“造反”的響應也越是熱烈。
盡管事後許多人急於表白式地訴說：“我不理解”，“我很痛心”，像回避瘟疫一樣回避那段“造反”的日子，可那是在一台六億人皆為角色的大戲結束之後……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來，風向變了。
中南海的書齋裏，毛澤東收回了一張打了多時的“民意牌”。由發牌到收牌，這並不比他對“革命左派”由支持奪槍發槍轉而下令交槍更難。俯視因他的號召如今各種旗號、各種思潮洪水般泛濫的中國，在剛剛有了打倒“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全國各地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的安全感之後，他目光如炬，又看到了某種隱隱約約的危險……
盡管他是真正的造反者出身，由一個巴掌大的內陸小邑，造進了恢弘萬象的京都，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師範生，造成了終執世界第一大黨大國之牛耳；盡管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他鼓勵人們去造專製獨裁政權、“修正主義者”和“離經叛道者”們的反，可在骨子裏他似乎並不喜歡“造反”這個詞。
造反的曆程一經脫離了他股掌間的政治韜略，最終的指向必然是懷疑與叩問。而無論是他一騎絕塵、飛揚天馬般的個性，還是他構架的勁弓強弩般的意識形態，都與懷疑與叩問格格不入。
1954年，他將慷慨直言當下工人與農民的境遇可比“九天九地”的梁漱溟打成“殺人犯”，“用筆杆子殺人”；
1957年，他將春風化雨、百舸爭流的整風運動，五十幾天裏，陡變為周天寒徹、滿江冰封的反右鬥爭；
1959年，他將功高震世卻又身體力行如苦行僧的彭德懷，永遠地逐出共產主義的山門……
時下，毛澤東對懷疑與叩問，有可能趁著他“文革”初期的“大民主”策略，成為彌漫於全社會的價值理性，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他講話的調子頓然變了，由“文革”伊始堅定的鬥爭目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轉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的繼續”。在中國的曆次運動、鬥爭中，“國民黨”和“資產階級”，從來是兩台碩大無比的政治絞肉機，有什麼不能投進去呢？一介書生，還是魯迅的戰友，胡風投進去，出來便成了“特務”，近百萬知識分子，其中甚至還有上高三的準知識分子，不是統統投進去，出來就成了“右派”？
江西的“三查”，走在了全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前麵。
1968年2月，程世清在南昌市革命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大講特講了時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新特點，以及開展“三查”運動的緊迫性。
仿佛為了證實程政委的睿智，就在這個月，在贛南的信豐縣南部山區，破獲了一起準備暴動的反革命集團案。破獲這個案件的是一個擔任民兵排長的複員軍人。已在省革委會保衛部任辦事組副組長的汝其，去信豐縣拜訪了那位民兵排長——
“他姓餘，四十多歲，個頭長得很魁梧，住在深山的一個小村莊裏。他說，那是今年1月的一個晚上，他剛從大隊開完民兵工作會議回來，警惕性特別高。隻見門前路上有幾個黑影匆匆經過。他便大聲喝令：‘你們是幹什麼的？站住！’那幾個人做賊心虛，反而加快了步伐，往後邊的山上奔去。老餘連聲大呼：‘抓壞蛋啊！’村裏十幾個男人，跟著他一齊追了上去，發現在他們村子後山一個小廟裏，就是這夥暴徒聚會暴動的地方，有兩籮筐米飯，還有一鍋煮好的豬肉。就在這個廟裏，他們逮住了來不及逃跑的五個壞家夥。經過縣裏審訊，這是一個圖謀暴動、奪取公社和縣裏的槍支，而後上山為匪的反革命集團。”（《支左日記》）
不管怎樣，有兩籮筐米飯，一鍋煮好的豬肉，這總算和物證搭上了邊。其後不久，發生的東澄宇一案，就連這也免了。
二月間，在市革委會會議上聽了程世清的講話後，東澄宇頓感心情沉重。如果按這個講話精神布置下去，他預感到“三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清查造反派。三月底，中央批準省革委會關於將初二以上的中學生送下鄉支農的報告。他又琢磨著，這意圖是要驅散紅衛兵，以便在城市中放手搞“三查”。他曾多次通過張行陽、蔡方根聯係，想找程政委談一次，但未能如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