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革命讓中國人站起來，革命卻沒有讓窮人們富起來。相反，原來的富人和以後可能成為富人的，都統統做了窮人。
美國華裔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獨到地發現：中國總是不斷地周期性地消滅富人，王權侵害富人的利益是曆史上比較普遍的現象。最典型的，便是明朝朱元璋向天下大戶敲竹杠，“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今天，大多數國人至少在感性上明確了：一個窮人越來越多的社會，是應該詛咒的；一個富人越來越多的社會，是值得讚美的。
理性上，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一個是，1950年，鄧拓先生在北京大學講課時指出：“舊中國農村土地分配極不合理，約占10%的地主、富農，占有全國60%到80%的土地。”這種觀點被官方采納，長期以來亦在學術界一統天下。直到九十年代，有的論著仍在持有這一觀點。它是否合乎實際呢？
最近十餘年來，有學者潛心勾沉，查閱了各省土改檔案及農村調查材料，發現各省土地分配的實際情況與上述觀點差距很大。總體上看，占人口6%至10%的地主、富農，據有全國28%到500/0的耕地；占人口840/0到90%的農民，則擁有50%到72%的耕地。（烏廷玉《舊中國地主富農占有多少土地》《史學集刊》1998年第9期）
今天，電腦詞庫裏，“地主”、“富農”、“土改”，像是三百年前用過的名詞，居然消失了；
人們耳朵邊，“黃世仁”、“南霸天”、“劉文彩”，亦在成為稀世之音；
圖書館的某個書架上，蒙滿灰塵的《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豔陽天》……大抵隻有特別用功的中文係學生，和對中國現當代史有興趣的學者，才會借來翻翻。
在商品多得、濫得已經要往下水道裏倒牛奶的時下，青年和孩子們，怎麼也想象不出當年怎麼會有半斤肉票、二兩油票和半兩糧票；從小在沒有運動的日子裏長大的他們，也不會知道什麼叫“階級路線”、“血統論”、“紅五類”、“黑五類”、“狗崽子”、“請罪”、“反戈一擊”、“戴上帽子”或“暫不戴上，由革命群眾拿在手裏”、“牛棚”、“噴氣式”、“遊鬥”、“自絕於黨和人民”、“文攻武衛”、“砸爛……狗頭”、“炮打……”、“火燒……”、“油煎……”、“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他們再也理解不了“出身”，還有“分子”，對於中國人的意義，曾經幾近於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裏“種族”攸關於歐洲人的生死存亡。他們最多隻能在字麵的意義上認識“出身”，有小學生看到父母在早先填寫的有關表格，上麵“出身”一欄裏填的是“貧農”，打小蜜罐裏泡大的孩子忿忿不平道：咱們家應該是富農呀？！
今天的中國，是座什麼鳥都有的林子，一個除了不做貪汙犯、不練法輪功、不販毒製假，幾乎什麼樣的活法都被允許的社會。絢麗多姿，滿目紛呈，恰如滿街少女一邊把剛剛染成鐵鏽紅色的頭發改成金黃色、草綠色或者粉紫色，一下又轉過身去，脫掉露臍裝，換上了某個最新款式……
請一百個人來說說，中國人在這大半個世紀裏所經曆的兩個時代，一定此起彼伏，星火狼煙，說法不會少於49種。其中，有沒有一種說法，最能夠打動中國人、又最能夠讓多數中國人認同的呢？
我想，這是有的——
回顧1949年建國後，中國的戰爭狀態其實並沒有真正結束。正如毛澤東在長江以北已落彀中，萬船待發，直指南中國時所預言：“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