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是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古人把居住的基本功能概括為“衣、食、住、行”，而居住形態基本上是社會和環境形態。居住是人類對環境的反應，人們是以他們獲得的環境的意義來對環境做出反應的，不同的地理、氣候和經濟條件，不同的曆史文化因素造就了千差萬別的居住形態。居住是人類與天地人神溝通與交流的場所，居住不僅是物質世界，居住也是精神世界。按照享譽學術界的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Tuan）的說法，居住是人類的一種逃避，逃避自然，逃避文化，逃避混沌，逃避人類自身，於是才出現了各種居住形態。
居住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的產物，人塑造了居住形態，而居住形態在人們還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就像力學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樣，也反過來塑造了人類和人類的文明。曆史上對人類居住形態的描述，首先就是以不同的文化來命名，如哈蘇納文化（約公元前6000—前4500）、薩馬拉文化（約公元前5500年）、哈拉夫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埃利都文化（約公元前5400年）和歐貝德文化（約公元前4500—前3500）等，以及中國古代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因此，居住形態首先是文化形態，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平衡的產物，正如法國哲學家巴什拉爾（GastonBachelard）在《空間的詩學》中所說：“臥室和家宅是心理的圖解。”隨著社會的演變和發展，居住形態也從各種穴居、巢居演變為需要用卷帙浩繁的文獻才能描述的程度。
居住形態的演變標誌著社會和技術的進步，表現出人類的智慧和經驗。居住之地不僅是人類的居所，也是活著的和逝去的人們和鬼神的世界，是表現人類進步的紀念碑，有時也會是人類恥辱的圖騰。居住之地提供給人類和社會的不僅是庇護所，更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場所。人們向往真實的美好與和諧的人際關係，然而居住形態的差異和優劣至今仍是人類社會永恒的標誌。居住形態是城市形成的基礎，城市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凝聚所在，是安居樂業的象征，是特殊的居住形態。城市是曆史中形成的生產方式的產物，也是人類技藝和智慧的結晶，城市是人類社會居住形態的偉大創造。城市起源於社會的需求，又極大地豐富了人類社會，城市不僅化育人類的生活形態和行為模式，城市也塑造了人類社會文明。
於一凡博士的專著《城市居住形態學》將城市居住形態劃分為日常生活形態、社會形態、經濟形態和文化形態，試圖探索其特點和形成規律，解讀其演變脈絡和總體規律。她的博士學位是在法國獲得的，研究居住形態問題，歐洲和中國豐富的社會實踐給了她知識、能力和體驗。因此這部專著是跨文化研究的成果，也是研究當代城市時代的重要文獻。
受於一凡博士之邀，為其新書《城市居住形態學》作序，我感到十分榮幸。我曾擔任於一凡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席，同時也是她近十年來學術積累與成功實踐的見證人之一。今天呈現在讀者麵前的著作無疑與她幾年前在法國完成的博士論文有著密切的淵源，我為她感到由衷的喜悅和欣慰。
關於城市居住形態的研究，類型學方法必不可少。本書從住宅到住宅區，再拓展到城市居住空間的層麵，研究思路是縝密而清晰的。與此同時，作者還運用了人類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等領域常用的研究方法，將空間形態演變背後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多因素的複合作用逐一道來，加上曆史的縱向線索，形成了立體而生動的完整體係。
值得注意的是，於一凡博士對居住形態的剖析特別強調了作為個體和群體的居民，將日常生活和生活質量等作為居住形態的研究內容，將滿足人的需要作為居住形態的核心價值，並以此為前提分析家庭和社會的演化，既關注個體角度健康、宜居的基本權益，也觸及了社會領域的階層分化、住房體製改革。應該說，主體性的研究方法對很多領域的理論和實踐探索都是極為重要的。
此外，一些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也在本書中得到了討論，如消費社會對居住形態的影響，居住文化的延續，舊城的改造與新城的更新等。結合係統學和形態學的研究方法，作者提出了城市居住形態整體演化的機製，這對於認識過去與未來的城市發展，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於一凡博士在法國留學期間，一直保持與中國城市的密切聯係；回國以後，也一直熱心地推動著中法之間的學術交流，這使得她既是中國城市發展建設的參與者，又擁有客觀審視這一過程的冷靜視角。事實上，她長期以來先後參與了大量法國學術機構的研究，也一直工作在同濟大學教學的前沿。令人稱歎的是她同時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設計師，以旺盛的精力和飽滿的熱情完成了大量規劃與建設實踐。我想，她的創造力和屢屢取得的成績正是其思想體係日臻完善的體現。
這本著作對於人們研究居住問題提供了整體的視角和完善的研究方法，對於當代中國城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最後，我希望這本著作的出版能夠贏得它應有的社會關注。
半個多世紀以來，新中國城市居住形態的演變凝聚著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方麵麵的發展與變革，簡單地根據統計數據來推斷人居環境的整體水平是困難的。事實上，在當前中國城市住房的發展過程中，市場化的響應已遠遠超前於體製性的調節，很多以前未獲足夠重視的問題逐漸成為發展的障礙。可以說，我們正處在既有觀念受到置疑卻又未能理出新的理念取而代之的十字路口。
西方國家早在20世紀70年代便開始係統地檢討大規模集合住宅開發模式的弊病，法國激進的社會工作者和建築師甚至斷言20世紀50—60年代興建於城市近郊的社會住宅應該被徹底清除，以消滅愈演愈烈的居住分異與環境惡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市建設者也開始反思持續了30餘年的集合住宅興建模式，與他們一起關注這個問題的還有開發商、曆史學家、社會學家、環境學家和普通居民。盡管如此，大學課堂上教授的依舊是“小區”規劃的法則及工業化住宅的批量生產途徑，學生很難以自己有限的專業知識去批判地理解和吸收，並靈活地運用在未來的規劃和建築實踐中。不得不承認，即便是經驗豐富的設計師和知識淵博的學者，也很難厘清影響居住形態係統結構與功能漲落的因素，預言突變發生的準確拐點。人們必須不斷摸索著前行，探索接踵而至的問題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根源。
21世紀，可持續發展成為全人類的共識，人們熱衷於談論密度、交通、綠地、環保和節能，而“綠色革命”究竟會給當代中國城市的居住形態帶來怎樣的轉機，還需拭目以待。事實上，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的健康與平衡發展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居住生活不和諧、不舒適，環境再怎樣綠色也是難以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