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努比常常來找我。他結了婚，當了副總，買了房。但不談這些，也不問我工作，“比起身體，都是浮雲”。就拉著我打球，吃飯，吟個詩，談電影。騎個自行車帶著我，大門口還給我買半個紅瓤翠瓜，拎在手上，就這麼半拉瓜，還左手換右手，汗流浹背地走，說起當年辦公室大姐想撮合我倆的事，我忍不住後怕：“要真成了……”
他也樂，臉皺出幾個大括號：“可不也就過下去了麼。”
我說：“你看你，現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長兄看顧遺孤的口氣，“你現在已經挺好的了。”
我說你現在怎麼樣。
他說：“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訴你。”
我笑，覺得我倆都大了，或者說，老了點。
過一會兒他還是沒控製住，說：“給你挑個小毛病行不？”
這就對了。
他說，看你前兩天博客裏寫“我抿著嘴往那個方向一樂”，把“抿著嘴”去了吧。
嗯，是，女裏女氣的。立刻刪了。
他說，喲我的意見還真挺重要。
“那是。”我說，“你說什麼我總是先假設你是對的。”
他得意：“哎這話我愛聽，那我教育你這麼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現在對這世界特別失望。”
我說：“十年前咱們在‘東方時空’，你寫過一篇文章《天涼好個球》，裏頭不是引過一句裏爾克的詩嘛——‘哪兒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
離開“新聞調查”之後，有段時間我主持演播室節目，有觀眾在留言裏語帶譏諷問我：“你不再是記者了，以後我們叫你什麼呢？溫室裏的主持人？”
是一個記者，坐在哪兒都是。如果不是，叫什麼也幫不了你。
不管什麼節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貼在博客裏聽大家意見，陳虻當年希望我們每做完一個片子，都寫一個總結：“這不是交給領導，也不是交給父母的，也不是拿來給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給自己的總結。”
觀眾一字一句敲下評論，一小格一小格裏發來，不容易，像電台時期那些信件一樣，我珍重這些。有一期談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觀眾留言：“在采訪中，當采訪對象說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時，本來人家緊接著就要說農民的比例，但柴靜非要問一句‘那農民呢’，故作聰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為我辯解，說這是節目節奏要求，或者需要這樣追問的回合感等等。還有人說這位留言的觀眾：“你用詞太刺激了。”
批評我的這位寫了一句話：“當年陳虻說話也不好聽，現在陳虻去世了，我們也要像陳虻那樣對待她。”
我心頭像有什麼細如棉線，牽動一下。
他說得對，去打斷談話，問一個明知對方接下去要談的問題，不管是為什麼，都是一個“有目的”的問題，是為偽。
什麼是幸福？這就是幸福，進步就是幸福。我的起點太低，所以用不著發愁別的，接下來兒十年要做的，隻是讓自己從蒙昧中一點點解縛出來，這是一個窮盡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這點就踏實了。
日子就這麼過去了。有年夏天，台裏通知我參加一個演講，題目叫“為祖國驕傲，為女性喝彩”。上學時我常參加演講比賽，通常幾個拔地而起的反問句“難道不是這樣嗎”，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勢：“擦幹心中的血和淚痕，留住我們的根！”狗血一灑滿堂彩。這麼大歲數，我實在是不想參加演講比賽了。但台裏說這事已定。當天領導辛苦地起個大早替我抽好簽，十四號。
第一位選手已經開始，我袖口上別著十四號的塑料圓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說什麼好。旁邊有位選手穿了件大紅裙，湊耳過來說：“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覺得有理，混一混，等會兒就結束了。包裏裝著北大徐泓老師整理的陳虻生前講課的紀錄，正好翻翻看，有的話以前沒聽過，有的聽了沒聽進去，有些聽進去了沒聽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沒注意，這當口看見刺我一下：“你必須退讓的時候，就必須退讓。但在你必須選擇機會前進的時候，必須前進。這是一種火候的拿捏，需要對自己的終極目標非常清醒，非常冷靜，對支撐這種目標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靜。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兒，退到一環，甚至脫靶都沒有關係。環境需要你脫靶的時候，你可以脫靶，這就是運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標。那是墮落。”
“不要墮落。”他說。
我以為我失去了他，但是沒有。
叫到十四號時，我走上台，扶了下話筒：“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個旅店裏。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頭的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這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
認識她，正是我十年前掙紮來不來中央台做新聞的關口。認識她，影響我最後的決定。“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這些材料也無從發表，她隻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在這種來不及思考的匆忙裏，才知道誰會浮現在自己心裏。
我說了郝勁鬆的故事，“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麵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點五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隻是一張紙。”他和我沒有什麼聯係，但我們都嵌在這個世界當中。有一天他從山西老家寄給我一個紙箱子，剝開，是胖墩墩一大塑料袋，裏頭還套了一個塑料袋，紅繩子係著口。解開把手插進去，暖暖熱的碎金子一樣的小米粒，熬粥時米香四溢，看電梯的大姐都來尋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無數他人的部分組成。
我說到了陳錫文對征地問題的看法：“他說給農民的不是價格，隻是補償，這個分配機製極不合理，原因不在於土地管理法，還根源於一九八二年憲法。”在那期節目播出後，我曾收到陳錫文的短信，他說：“我們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讓人們繼續對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場座談會上，我曾經問過一個人：“你說年輕記者要對人民有感情，我們自認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說，有一年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他在路邊看見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老農民說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來賣。他拿出五百塊錢讓這農民回家。他說，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是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這個演講場地很小，水泥台子上放了個噴塑的泡沫背景板，大紅的仿宋體寫著“為祖閩驕傲，為女性喝彩”。底下坐了兒十人，評委坐在課桌後，桌上麵鋪著鮮紅的絨布。這是一個有點簡陋的場地，但人站在了這裏，這裏就是真的。
“一個國家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隻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這幾個字，“隻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聞驕傲。隻有一個國家能夠珍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結束後坐在台下等著離開，有位不認識的同行移坐身後，拍了下我肩頭：“今天早上我特別不願意來，但聽你講完，覺得有的事還是要把它當真，不然就真沒意思了。”
演講結束時間還早，我去公園。拎了瓶凍得結實的冰水，像平常那樣找個僻靜處，木凳上－－躺，滿天濃蔭，蟲鳥聲無已。
長空正滾滾過雲，左邊不遠處是湖，風從湖上來，帶著暗綠色的潮氣，搖得樹如癡如醉。更遠處可見青山，兩疊，淺藍青藍，好看得像個重影，當下此刻，避人默坐，以處憂患。
湖在腳下，乳白色清涼的霧裏全是青草的味兒。沒有人，聽很久，茂密的草叢深處才聽到水聲。水無所起止，隻知流淌，但總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亂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峽穀，自成江河湖海。此刻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勁兒全消，自顧自地緩下來，一個溫柔的轉彎推動另一個溫柔的轉彎，無窮無盡，連石頭都被打磨得全是圓潤結實，就這麼不知所終，順流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