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鄉小學九月一日秋季開學，但初中部沒有任何動靜，教室裏空空蕩蕩。原因是報到注冊的學生太少，學樣隻得停課兩周，讓老師們分頭下村去搜尋學生，勸說他們重返課堂。據老師們說，初二、初三的流失率較高，情況好的話，他們最終能把七成左右的學生穩定到畢業。
初中生流失成了農村新的現象。學習枯燥無味而且負擔重，造成了孩子們的厭學。讀了書仍無就業保證，正在使家長們失望。錢當然是更重要的問題：在國家教育部門反複整改過後的二〇〇二年，最低一檔的收費標準，是小學一年級新生的三百多元——尚不包括今後補課、試卷、資料、校服、活動、保險、衛生等方麵的開支。一個孩子如果想讀上高中，對於農民家庭來說更意味著一場洗劫。據現行法規，農村的義務教育範圍不包括高中，於是這裏高中的收費較為自由。一個學生為此差不多得花費年均萬元，用農民的話說：打個瞌睡也有價錢，你就權當自己已被學校裏綁了票。這種文明的大規模“綁票”，使農村高中風光無限，而且成了鄉鎮企業普遍滑坡以後某些地方政府新的財源。在這個財政困難的縣，所有的縣屬高中不僅得不到國家財政的支持，反而每年都得像工商企業一樣，向縣財政上繳所謂數以百萬計的“利潤”，這在全世界範圍來看，恐怕也是驚世奇聞。
可以簡單地計算一下：即使是小學一年級三百多元收費，也是八十年代初期同類收費的近一百倍——而這同一時期內的稻穀價格隻增長了五倍，豬肉價格隻增長了六倍，竹材價格甚至不升反降。這意味著，慢進快出之下，農民從這些年市場化進程中即算獲得了收益，也通過教育這個渠道數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搜刮走了。我身邊的事實是：李本仁為了供養兒子上高中，隻得帶著老婆和女兒彳頃巢出動去廣東打工，留下一個荒草掩道和蛛網封門的家。周家老邁則聽任老婆在東莞給人家老板當二奶，還給人家生了一胎，自己病重在床之時也不願老婆回家。他說廣多幹一個月就是一個月，兒子今年要考大學了。
就在他們家破人去之時，錢卻嘩嘩流向了另一端，流向了遠方的城市：這個省眾多出版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利潤來自教材和教輔，富有得就像一位編輯誇耀的單位上除了老婆不發，其他什麼都發。出版社與某些教管部門、學校、書店等組成了一個教育產業化而且壟斷化的受益同盟，無異於組成了巨大的抽血機器——他們的員工住進了新樓以後馬上又要換上更新的樓，一批批公費遊玩了港澳以後又要去遊玩歐美。這被視為改革開放的成果，因此有些人對教材限價的國家政策還大為不滿，說這將破壞改革開放，將毀滅所謂出版發行領域裏“社會主義的主渠道”。
受益方當然也不是沒有壓力。根據市場交換的規則，對方一手交錢，你就必須一手交貨，比方學校就得交出文憑。這才能算作買賣公平。A鄉的很多初中文憑就是這樣頒發出去的，哪怕一個初中畢業生還算不出一元一次方程的題目。但家長既然交足了錢，就有權獲得正當回報。在這種情況下，文憑不再是對知識和能力的衡量，更像是一種市場上的有價證券。然而螳螂捕蟬，尚有黃雀在後。A鄉教師們在高價賣出一張張文憑以後，自己一堆堆的培訓證書也是高價買來的。他們奉命提高自己的業務素質，不僅要參加各種業務考級：普通話、計算機、教學法、政治思想等等，而且沒有中專文憑的要考中專、沒有大專文憑的要考大專、沒有本科文憑的要考本科……所有應考者都得參加培訓，所有受培訓者都得交錢，至於交了錢以後是否參加培訓，參加培訓是否真能學有所獲，就不那麼重要了——那不過是交易之外的虛文。因為離縣城很遠，有六十多公裏，路費不堪重負，A鄉教師們每逢周末隻是推選代表去縣城聽課，到後來連輪值代表也不履行職責，若沒趕上汽車，就去種菜或者釣魚了。但這一切並不特別要緊，與文憑的獲取並沒有關係。據說省裏來的王琳講師對此非常驚訝。她腦子裏隻有老式概念，一心想讓學員們在取得文憑之前獲得最多的知識，因此把培訓教材及其教案逐一精心準備。
但她發現學員們開始是迷惑不解，繼而怒不可遏。“我們都交了錢的，還要我們學得兩眼發黑，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他們大聲說，“你們上麵的人也太毒辣了吧？”
她拒絕學員們的宴請和送禮，又拒絕透漏考題，結果幾乎成了人民公敵，被學員們的罷課整得灰頭土臉。她甚至成了培訓主管部門不歡迎的教師，再也沒有收到過授課邀請。顯然，她隻是一個幹擾文憑交易遊戲的麻煩製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