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就這樣遠離了知識，當然也就遠離了正常人格。我在A鄉的走訪一次次滑入困惑。我發現這裏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實、實幹能力強、人際關係好的鄉村青年，大多是低學曆的，大多是沒讀多少書的。我認識的老李家虎頭，隻讀過初中，是個木匠，但對任何機器都著迷，從摩托到門鎖均可修理，看見公路上一輛吊車也要觀察半天，是一位百家相求的“萬事通”和“百能裏手”，自己的日子也過得很富足。我認識的另一個後生，即周家峒的獻仁，更是連初一也沒讀完，忙時務農，閑時經商，偶爾也玩一玩麻將或桌球，但並不上痛，已經娶了個賢惠妻子，見鄰居有困難都樂嗬嗬地上門相助，走在山路上還哼幾句山歌。與此相反，如果你在這裏看見麵色蒼白、人瘦毛長、目光呆滯、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們衣冠楚楚從不出現在田邊地頭，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們的身份：大多是中專、大專、本科畢業的鄉村知識分子。他們耗費了家人大量錢財，包括金榜題名時熱熱鬧鬧的大擺宴席，但畢業後沒有找到工作，正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和自我心理壓力，過著受刑一般的日子。他們苦著一張臉，不知如何逃離這種困境，似乎從沒有想到下地幹活也是突圍的出路之一。他們因為受過更多教育，必須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和懷才不遇。
我曾經想幫助這樣一位知識青年，就讓一位在銀行工作的朋友，從單位裏淘汰的電腦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拚裝了一台電腦送給了他。我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大專畢業生並沒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學會打字，更沒有學會査找科學養殖的資料，而是用電腦看武打影碟，玩電子遊戲，異想天開地想在網上找到私彩中獎號碼——A鄉的地下私彩這兩年正是高峰。他對我投來疑惑的目光，不相信央視網站和港府網站上沒有猜碼的暗示，也不相信香港影星張國榮沒有做過變性手術。他再一次證實了我的愚蠢：就因為這一台電腦，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電費、上網費以及維修費，搶收稻穀時更不能指望兒子來幫上一手。這台萬惡的電腦使兒子成天在熒屏上尋找知音和安慰，更為有理由遠離勞動和厭惡勞動，對父母有更多蔑視和冷漠。
奇怪的是，他的父母並沒有責怪我，眼裏反而增添了莫名的興奮和歡喜。在他們看來，兒子不僅在城裏學會了吃袋裝零食和打手機，而且又通過電腦熟悉了張國榮一類名流，當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氣越來越大，當然也更像一個人才了。他們提來一隻母雞，對我送來的現代化千恩萬謝。
我能說什麼呢？
我什麼也沒說，隻能慶幸那台電腦終於成了一堆破爛，慶幸一個備用硬盤還扣在我手裏，當時沒有一股腦都交給他兒子。我還知道有一場危險的念頭正在腦子裏升溫：我是否還應該慶幸有那麼多鄉下孩子終於失學或者綴學，沒有像他們的兒子一樣進城讀書？我是否應該慶幸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尚有大量的山裏少年未來得及受到現代精英教育的心理汙染和精神殘害？
這個念頭似乎荒唐一但九十年代以來很多地方的教育已經使事情變得這樣荒唐，對於巨大的邊緣化社會群體來說，一方麵是讀不起書，一方麵是讀了書以後更加無能為生，甚至無心向善，以至山裏人也許需要用失學和輟學來護佑人心，阻止下一代人向充滿著蔑視、冷漠以及焦灼不寧的慘淡日子滑落。
這真是一種讓人絕望的兩難之境。
山裏人是樸實善良的。他們的家居正堂裏，常常供著“天地君親師”的排位，顯示出“師”是社會道德的最後支撐，是他們心中最後的寄望。我不知道，如果這個“師”，這個人心中最後的依恃，也在市場化的拜金主義大潮下崩潰，他們將會走人一個怎樣的未來？而這個千萬人的未來能否被現代精英們繞過去？
正因為如此，我想起了我並不很熟的王琳講師。她也是從農村來的，肯定也背負著沉重甚至辛酸的故事，但她頑強堅守著教育最基本的定義，人生的每一步，包括在一場文憑供求遊戲中無奈退場，也許都有我們不易察覺的傷痛。我向她遙遙致敬，希望她有一天能重返山鄉，接受我一碗清茶的尊敬。
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