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是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寬廣的多元概念，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創造了各不相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文明。關於文化的定義，據說國內外學者竟有五百多種，但至今沒有一個被人們共同認可的科學界定。不過，有些學者認同這樣的說法：“文化是人類有意識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製度與精神。”並認為這個定義有幾個要點：1.人類在蒙昧時期的創造也是文化，如舊石器。2.自然界賜予人類的一切都不是文化，如山川土石。3.非人類所創造的不是文化，如蜜蜂所建的蜂巢，猴子塗抹的圖形等。總之，文化是人類所創造的東西，屬於上層建築部分。三晉文化，無疑屬於中國地域文化的一種。三晉文化的研究，不但可以為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新文化提供資料，還可以幫助人們了解有關地區社會經濟、政治的曆史狀況和社會風貌。鑒於此，我們在1988年8月經中共山西省委批準成立了“三晉文化研究會”。這是一個民間學術研究社團，它肩負著“研究三晉之文明，創造未來之新風”的重任。二十年來，我們組織和團結了省內外一大批專家學者，他們辛勤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山西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之一，華夏文明的中心區域，在悠久的曆史長河中，山西曾湧現出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史學家、文學家、戲劇家、書法家、畫家、教育家、醫學家、佛學家、目錄學家、刻書家等，他們為國家的振興、經濟的繁榮、文化的昌盛、曆史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三晉文化是個博大精深的汪洋大海，倘若探求其真諦，把握不住它的淵源、主流、發展脈絡及重要特色，就抓不住根本。概言之，它的特色有四：三晉文化曆史悠久，積澱深厚，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對中國曆史和華夏文明的變革發展，有其特殊貢獻和獨特作用，此其一；山西南北自然條件迥異，風俗習慣不同，在曆史上又常常分屬不同民族的占領、不同政權的統治，因而自有不同文化的發展融合規律，此其二；山西山川形勢險固，東麵以太行山與河北、河南為界，南麵以黃河、中條山與河南為界，西麵隔著奔騰不息的黃河與陝西相望，北麵則與以萬裏長城阻隔的內蒙古為鄰，其輪廓像平行四邊形，素有“表裏山河”之稱，在全國省圖中較為端莊。這種地理形勢對三晉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必然產生影響，此其三；國保（寶）文物古跡為全國第一，現存元代以前的木結構建築占全國的70%以上，戲曲文物占全國的80%左右，這也是一大特色，此其四。
古今中外，文化傳統的源流路線和走向都是多元的，概莫能外。例如中國書院，在中國教育史上就是與官學、私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模式，它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改製於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為一體的中高等文化教育機構。它與官學、私學有質的區別，但又與曆史沿革有相應的關聯。它分別吸收了官學、私學的長處，在更高層次的教育、學術基礎上，建立起具有教育與研究雙重職能的機構。自從書院出現以後，我國古代教育就發生了質的變化，從此，官學、私學和書院三者平行發展、相互影響，共同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繁榮發展。書院教育是在中國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教育製度，長期發揮其教育功能，創造和積累了寶貴的教學經驗和方法，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學者和其他人才，而且各時段、各地區和各書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山西書院顯示出地方文化的曆史特色。這些都是應當總結和值得借鑒的。
過去我曾經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這些年來，由於省內外學者的辛勤拓荒和不輟耕耘，有關山西古代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要成果。但與全國其他地域文化研究相比，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主要是宏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尚未滿足需求，迫切需要對一些重大課題做出進一步的歸納、概括、總結和升華，由此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和方法體係。現在山西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王欣欣同誌編著的《山西書院》正符合我們的要求。這部書的編著者很認真、很勤奮，自2005年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山西曆代進士題名錄》之後，她又在工作之餘，積三年之光陰，查閱了全省幾百種地方文獻，完成了這部專著。此書共分四個部分：山西書院曆史概述、山西書院製度、山西省各市縣書院、山西曆代書院一覽表。對於山西書院的體製——包括概念界定、開辦經費、管理方式、人員配備、教習生徒、藏書祭祀以及影響等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應當說這部專著填補了山西書院研究上的不足，實屬可喜可賀！
欣欣同誌約我作序，我欣然應諾，謹以上述漫談，權作為序。
2008年12月1日
於梅山塔下問龍堂
（李玉明現任三晉文化研究會常務會長，原係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