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官論
一、怎一個皇權了得
1.萬千世態，緣何自皇權說起官論亦即皇權論—惟皇帝才是百官的靠山、統領與代表。萬千世態，緣何自皇帝講起？這是由中國特有的曆史形態和文化模式決定的。中國古代的事情，至少從秦王朝始，離開皇帝，國家就講不清楚。司馬遷深諳此道，創立紀傳體，以皇帝為經，以列傳為緯，經緯協調，成其大觀。這一點，和西方文化有著顯著的區別。中國文化，至少自秦始皇以來，綿延而下，都是以帝王為主軸，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國雖有數次大的分裂，然而，分裂終將走向統一;就是在分裂期，依然是皇帝作為各個統治區形式上的首腦。東晉十六國，天下大亂，但亂有亂的頭緒，抓住十六國的皇帝，便找到了頭緒。到了南北朝時期，南北分治，線路清楚，在南，則宋、齊、梁、陳；在北，則魏、齊、周、隋。後來史家稱這一段的史書，為“八書”、“二史”，不但頭緒清楚，而且簡要明白。西方的曆史則不同，西方少有中國這樣統一的曆史，最接近統一的時期，則是古羅馬時期。然而，時間未久，地位動搖。羅馬帝國以武力征服天下，卻不能用武力使天下賓服。到了君士坦丁時代，終於認識到，隻有依靠基督教才能達到安定民心、保證王權的目的，於是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但是，基督教的性質決定了:它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卻不能全然屈從於世俗政權之下;不但不能全然屈從於世俗政權之下，而且要對世俗政權以神的名義發號施令。所以，在整個中世紀，王權與教權的鬥爭都不曾終止過。所區別的，隻是鬥爭的激烈與緩和而已。十字軍東征時代，教權大於王權;十字軍東征之後，世俗王權在一些國家強大起來，雙方鬥爭日趨激烈，加上商業發達、近代城市的確立以及科學技術發展迅速等種種原因，終於自13世紀開始，釀成一場轟轟烈烈的文藝複興運動。簡單地說，西方曆史文明是雙元性質的，王權為一元的代表，教權是另一元的代表。因為它具有雙元的性質，所以很難建成類似中國漢唐王朝這樣擁有強大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但這也給新的社會文化力量的發展提供了空間，提供了方便，提供了動力。中國的情況則不然，雖有宗教，宗教地位不能和皇權相提並論，皇帝的權威遠遠在宗教之上。不但遠遠在宗教之上，而且在一切權力形態之上，帝王兼有君意與神意。所謂天人合一，反映在皇帝身上，就是應天命而君臨天下，皇帝便是天子。天子的權威表麵上看不是絕對的，實質上它是很難限製的。因此，國家的滅亡，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王朝的滅亡。所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以這樣的方式標識國家的曆史，在西方是很難想像的。說到古希臘，人們就想到雅典文化和斯巴達文化。說到古羅馬，又想到共和時代和帝國時代。說到中世紀，便聯想到基督教文化。到了文藝複興之後，用帝王和宗教來代表其文化特征的事情就更沒有了。西方古來也有和秦皇漢武一般的人物，如亞曆山大和愷撒，然而，亞曆山大開拓的乃是希臘化文明，而愷撒隻是羅馬共和製的終結者，用他們的姓名代表那兩個時代顯然是不合適的。中國的曆史情況不然，君權一統天下，正是恰當的代表。而且除去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有誰更能代表那一段中國古代文明的曆史呢？要說孔夫子的影響，遠遠大於他們，然而，孔夫子亦堅決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讓他老人家代表中國古代文明，便是對他的最根本的信念的背叛。惟有跳出這個曆史圈子，回頭望去，仿佛才可以說：喔，所謂中國封建時代其實正是儒學時代哩！2.皇權之重，重過泰山中國5000年青史，確確實實有著數不盡的視死如歸的英雄好漢。這樣的好漢，沒有曆史記載的不說，至少自西周以來，曆朝曆代，都不少見。在六大名著中，尤其是《三國演義》、《水滸傳》這樣的描寫社會大題目的著作中，更是豪傑林立，猛士輩出。然而，中國的大丈夫，一遇到皇帝，馬上大打折扣。你可以泰山壓頂不彎腰，也可以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但皇帝可不是泰山，皇權重於泰山豈止十倍百倍，任你什麼樣的英雄，一遇皇權，馬上腳軟，叫你生，你就生，讓你死，你就死。而且就是你的冤比天大，你也不能有怨言;就是將你滅門九族，你也隻能自認時乖命蹇。人稱及時雨的宋公明，誰不賓服？要說梁山泊的英雄，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然而，對於宋公明哥哥，不論是威震大名府的玉麒麟，還是神機妙算的智多星，不論是無法無天的黑旋風，還是倒拔垂楊柳的花和尚，不論是神力無窮、醉打猛虎的武行者，還是怒天憤地無所發泄的阮氏三雄，他們服從宋江，愛戴宋江，對宋大哥可說佩服得五體投地。不聞其名，凶形畢露; 一聞其名，納頭便拜。然而，就是這位宋公明，一想到皇帝，便有些站不住腳跟，一睹聖顏，便渾身酥軟; 皇天在上，罪民在下，封官也由他，貶斥也由他，叫生也由他，叫死也由他。中國的皇權之重，重過泰山。這在六大名著中，無論顯隱，都有同樣的表現。《西遊記》乃神話故事，真的唐僧，去天竺取經的時候，關禁未開，他走出大唐國境是不合法的。所以唐玄奘雖然是中印曆史上最為傑出的友好使者，但他卻是以不合法的身份偷越國境的一位很特別的和尚。然而，到了《西遊記》裏，他的西天取經便有了皇權色彩，不但不再違禁，而且有了極好的名譽—他不僅成了合法者，而且成了大唐皇帝的禦弟。這樣的榮譽，才是最為榮耀的哩！《西遊記》這樣寫道:太宗見了頌子，即命眾僧:“且收勝會，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經’來，再秉丹誠，重修善果。”眾官無不遵依。當時在寺中問曰:“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旁邊閃過法師，帝前施禮道:“貧僧不才，願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將禦手扶起道:“法師果能盡此忠賢，不怕程途遙遠，跋涉山川，朕情願與你拜為兄弟。”玄奘頓首謝恩。唐王果是十分賢德，就去那寺裏佛前，與玄奘拜了四拜，口稱“禦弟聖僧”。玄奘感謝不盡道:“陛下，貧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顧如此？我這一去，定要捐軀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經，即死也不敢回國，永墮沉淪地獄。”隨在佛前拈香，以此為誓。唐王甚喜，即命回鑾，待選良辰吉日，發牒出行，遂此駕回各散。這段話很值得研究。為什麼很值得研究，因為這段話雖然不長，卻寫得十分奇異—中國式的文化奇異。一奇，“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取經本來是出於對佛的信奉，然而，到了此處，變成了“朕的旨意”。依此邏輯，如果沒有朕—皇帝的旨意，那麼，玄奘法師還會去西天取經嗎？唐僧取經，這一件宗教史上的特大事件，到了這裏，成了大唐皇帝的聖明旨意，不知佛家子弟讀書至此，有何感想？二奇，皇帝既下聖旨，和尚立表忠心。唐太宗一言未了—，旁邊便“閃過法師”—這法師的身法好快喲。而且上前施禮，向太宗痛表決心:“貧僧不才，願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這幾句表忠心的言語，可說是天下奇文。第一句，是三藏自稱，叫做“貧僧不才”，雖是謙詞，不合和尚身份。貧僧已然自謙，不才更成贅語。這第二句，“願效犬馬之勞”，又覺離奇。和尚自有信仰，其信仰基礎是四大皆空。空本無著，惟空自善。然而偏要講“願效犬馬之勞”，和尚自稱犬馬，這樣的和尚，還有取經的資格嗎？第三句更怪，“與陛下求取真經”，佛經是宗教的典籍，本與世俗無直接關係。然而，此僧—《西遊記》之僧，卻信誓旦旦為“陛下求取真經”。此種言論，可說咄咄怪事。然而還有第四句:“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萬裏取經為江山的，大約隻有中國有這樣的和尚，或者說隻有中國傳統文人筆下才有這樣的好和尚、妙和尚。三奇，皇帝與和尚結兄弟。和尚出世遠俗，入了空門，既出家之日，父、母、兄弟、夫妻、姐妹，一切親情，皆已斷絕，從此禮佛，不染俗情。然而，中國的皇帝不管這一套，你和尚不染俗情，但本皇帝偏與你結拜兄弟。其言若曰，你既為朕效勞，朕必定不虧待於你，於是你恭我敬，便成了兄弟。唐王此說，句句皆謬，而玄奘聞此，卻又感激不盡。四奇，拜兄弟還要佛作證。唐皇既要與玄奘結拜，便有個儀式問題，這儀式應該在什麼地方舉行，卻又是個有趣的問題。《西遊記》的解決辦法，是到佛前結拜，而且看來這還是唐王的主意—“唐王果是十分賢德，就去那寺裏佛前，與玄奘拜了四拜，口稱‘禦弟聖僧’”。皇帝與和尚拜把子，稱兄道弟，已然不堪，而且還要把這儀式，放在“寺裏佛前”，我佛雖然慈悲為懷，怕也要氣得肚痛。五奇，和尚向皇帝發誓。其誓曰:“我這一去，定要捐軀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經，即死也不敢回國，永墮沉淪地獄。”唐僧既是取經，照理說，縱然發誓，也應該向佛祖發誓，但我們的唐僧，偏要向皇帝發誓，而且不取真經，不敢回國。不但不敢回國，還要永墮沉淪地獄。和尚口不妄言，發誓便不合佛法，然而在中國皇帝麵前，隻能“一片丹心，誓不辱命”。唐僧有了這樣的身份，向西天取經，好不神氣。六奇，上述五奇盡管十分離奇，但《西遊記》的作者，和千千萬萬個讀者並不以為奇。因為，按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理解，君臣關係—管你和尚不和尚，就該如此，就須如此，不如此，反而不合人倫，不合物理。皇帝權威之大，可以決定人的一生榮辱。所謂一生榮辱，在皇帝那裏，也不過是一念之差。《水滸傳》裏最有名的壞蛋是高俅。這高俅本是二流子出身，又是個幫閑使壞的貨色。書中說他: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隻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腳。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卻都叫他做“高”。後來發跡，便將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這高俅從小不幹好事，因為“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二十脊杖，送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不大易熬了回來，卻又沒人敢接，沒人敢惹。這樣一個東西，說起前程二字，一定會令鄉鄰左右笑掉大牙。但是不！任你天下多少好漢，得不到一星半點為國效力的機會，偏這高俅，不出幾年，便進身朝廷，而且坐上了大宋朝殿帥府的寶座。為什麼如此？ 因為高俅會踢球，而後來的宋徽宗也好踢球，他們倆是“以球會友，一見鍾情”。端王做了皇帝，高俅便成了殿帥府的主人。隻要皇帝看得上，不怕雞犬不升天。這還不算最典型的事例，因為宋徽宗既是亡國之君，高殿帥又是奸佞之臣。最典型的事例則是劉玄德三顧茅廬。劉玄德三顧茅廬，決定了諸葛亮一生的命運。這說明，即使如諸葛亮這樣的英才，如沒有權力者，尤其最高權力者的賞識與信任，也將一事無成。劉備得孔明，叫做“如魚得水”，孔明受知於劉備，叫做知遇之恩。想當初，諸葛亮隱居在隆中的時候，雖然表麵上心甘情願躬耕於田畝，但他的內心並不平靜，他的抱負是巨大的。惟其如此，他雖偏處於隆中田舍之地，還要與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相友善，“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崔州平、徐元直、孟公威都是當時的名士。徐元直，即徐庶，還和劉備有一段往來。“徐元直走馬薦諸葛”，成為《三國演義》中一段名留千古的佳話。諸葛亮與三人友善，說他們三人如入仕途，可以做到刺史、郡守，即可以成為統管一方的高級地方官吏。這三人問諸葛亮本人的誌趣，他卻笑而不言。雖是笑而不言，卻又自比管仲、樂毅。不但如此，他還要抱膝長嘯，他還要作“梁父吟”。嘯以舒心，詩以言誌，又自號“臥龍”，可知，雖是隆中一青年學子，其誌向之高，其心氣之盛，其企望之大，其識見之奇，卻是與眾不同的。而他初見劉備，便留下那篇振聾發聵的《隆中對》，從此又可知道，他不但誌向超群，而且對於天下大勢早已成竹在胸。不過，據《三國誌?蜀誌》記載，當時人們對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已然不以為然，所以作者才寫道:“躬耕田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時人莫之許也”，就是當時的人不承認他這條臥龍。時人不買賬，劉備獨能三顧茅廬，請他出山，並且委以重任，說是“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劉備信任孔明，關羽、張飛不滿意。但關、張雖近，不能動搖劉備的決心。劉備臨死時，還要托孤給他，可說天下知音，莫此為甚。從諸葛亮這一麵看，就是知遇之恩無以為報，所以他才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從而成就了他與劉備明君賢相的典型形象。皇帝一念之差，可能使蚯蚓成龍，也可能使巨龍化土。皇權如此厲害，不能不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紅樓夢》，堪稱百科全書式的作品，但書中沒有皇帝的形象出現。這裏麵也有原因。一是作者的著眼點不在朝廷而在家庭，故而，皇帝出麵意義不大。二是作者重點寫大觀園，皇帝不能來大觀園，真的來到大觀園，就無法表現園中姐妹和賈寶玉的情狀了。加之，他所寫的，都是他深知的。對於王公貴族生活，他很有切身體會，所以寫來得心應手，且天生地設一般;但對宮廷生活，他不熟悉，更不深知。雖然《紅樓夢》是百科全書式的文字，對於皇帝老兒，卻隻能告付闕如。然而，皇帝沒有現身，不等於他的權威就小了。事實恰恰相反。雖然皇帝沒有露麵，但那權威卻依然在焉。而且不但《紅樓夢》如此，六大名著，書書皆是如此。中國古來的皇帝，如同地球的軸心，軸心並非真有一“軸”，但因為它在自轉，便有了軸心。皇帝作為中國封建文明的核心部分，不管他出麵與否，他的影響都是無法比擬的。3.皇權獨尊，百官依附自秦以來，中國古代社會屬於中央集權製的官本位的社會組織模式。所謂中央集權，指一切重要的權力和決策，集中在皇帝手裏，皇權高於一切。所謂官本位，即官、吏、僧、道、士、農、工、商各個階層，以官為尊。這一點顯然和西方中世紀的情況有鮮明區別。西方中世紀，宗教地位崇高，教士身份特殊，沒有哪一個世俗官吏可以說身份高於乃至貴於教士的，也沒有哪一個國王可以淩駕於教皇之上的。中國的情況不一樣，雖有各種宗教存在，但皇帝的地位獨尊;雖不貶低和尚、道士，但官僚的地位更為顯赫。所以說，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宗教性國家，而是一個以皇權為中心、以等級製為基本存在方式的世俗性國家。造成皇權獨尊的條件固然很多，最基礎也是最主要的，還是小農經濟基礎、以皇權為中心的等級製以及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學觀念。這三者相互依存，構成中國古代特有的極具穩定性質的社會文明方式。中國古來曾經強大，漢代可以與古羅馬時代一比高下，唐代則獨領風騷於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與這種三位一體的文明模式有莫大的關係。有關小農經濟、等級製和儒學觀念，稍後另作分析，這裏隻說古來中國的這種文明模式必然形成具有強烈的人身依附性質的人際關係，必然形成皇權崇拜性質的社會價值觀念。 而且這種強烈的人身依附關係不是被動的，常常是主動的，不是被社會所唾棄的，而是為正人君子所追求的。這就是說，追求人身依附的不僅是小人、惡人，或者各種各樣的行為不軌者，而且包括社會各個階層，包括貴族、士人、農民、商人，甚至和尚、道士和一切在世俗社會生活中追尋一席之地的人，倒是那些形形色色的不良分子常常與此背道而馳。人身依附，無所不在。惡人如西門慶，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超級地痞。但凡人間能有的壞事，可說無所不為。然而，沒有靠山不行。而且身後的靠山一旦有個一差二錯，在他這裏便是地動山搖。《金瓶梅詞話》第17回“宇給事劾倒楊提督，李瓶兒許嫁蔣竹山”，寫楊提督被參，陳親家打發兒子兒媳來西門家躲災避難，那西門慶往日的威風，早一陣風吹到爪哇國去了。昔日隻天是老大，我是老二，如今成了沒頭蒼蠅，飛也不是，落也不是，蒙在鼓裏，隻是心慌。後來看到一張抄錄來的東京邸報，情形更其難堪。書中寫道: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身邊廂隻聽颼的一聲，魂魄不知往哪裏去了。就是驚損六葉連肝肺，唬壞三毛七孔心。即忙打點金銀寶玩，馱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臥房中，悄悄吩咐，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雇生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爾陳親家老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又與了他二人二十兩盤纏。絕早五更，雇腳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著，到次日早，吩咐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教往外去，隨分人叫著不許開。西門慶隻在房裏動旦，走出來，又走進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蚰蜒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到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麵帶憂容，便說道:“他陳親家那邊出事，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平白焦愁些什麼？”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什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著。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鄰居，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看羊駒驢戰。倘有小人指戳，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文章寫得好，把個西門慶的狼狽，寫得活靈活現。平日裏何等霸道，此時隻顧丟魂喪膽，一籌莫展。房子也不蓋了，李瓶兒也不娶了，門也不出了，客也不見了。吳月娘一問，馬上說出一篇大道理來。西門慶何曾如此老實這等乖巧過的，何曾這麼認真地回答過太太的問話的，又何曾把心底的機關泄密給他人的？然而，現在不行了。“颼”的一聲，魂都沒了。已經“如熱地蚰蜒一般”了。這時的西門慶可不是誘奸潘金蓮、毒死武大郎、氣死花子芳、玩弄李瓶兒的西門慶了。而且，看他對吳月娘說的那番話，他對自己平日的表現，其實明明白白，惟其如此，所以才說“平昔街坊鄰居，惱咱的極多”。既然知道“惱咱的極多”，為什麼不加檢點呢？就因為身後有靠山，你們這群小人物，惱隻管去惱，本老爺怕你們怎的。然而，此一時非比彼一時也，“打著羊駒驢戰”，思前想後，不免哆嗦。然而，一旦打通了蔡太師的關節，馬上神氣起來，那情那景又像氣吹過的一般。於是花園又要修了，房子又要蓋了，李瓶兒又要娶了—而且還要講個娶法，先打那烏龜王八蔣竹山一頓，再大大地羞辱李瓶兒一番。其意若曰:西門大官人還是西門大官人，看你們這些“碎催”又能把你家大官人怎的？西門慶的靠山是楊提督，楊提督的靠山是蔡太師，蔡太師的靠山是宋徽宗，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身依附，不是簡單的一個人靠著一個人，而是按著等級順序，層層疊疊，重重複複，最後形成如寶塔樣式的社會依附模式，坐在那塔尖上的，便是皇帝。《紅樓夢》中的王熙鳳，是作者寫得最鮮活最靚麗的一個人物。所謂沒有鳳姐，書便沉悶一半，鳳姐一到，鍋、碗、瓢、盆，一起跳舞。要說鳳姐的本事，那也絕對了得。賈府那樣一個大家庭，而且人際關係惡劣，一個個如烏眼雞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尤其賈赦的淫威，賈政的道學，邢夫人的貪婪不知進退，王夫人的真凶惡假慈悲，加上這個受寵，那個多心，這個心機深重，那個多嘴多舌。上上下下，一天恨不得有幾百件事。在這表麵平平靜靜，內裏亂七八糟，表麵紅紅火火，內裏無奇不有，表麵繁榮昌盛，內裏朽爛無可收拾的情勢下，好個王熙鳳，偏能上下溝通，前後遮攔，內外協調，左右逢源，越是忙碌，越顯出她精神百倍，越是複雜，越反襯她才略過人。好事做得佳，壞事也做得狠，既擋得住風，也壓得住火。既擔得起事，也丟得起人。整個賈府之中，可說無時不在，無所不在; 威風到了頭，聰明到了頂。然而，曾幾何時，便“王熙鳳力拙失人心”，把個絕世才女，弄成一夢黃粱，作者還要說“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仙家還要暗示，王熙鳳的作威作福，不過是背靠冰山。背靠冰山—冰山怎麼靠得住呢？然而，沒有這冰山，又哪有王熙鳳這隻彩鳳。反過來說，對於王熙鳳而言，就是冰山也隻能靠它了。有這冰山，便有許多文章可作。沒了這冰山的時候，隻能無可奈何花落去，誰讓她“凡鳥偏從末世來”呢？那結果，隻好“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西門慶是個惡人，王熙鳳也不能算是好人，他們的人身依附，自有其功利目的在。 你不要看西門慶對於蔡太師表現得百般孝敬，見了太師如見了親爺老子一般。但那絕不是孝子之孝，那不過是一樁社會交易，那意思仿佛像蒼蠅奔茅廁—必有所為。王熙鳳最孝敬的乃是賈母，對老太太可說極盡孝順侍奉之能事，陪老太太玩，讓老太太樂，猜老太太的心思，打老太太的算盤。“史太君破陳腐舊套”，破來破去，還不過是舊套而已。“王熙鳳效戲彩斑衣”，雖然表現得有點過了，但那良苦用心，可謂難矣。但說到底，她是有自己的小算盤的，她並非真的孝順老人，至少這孝字裏包含著許多與孝毫不相幹的東西在。然而人身依附，並非止於西門慶、王熙鳳之流而已。換句話說，壞人必搞人身依附，好人也要人身依附; 弱者既要人身依附，強者還要人身依附。一個扶風係柳的弱女子，不依附他人，生存也難。而一位形如鬼怪的大力士，不依附他人，同樣活得日日遭窮，月月憋氣。君不見梁山泊第一不遵紀不守法好喝酒好惹事不怕天不怕地的黑旋風李逵乎？其人身依附，不僅是自覺自願的，而且到了癡迷如狂、至死不悟的程度。李逵依附於誰？依附於宋江。雖然他也曾因為聽說宋江幹了壞事，而急過，而惱過，而砍倒過杏黃旗，而大鬧過忠義堂，但他骨子裏，對於宋大哥，卻是百依百順，千依千順，讓他活他就活，讓他死他就死。宋江當了梁山頭領，頭一件心事就是招安。招安是他的命，一日不招安，一日不快活。宋江最喜招安，李逵不喜歡招安。想當初流落江州，當個小牢頭，有什麼好？還是跟著宋江上了梁山，才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才有了他黑旋風的一片自在天地。招安招安，李逵一聽，便不耐煩，但宋大哥要做的事，他又怎能不從。盡管當宋江第一次以作詩的方式向梁山泊眾兄弟提出招安時，那李逵吃酒帶醉，大鬧了一場。但見—黑旋風李逵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隻一腳，把桌子踢起，作粉碎。然而，次日清晨，等他的酒醒了，眾頭領對他說:“你昨日大醉，罵了哥哥，今日要殺你。”那李逵道：“我夢裏也不敢罵他！他要殺我時，便由他殺了罷。”於是，由“眾弟兄引著李逵，去堂上見宋江請罪”。宋江一番教訓，“李逵喏喏連聲而退”。讀《水滸傳》不要隻看見“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隻看見沂山上力殺四虎的李逵，還要看見“喏喏連聲而退”的李逵。這樣的李逵才是完整的哩！李逵不怕死，身經百戰，未曾陣亡。親手殺死他的，不是別人，正是宋江。宋江讓他喝了毒酒，對他說:“我死之後，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請將你來，相見一麵。昨日酒中，已與了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此處楚州南門外，有個蓼兒窪，風景盡與梁山泊無異，和你陰魂相聚。”李逵呢？他不但無恨，而且無怨。對著宋江垂淚道:“罷，罷，罷！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隻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這李逵真真令人痛，亦令人悲，又令人憐。然而，痛、悲、憐之外更讓人泛起更多的思索:李逵何以這般？ 李逵何以如此？李逵是一條好漢，好漢離不開人身依附。孫悟空是一位曾經大鬧天宮的神猴，同樣離不開人身依附。照理說，孫悟空的人身依附不是自覺自願的。然而，他是以造反開始，而以皈依佛法告終。他初次拜師之前，最是自在不過，但也沒有多大本領，一入師門，便受師戒，於是叩頭行禮，成了“文明”人。後來大鬧天宮，被佛祖壓在五行山下，終於低頭，成了唐僧的徒弟。猴性固然難改，怎奈佛法無邊。而他本人也甘心情願，便做了護法的和尚。孫悟空不把神鬼放在眼裏，對玉皇大帝，他也滿不在乎。但他常對人言，生平隻拜三個人，一拜師父，因為師父對他有救命之恩，二拜觀音菩薩，三拜佛祖。他依附的正是這三位常常令他痛苦不堪卻又無可奈何的人。《西遊記》雖是神話，但神話乃是現實的折射。所以《西遊記》中的主要人物，不能離開人身依附而生存—除非你已經成佛作祖，就如同在凡塵做了皇帝一般。做了皇帝，當然就不要依附於他人了，但要成為別人的靠山，因為皇帝是一切官吏人等的總靠山，所以對這靠山必須神化。無論唐三藏也好，孫悟空也好，豬八戒也好，沙和尚也好，白龍馬也好，沒有依附關係時，雖有一時之快，必定倒黴，不是無家可歸，便是日遭天譴。一旦有了依附關係，雖然千辛萬苦，最後必成正果。不但唐僧師徒如此，連取經路上的妖魔鬼怪也無不如此。當妖怪確實自在，然而危險，時不時便有性命之憂，但一入佛門，便算有了結果。黑熊怪便去為菩薩看竹林，紅孩妖便在菩薩那邊做善財童子，大鵬鳥便隨佛祖去了西天修煉，白鼠怪便跟著李靖父子赴天庭請罪。而沒有得到人身依附的諸怪，憑你再有本領，也是死路一條。蠍子精厲害不厲害，連菩薩見了都要心驚，佛祖被蜇了一下，手指頭都可能彎曲三年。但不濟事，最後，還不是神雞一叫，便嗚呼哀哉。人身依附，在那樣的世界，舍此沒有出路。孫悟空尚且如此，其餘人—神—鬼等，可想而知。人身依附，在下層社會猶多表現;在上層社會，表現猶多。六大名著中，寫高層人物的，首推《三國演義》，但《三國演義》中的人身依附關係，比較其餘五書，不但不見減少，反而表現得更為突出。劉備這一麵是不消多說的了，武將如關羽、張飛、趙雲，文官如孔明、龐統、法正，每個人都把劉備奉為賢主，一生追隨，永不圖變。關雲長掛印封金，千裏尋兄。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張飛是誰的話也不聽，獨在大哥麵前，表現得老老實實，那樣子仿佛李逵與宋江的關係。三國之中，蜀漢被作者看成正統，劉備可謂賢明君主的典型，饒其如此，他手下依然有不少冤情。西川有一位彭漾，按說是個奇才。因為對劉備有些牢騷，並曾寫信給馬超，宣泄一番。馬超見信，就緊張了，把信呈送劉備。後來被劉備處死了。彭漾寫信，馬超緊張，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他心裏沒底，生怕因為彭的信連累自己。所以馬超在蜀，雖然官封左將軍，《三國演義》上說他名列西蜀五虎大將，然而，他生活得並不愉快。 馬超是一個悲劇人物，他自己既沒有希望成為一方之主，隻有依附於他人，才能生存。但他不是關羽，不是張飛，也不是趙雲，他和劉備沒有那樣密切的關係。俗謂伴君如伴虎，在馬超那裏，恐怕是有很深切的體會的。曹操那邊的情況比較複雜，不是他本事不行，而是他要挾天子以令諸侯，那麼，所謂人身依附，照邏輯就該依附於漢獻帝；但他不能同意別人這樣做。雖然很多文武官僚名為漢官，骨子裏必要忠於他曹操才行。也惟其如此，在一切正統者看來，他才是一個大大的奸臣。所以，曹操雖然愛才，卻不免殺戮不斷。雖然他堅決主張惟才是舉，卻有許多才子學人死在他的手裏，如荀，如楊修，如阮，如孔融等。曹操是奸雄，又是事實上的一方之主，而且他的這一方天下，要占去彼時中國的2/3。所以，他在絕大多數的追隨者眼裏，就不僅僅是漢朝的宰相，而是主公，就不但是三軍的統帥，而是他們心中的主人。夏侯乃是曹操手下最受信任的將軍，他因功受封，當然封的是漢官，但他辭官不受。夏侯不受漢官，一心隻做魏王府的官。要論地位，魏王府的官哪裏比得上漢官顯赫。做漢官則與曹操同殿為臣，做魏官則成為曹操的屬下。但也正因為如此，夏侯才堅辭漢官不做，在他的心目中，真正的主人隻能是曹操，除去曹操他沒有第二個可以效忠的人。夏侯雖勇猛非常，也曾拔矢啖睛，但看《三國演義》，沒有覺得他有多少功勞，倒是很打過幾次敗仗，特別是博望坡遇到孔明，被孔明一把火燒得不亦樂乎！看《三國誌》，他的事跡也不甚具體，但他地位顯赫，極受信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認準了主人，便一如既往，忠誠到底。荀的功勞其實很大。初遇曹操，二人便很投機，後來屢設奇謀，被曹操稱為“吾之子房”。然而此子房非彼子房也，彼子房功成名就，安然引退，此子房未及事業有成，便被曹操逼得自殺而死，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他對曹操做魏王這件事發表了反對意見。到了這種時候，什麼子房不子房，說你是子房，你就該效忠曹操，既不效忠曹操，便叫你一命歸西。曹操最為信任的將領中，還有曹仁與曹洪。所謂“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曹洪的忠誠不但令曹操感動，而且成為做臣子的榜樣。曹仁身擔重任，鎮守樊城，曾拜大將軍。饒其如此，在曹操府中，也不能隨便出入—畢竟主人與臣屬的身份不同。《三國演義》第66回，寫曹仁奉召入京，“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擋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疏，現充內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入。”仁乃不敢入。曹操酒醒，聽到此事，感歎說:“許褚真忠臣也。”《三國演義》中的許褚，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這主要不是因為他勇猛，因為他癡，因為他殺過數不清的敵將，又曾經裸衣大戰過馬超，還在渭水河救過曹操的命，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對曹操的一片忠心，而且是隻對曹操一人的忠心。說到許褚，便想起許攸。許攸在《三國演義》中出場不多，但有關鍵作用，而且也是《三國演義》寫得很活又很有個性的人物之一。許攸是曹操故交，但在袁紹帳下做謀士。曹操陳兵官渡，軍中缺糧，派人催糧的信落在許攸手中，於是向袁紹獻計，請袁紹分兵襲擊許昌。但袁紹未用他的計策，還把他訓斥一番，加上一些夾七夾八的亂事，使他憤而出走，去投曹操。他與曹操相見的場麵極具戲劇風格—最終，許攸獻烏巢燒糧之計，使官渡戰局發生本質性變化。從此，許攸成為曹軍中的重要謀士。後來袁紹死了，曹軍攻冀州，許攸又獻決漳河之計，且一計成功。於是這許攸便有些飄飄然—卻說曹操統領眾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操大笑。眾將聞言，俱懷不平。各將俱不平，沒有單獨提到許褚。但看後來事情的發展，知道這許褚乃不平中的不平者。這虎癡雖然有些頭腦簡單，但在忠於曹操這一點上，卻一點兒也不癡，一點兒也不笨。且說這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逢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於是，許褚大怒，拔出寶劍，把許攸殺了。並且提著他的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曹操批評了許褚一頓—“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曹操與許褚的關係，於此可見一斑。曹操信任曹仁，更喜歡許褚。 因為在那以人身依附為人際基礎關係的社會，惟最高的主人才是一切人際關係的中心。兒子固然要忠於父親，但更要忠於皇帝; 奴才固然要忠於主子，同樣更要忠於朝廷—朝廷其實就是皇帝的另一種說法，殊不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觀念，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不但根深蒂固，而且是金科玉律。東吳那麵，最受孫權信任的人物乃是周瑜和魯肅。而這兩位也是孫權手下最忠誠最知心的臣子。周瑜其實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青年將軍，雖然壽命不永，但在三國時代卻是一個大關節中的大看點。因為沒有赤壁大戰便沒有三國鼎立，而周公瑾乃是赤壁大戰的中心人物。此戰的勝負得失，絲絲縷縷，莫不與他有關。而周瑜給讀者的印象，卻是心胸狹窄，容不得比他強的人才，特別對諸葛亮，一有機會，便想害之。這其實是《三國演義》渲染的結果，而且還杜撰出三氣周瑜這樣的情節，把個周瑜寫得不成模樣。直到臨死之前還在大叫:“既生瑜，何生亮。”其實，周瑜的嫉妒，即使按《三國演義》的描寫，也並非個人之妒，而是基業之妒。他發現諸葛亮的才能之後，雖有殺機，並非出自私欲，而是要為東吳除患，而且經魯肅勸解，馬上改為要把諸葛亮爭取過來，請他為自己的主人孫權服務。周瑜並非妒人，他最擔心的乃是賢才歸於他人，對自己的主人產生威脅。這一點，毛宗崗看得清楚，故而也曾批注說:“可見周郎非忌勝己者，特忌勝己者為敵用耳。”一麵，怕人才歸於他人，一麵是對孫權極效忠誠，不但極效忠誠，而且禮先於人，禮重於人。《三國誌》上說: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周瑜本來是孫策的朋友，孫策死，他的權力交給孫權。他母親又讓孫權以對兄長的態度對待周瑜。加上那個時候，孫權隻是個將軍，所以他的屬下對他的禮節很是簡單—你不過是個將軍嘛。但周瑜卻與眾不同，他對孫權執臣子禮—從一開始就把孫權當作至尊看待，這是周瑜的獨到處，也是孫權對他特別信任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孫權信任周瑜，更信任周瑜推薦的魯肅。因為在曹操大軍南下的時候，孫吳武將要戰、文官要降，恰是魯肅一番剖析，給了孫權以最堅定和最知心的支持。恰才眾人所言，深誤將軍。眾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孫權問為什麼？ 魯肅說: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 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麵稱孤哉！眾人之意，各自為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一席話說得孫權大為感動。權歎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所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雖然如何對付曹操，在孫權那裏並非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但魯肅的一席話確實說到了他的內心深處。 以至於數十年後，還要曆曆在心，不能忘記。由此看來，人身依附，不但是權勢者尤其是最高權勢者的追求，而且是他的擁護者們全力推動的結果。4.皇權迷信，萬民崇拜中國的帝王，動不動要殺功臣。雖然濫殺功臣，不得人心，但人心思定，人心思順，任憑皇帝殺了多少功臣，他的臣民們還是要效忠於他。 所以他們對那些功名赫赫的大臣們動起手來時，才那樣橫蠻不可理喻，才那樣肆無忌憚。反過來說，皇帝如此霸道，人們為什麼不去反抗？比如一個惡霸，做了壞事，便會有人與他理論。一個開國功臣，做了壞事，也會有人和他理論。為什麼皇帝我行我素，就沒有人和他理論了呢？就是有人理論，他想不聽，你也沒辦法。不但毫無辦法，而且還得照樣對他效忠，照樣揚塵舞蹈，高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為什麼？這就要說到對皇帝的迷信上去了。封建等級製，沒有皇權不行。有皇權，沒有對皇權的迷信也不行。不迷信，你也想做皇帝，我也想做皇帝，必然天下大亂。迷信是說，皇帝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做的，能做皇帝，先要有天命，天命相膺，你那個皇帝才做得成。否則，隻能是癡心妄想，結果必然招致滅門大禍。皇權崇拜，不僅是皇帝的要求，而且是臣子的要求;不僅是官吏的要求，而且是社會的要求。因此，當沒有崇拜的時候，人們便要創造崇拜，當崇拜不夠的時候，人們還要加速其神化程度。開國帝王，常是一些大有作為的人，來點崇拜，似乎還不算過分。一些平庸皇帝，什麼作為也沒有;不但沒有作為，而且毛病極多、問題不少，也是崇拜依舊。一些亡國之君，或者個別帝王，資質平庸，性格怪異，或者近乎於白癡，或者近乎於野獸，或者黑白不分，或者人性全無，然而，對皇權的迷信依舊，對帝王的恐懼依舊。中國人不到改朝換代的最後時刻，總是舍不得把那昏憨殘暴的皇帝一腳踢下王位； 而到了改朝換代的最後時刻，便又崇拜新的帝王去了。六大名著中，《紅樓夢》裏皇帝沒有出場，《金瓶梅》虛寫一回。但那赫赫威嚴，是可以感覺得到的。《金瓶梅》是通過太監的權勢與蔡京的權勢寫皇帝。太監、太師尚且如此，皇帝的權威可想而知。《紅樓夢》雖不直接寫皇帝，但寫了元春選妃，寫了元春省親，寫了錦衣衛查抄榮國府。讀者據此同樣可以體悟到皇權的赫赫威嚴。《儒林外史》寫了皇帝，說的是彼時大賢莊征君被召入朝的事，但寫得朦朦朧朧。真如唱戲的一般—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衛士擺列在午門外，鹵簿全副設了，用的傳臚的儀製，各官都在午門外候著。隻見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門大開，各官從掖門進去。過了奉天門，進到奉王殿，裏麵一片天樂之聲，隱隱聽見鴻臚寺唱:“排班。”淨鞭響了三下，內官一隊隊捧出金爐，焚了龍涎香，宮女們持了宮扇，簇擁著天子升了寶座，一個個嵩呼舞蹈。莊征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嵩呼舞蹈，朝拜了天子。當下樂止朝散，那二十四個馱寶瓶的象，不牽自走，真是:“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幹。”各官散了。熱鬧了半天，連皇帝是個什麼樣兒也沒看見。因為看不見，深居簡出，才來得神秘。《儒林外史》中的嘉靖皇帝到底還是在宣政殿召見了莊征君。但又寫得神秘兮兮，其情其狀，同樣如同唱戲一般—莊征君屏息進去，天子便服坐在寶座。莊征君上前朝拜了。天子道:“朕在位三十五年，幸托天地祖宗，海宇升平，邊疆無事。隻是百姓未盡溫飽，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禮樂。這教養之事，何者為先？ 所以特將先生起自田間，望先生悉心為朕籌畫，不必有所隱諱。”莊征君正要奏對，不想頭頂心裏一點疼痛，著實難忍，隻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問，一時不能條奏，容臣細思，再為啟奏。”天子道:“既如此，也罷。先生務須為朕加意，隻要事事可行，宜於古而不戾於今罷了。”說罷，起駕回宮。說了半天，還是一篇虛話。皇帝雍容大度，莊征君卻偏偏頭頂上疼將起來。及至出宮，回到下處，除下頭巾，見裏麵有一隻蠍子。莊征君道:“臧倉小人，原來就是此物，看來我道不行了。”一個蠍子便壞了莊征君的道，可見這道也實在沒有什麼了不得。《儒林外史》寫儒生，自然寫科考，寫科考不能不寫皇帝。然而，科考可以諷刺，皇帝不可以諷刺。所以寫來寫去，隻好寫得朦朦朧朧，如同唱戲一般了。寫皇帝寫得出了“新”的是《西遊記》、《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它們不但寫人身依附，尤其寫對皇帝天命有加的迷信和崇拜。其實，這裏麵的皇帝，壞的不少，無能的不少，好的卻不多。《水滸傳》裏的宋徽宗，稱為才子可以，當皇帝真個是曆史的誤會。然而，天命如此，人們相信天命如此，雖然國破家亡，也隻能由他。況且，《水滸傳》特點就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不但不反皇帝，還要大講忠義。皇帝如此之壞，為什麼要對他忠義？因為皇帝是膺天命的神，你不迷信皇帝，就是與老天爺對抗，饒你什麼能人，可以與天命對抗的嗎？君不見黑旋風李逵乎？不要說得罪老天爺，就是得罪了羅真人，便讓你屁滾尿流，挨了揍，又挨了板子，還灑了一身的屎尿，好不醃人也。《水滸傳》寫皇帝的天命，放在“引首”部分，可說開宗明義，別具風格。雖然這在今天的許多人看來，全然是一篇無聊的廢話，但在那樣的時代，以至於整個封建時代，都是一篇“真言”。“引首”中先從宋太祖講起，說“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紅塵滿天，異香經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說到宋仁宗，又說是—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腳大仙，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示皇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員引至殿下，朝見真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老叟直至宮中，抱著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個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隻見化一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個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下來，輔佐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輔臣都是星宿，何況聖天子乎？所以這天子好也由他，壞也由他，聰明智慧如哲學家也由他，混蛋一屁股泥也由他，因為他是上膺天命，天老爺都批準了，區區小民，除去叩頭如搗蒜之外，還想咋的？皇帝既膺天命，出生時必有先兆。這其實並非《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文學名著的發明，而且屢屢見諸各種曆史典籍的，鼎鼎大名的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便有這等記載。《高祖本紀》這樣寫道: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嚐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即漢高祖，就是無賴出身的劉邦。因為他當上了皇上，連自己老娘的懷孕都成了奇跡。夢與神遇，已然不尋常，他老爸去尋找他老娘，又看見“蛟龍於其上”，於是有了身孕，生了劉邦。《史記》式的描寫，在二十四史中，在所多有。有些皇帝，品行低下，行為殘暴，除去嗜血殺人，沒有做過什麼好事，但因為他們是皇帝，所以史家對其照例吹捧—寫他們的不凡出身，說他們是這樣那樣的神龍化身，君若不信，讀讀《北齊書》，便知此言不虛。給皇帝找異兆，固然不是《三國演義》等傑出文學名著的發明，可這些古典名著卻繼承了這種傳統。《三國演義》的幾位開國皇帝，個個都有異兆。頭一位，自然是劉備。劉備雖然家境貧寒，但本人相貌出奇，演義上說他“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且能自顧其耳，麵如冠玉，唇若塗脂”。劉備不但長得奇異，所生之地，猶有奇景。《三國演義》上說: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餘，遙望之，童童如車蓋。相者雲:“此家必出貴人。”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為天子，當乘此車蓋。”叔父劉元起奇其言，曰:“此兒非常人也！”劉備後來當了皇帝，連他家鄉的樹都成了吉兆，而且小小年紀，便說“我為天子，當乘此車蓋”。要知道，古人說此等大逆狂言，是有滅門之罪的。君不見，項羽隨叔父見秦始皇車儀，便說:“彼當取而代之。”他叔叔慌忙掩住其口。劉邦見到秦始皇車儀，便感歎:“大丈夫，當如是耶！”然而那是心語，並非仰天長嘯。如此看來，劉備比之乃祖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了。但劉備後來既然做了皇帝，便生些離奇的事情出來，也有人信，而且，如果沒有奇跡，反倒讓人覺得不夠意思。中國古來文明渴望迷信的情形，於此可見一斑。劉備有異兆，孫權也有異兆。此書借孫權的母親—吳太夫人的口中道來: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我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越中。後嫁與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卜者雲:‘夢日月入懷者，其子大貴。’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生孫策，夢月入懷，生孫權，夢日入懷。二人皆大貴，然而月亮終究比不過太陽，所以孫策死了，孫權當了皇帝。可歎這二位的老爹孫堅，雖然本身武藝高強，又得到玉璽，怎奈他老娘生他時，不會做夢，所以雖有玉璽，還是命喪他鄉，嗚呼哀哉。《三國演義》的作者，擁劉反曹貶孫，對於曹氏最不感興趣。所以，雖然三國的三個創業人中，曹操最有才華，最多智慧，但他就沒有什麼異兆了。說來說去，不過是個亂世奸雄罷了。神異種種，曹操怎麼配得上呢，他不配！曹操固然配不上，曹丕卻配得上，因為他做了皇帝。所以雖然演義的作者對曹氏宗族十分不滿，但麵對曹丕做皇帝的現實，也隻好曲為言之。事見演義第32回，書中介紹:卻說操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圓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劉備的兒子其實不行，那個小名阿鬥的劉禪，實在百無一能，但是他後來既然當了皇帝，於是便也不凡起來。你別看人家阿鬥笨、癡、傻、呆樣樣俱全，但人家是真龍天子。《三國演義》上說: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臨分娩時，異香滿室，甘夫人嚐夜夢仰吞北鬥，因而懷孕，故乳名阿鬥。《西遊記》不似《三國演義》，它不但寫了李世民，而且寫了玉皇大帝。李世民的不凡，前已言之，玉皇大帝的不凡，更屬於神話中的神話。玉皇這尊神，原來屬於道教，而且在道教中，地位並不很高。在道教的神序中，以三清的地位最高。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這太清道德天尊，就是人們熟知的老子。那玉清元始天尊，但凡讀過《封神演義》的，想來也不會陌生。三清之下，才是四禦，即:昊天金闕至尊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極太皇大帝，勾陳上宮南極元皇大帝，承天效法後土皇地。玉皇名列四禦之首，但在三清之下。《西遊記》雖講佛論道，但對道家的神仙體係，其實不算明白。在《西遊記》裏，玉皇已經成為天上的皇帝，不但高於三清，而且連佛祖的地位都不如他。非但如此，還要借佛祖之口，既教訓孫猴子的無知，也向世人宣傳一番玉皇的不凡來曆。且說，孫悟空嚷嚷要做皇位—佛祖聽言，嗬嗬冷笑道:“你那廝乃是個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奪玉皇上帝龍位？他自幼修持，苦曆過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該多少年數，方能享受此無極大道？你那個初世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折了你的壽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說！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頃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來麵目！”玉皇苦曆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那麼，玉皇就苦曆修持了二億二千六百八十萬年了。麵對這樣的皇帝，你一個猴子，能有多大作為？所以佛祖要說:“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折了你的壽算！”天上的玉皇，仿佛人間的皇帝，若非真有神明，便是玉帝沾了皇帝的光了。
二、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新王朝的創業者
皇權重於天。 然而，當個皇帝也不容易。平時的皇帝不易，戰時的皇帝更不易，而最不易的還是開國或開基式的帝王。中國曆代帝王，東周之前，語焉不詳; 春秋戰國，形態各異; 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始有皇帝之名。皇帝的情況其實複雜。有些屬於開國皇帝，如西漢劉邦。有些屬於開基皇帝，如後金努爾哈赤。有的徒有皇帝之名，如漢獻帝。有的雖無皇帝之名，但有皇帝之實，如曹操、司馬昭。有的則處於半臣半帝之間。當皇帝的未必主政，主政的也未必就有野心。皇帝雖貴為天子，但也有好有壞，或者不好不壞，各有特點不同。這一點，可以從皇帝的諡號上看出來，更可以從他們的曆史表現中判斷出來。區分好壞是一種分法，還有一種分法，是把他們分為開國皇帝、中興皇帝和亡國皇帝。這兩種分法雖然不能說把所有的皇帝或者帝王都概括進去了，但可以說把最有特色的那一部分概括進去了。大體說來，開國皇帝有為的多，而亡國皇帝表現好的少。這並不是說勝者為王敗者賊，而是說，身為亡國之君，畢竟在責難逃。但那些未曾成年的小皇帝應該除外。而中國曆代，偏偏小皇帝不少，這不僅是他們的個人悲劇，尤其是那種社會文化體製的悲劇。以六大名著為文本研究開明皇帝問題，主要的對象是《三國演義》。《三國演義》中最特別的人物則是曹操，而曹操偏偏沒有做過皇帝。他自己不做皇帝，但並非沒有這想法，他的辦法是仿效周文王，自己開基業，把皇帝留給兒子去做。以他一生行事而論，把他作為開基的帝王看待，也是可以的。有趣的是，做皇帝的雖然隻能是一個人，但開基立業的卻不止一個人。這實在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辦到的。當然，為首的，責任多，貢獻多，影響也更大，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就是一概而論，也各有各的行為方式。有處在一線，萬事親理的; 也有處在二線，把軍事重任委托於他人的;還有兼而有之的。但無論如何，他們都要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說不上開基，也說不上立業。要說東漢末年，天下真是亂得可以。從早期情況看，最有實力的集團，不是曹氏集團，不是孫氏集團，更不是劉氏集團。董卓在時，他的勢力最大，董卓死後，還有李、郭汜。又有袁氏集團，一個是袁術，已有獨霸一方的實力; 一個是袁紹，更是群雄割據中最具實力與影響的人物。所以十八路諸侯討董卓，才要推他做盟主。此外，馬騰、韓遂、張濟、張繡，還有呂布、劉表以及公孫瓚等，加上劉璋、張魯，當真群雄割劇，天下大亂。然而，獨曹操能平定北方，取天下2/3的人口、土地; 獨孫氏三代虎踞江東，可以與曹、劉成鼎足之勢; 獨劉備能占據蜀地，且常與曹氏集團成對攻態勢。不能不說，這三大集團，特別是它們的決策者們有著不同凡響的政治表現、軍事表現和社會表現。這裏擇要言之。1.一個好的戰略定位，勝過千軍萬馬戰略既包括政治戰略，也包括軍事戰略。二者可分可合，統而言之，可說是發展戰略。曹、劉、孫三方各有自己的戰略，而且這些戰略，從總體上看都是成功的，他們的勢力在初始階段，甚至中期階段，雖然並不是最強大的，然而戰略對頭，定位準確。那些當時的強者，如袁紹、呂布、袁術、劉表之流，因為戰略不明，或者定位不對，很快由強轉弱，乃至由盛轉亡。曹、劉、孫三家的戰略定位各有特色曹操的戰略，乃是其中的最成功者。當然這裏也有主、客觀等各種因素起作用，但曹操目光遠大，顯然是一個重要原因。想當初，十八路諸侯討董卓，中間雖有曲折，董卓終於大敗。董卓方敗，十八路諸侯便內訌四起，有袁術與孫堅的矛盾，有孫堅與眾諸侯的矛盾，有袁術與劉、關、張的矛盾，也有其他各路諸侯種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但董卓既敗，便給了十八路諸侯一個極好的曆史機遇—此時不滅董賊，還要更待何時？此時不安天下，卻又更待何時？然而，“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堪稱英雄的，十八路諸侯中隻有曹操。雖然他在當時的力量，確實不足以稱雄於天下，也不足以打敗任何一個強者。《三國演義》第6回這樣記載:卻說卓將趙岑，見卓已棄洛陽而去，便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關、張殺入虎牢關，諸侯各引軍入。董卓已經放棄洛陽，趙岑又獻了汜水關，劉、關、張殺入虎牢，這樣的形勢，可說是好而又好。於是曹操來見十八路諸侯的盟主袁紹，對他說:“今董賊西去，正可趁勢追襲;本初按兵不動，何也？”紹曰:“諸兵疲困，進恐無益。”操曰:“董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公何疑而不進？”眾諸侯皆言不可輕動。操大怒曰:“豎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領夏侯、夏侯淵、曹仁、曹洪、李典、樂進，星夜來趕董卓。這段話寫得很有深意。曹孟德之心之態之行之見，躍然紙上。然而，他不能說服袁紹，也不能說服其他各路諸侯。他要進兵，人家不動，不動還有理由，理由是什麼呢？“諸兵疲困，進恐無益。”這成什麼話？此時此刻，諸侯軍勝而董卓軍敗，諸侯軍疲困，難道董卓軍就不疲困嗎？或者也可以這樣說，雙方都疲困，那麼誰更疲困呢？何況，戰爭乃生死之事，若因疲困而縱敵遠去，那要戰爭做什麼呢？很顯然，這理由是站不住的。然而還有新理由，即“眾諸侯皆言不可輕動”。要說輕動，那麼十八路諸侯舉義旗的時候，或者可以說是輕動，汜水關前與華雄交手之時或者可以說是輕動，虎牢關前與呂布大戰的時候，或者可以說是輕動。現在華雄已死，呂布已敗，董卓棄洛陽而走，正是天賜良機，反倒成了輕動。中國人善用托詞，有些托詞，不但別人聽了可笑，自己說來似乎也不是人話。然而，為著某種私利，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你覺得可笑，他偏能嚴肅得臉上滴水; 而且這些謬論說得多了，仿佛也就成了真理。眾諸侯異口同聲，並非沒有真的勇敢者，而是利令智昏。袁紹雖身為盟主，但他既沒有能力不失時機地做出決策，就更不能去說服別人了。難怪曹操大怒，不禁憤然叫道:“豎子不足與謀。”於是孤軍深入，追殺董卓去了。對此，毛宗崗也曾批評說:“是壯舉，不是輕動。”其結果是，曹操吃了敗仗，還險些丟了性命。這時候，袁紹先生的雅量來了。他不再提過去的事情，而是令人將曹操“接至寨中，會眾置酒，與操解悶”。然而，曹操的煩悶，是這一次小敗所造成的嗎？袁紹可謂不知曹公之心者也。於是曹操憤而言曰:“吾始興大義，為國除賊。諸公既仗義而來，操之初意，欲煩本初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固守成皋，據敖倉、塞轅、太穀，製其險要;公路率南陽之軍，駐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而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遲疑不進，大失天下之望。操竊恥之！”紹等無言可對。既而席散，操見紹等各懷異心，料不能成事，自引軍投揚州去了。曹操的這一番話，也是一個戰略，但不見於史書，而且那形勢與安置多少有些劉邦伐楚的味道。但從此以後，曹操就有了更切實際的想法了，這是後話。 曹操追擊董卓，雖然吃了敗仗，但從政治和戰略方麵考慮，曹操並非失敗者，而是勝利者。真的失敗者乃是袁紹諸人。這就怪不得評點者要說他們“俱是庸夫”了。但這對曹操而言，還不過是牛刀小試。曹操的戰略，用一句話表示，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這辦法說來簡單，但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彼時的割據者，對於皇帝，常常是惟恐避之不及，避之不遠。所謂天高皇帝遠，沒了障礙眼界寬。別人嫌皇帝，曹操不嫌。不但不嫌，還要領兵救駕，而且從救駕之日起，便把自己與皇帝牢牢綁在一起，雖然不是盡忠心，但一定要用皇帝的名義發號施令。因為有了這名義，所以往往未曾交手，就已經先勝了一籌。“挾天子以令諸侯”，又說明曹操的誌向。“以令諸侯”，就是要統一天下。曹操並非不想做皇帝，但他首先想的是統一天下，沒有天下，哪有皇帝，這是他的理念。所以他不像孫堅那樣，見到玉璽便忘乎所以，更不像袁術那樣，以為有個皇帝的名號就可以號令天下。曹操想當皇帝，但不急於那麼幹。以至於孫權勸他當皇帝，他也不買賬，還說，這小子要把我放在火爐上烤。由此觀之，三國時代，要說雄才大略，曹孟德堪稱第一人。三國之中，勢力最弱、創業最難的乃是劉備，最沒有作為的則是東吳，但這是相對於曹、劉而言的。 孫權也有自己的戰略，用一句話表示，就是先安東吳、後安天下，或者說先求自安、後安天下。自安就是保住江東，不被別人蠶食或者鯨吞。有能力鯨吞東吳的，是曹操;可以蠶食東吳的，是劉備。所以孫吳的戰略就建立在與曹、劉的三角關係上。鯨吞與蠶食比，當然鯨吞更為可怕，所以孫權的注意力常常在北麵。但蠶食也不能容忍，所以與劉備的矛盾也是連綿不斷，這尤其表現在荊州的歸屬上。結果形成這樣的局麵，孫權若不與劉備聯合，那麼，隨時可能有滅頂之災—被鯨吞的危險。但既與劉備聯合，對劉備又不能放心。實在孫權的天下，一半靠人力，一半靠著長江天險。所謂曹操占天時，劉備占人和，孫權占地利。但沒有荊州，就沒有真正的地利，所以，在孫權這一麵，荊州是一定不能讓劉備長期占領的;而在劉備那一麵，卻又有些顧了西川就顧不了荊州的意思。曹操是一定要統一天下的，這是曹操的宏圖大略，也是魏國所代表的天下大趨勢。劉備則一心恢複漢室，但他力量不夠，聯合孫權則可能成其大業，孤軍作戰，則全然沒有希望。惟有孫吳，既沒有曹操那樣的能量和戰略，又沒有劉備那樣的誌向與安排。所以寄情於劉備一方的讀者，讀《三國演義》，讀來讀去，就說這孫權是一根攪屎棍子，正是這根棍子，把劉備與諸葛亮的戰略搞得七零八亂。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講，不是曹魏打敗了蜀漢，而是孫權打敗了蜀漢。畢竟襲取荊州的是他，火燒連營的是他，使蜀漢元氣大傷終於無法恢複的也是他。站在孫權的角度看，先安東吳、後安天下，無疑也是他惟一可以選擇的道路。以東吳的實力、影響、形勢和與曹、劉的對比而言，不走這條路又能怎麼樣呢？孫權不是一味保守的人，他的先安東吳，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 如果是消極的，怎麼會去全力奪取荊州呢？又怎麼能極力與曹操對抗甚至主動發起過與曹操的大戰呢？但先安東吳後安天下，卻又是一條堅定不移的方略。這方略要不左不右相對穩定才行。左了，置江東利害於不顧，就有可能成為西北的馬超;右了，隻圖一時安樂而無所作為，又有可能成為荊州的劉表。孫權不是馬超，也不是劉表，而是與曹、劉鼎足而立的一方之主，實在與他的這個戰略有莫大關係。戰略定位，表現得最突出、最鮮明、最生死攸關的則是蜀漢一方。劉備自是人中之傑，又有皇叔的身份，但他在得到諸葛亮的幫助之前，雖然有關羽、張飛、趙雲、簡雍、孫乾這樣的文武臂膀，卻是屢戰屢敗，不但屢戰屢敗，而是敗得很慘，好幾次弄得孤身一人逃亡，連夫人、兒子都顧不上了。不但敗得很慘，而且敗得很“辱”。以劉備的性情，他是最瞧不起呂布的，但因為與袁術作戰，勢單力孤，戰不能勝，敗不能降，處在二難境界，好不淒慘; 多虧呂布用轅門射戟的方法，幫了他一次大忙。劉備看不起呂布，他本人雖不曾多說，但看張飛的表現，就知道這呂布在劉氏集團眼中，不過是個“三姓家奴”，純純粹粹一個小人。可憐可歎的是，到了緊急關頭，竟然要這小人相助，其中的苦處，大約隻有劉備本人才有最深的體會。劉備看不起呂布，也不見得看得起袁紹、劉表。但因為連戰連敗，屢敗屢戰，沒有辦法，隻能投了袁紹，又投劉表。投袁紹，如同卵在石上，整日裏小心翼翼，還怕惹出事情。這一時期的劉皇叔，可說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動輒得咎，處處碰壁。造成這種境況的原因固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一個明確有效可操可用的戰略定位。而這個戰略定位，終於在他見到諸葛亮時，由孔明先生用最清晰最有力最簡潔的語言表達了出來。這就是名垂千古的《隆中對》。《隆中對》並非演義者杜撰，也見之於史籍，陳壽《三國誌》和毛批本《三國演義》，文字相差無幾。《三國演義》中寫道: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 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裏，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暗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即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惟將軍圖之。”這一篇《隆中對》，真是妙不可言。劉備聽罷，喜不自勝。《三國演義》與《三國誌》對劉備此時的反應，各有描述。《三國演義》上說: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睹青天。但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陳壽的《三國誌》，沒有這許多話，隻寫孔明“隆中對”畢，先主曰:“善！”雖僅一字，卻一字千鈞。《隆中對》確實說到劉備內心深處，不但搔到癢處，簡直就是醍醐灌頂。這一字之答也與劉備的身份十分相符。劉備接受了諸葛亮的戰略定位，從此開始走出逆境，個中雖有幾番曲折，畢竟為蜀漢的興起提出了方向性保證。遺憾的是，孔明對這一戰略思路是堅定不移、始終不渝的，而劉備和他手下的一些大將，對這一戰略的認知程度卻各有不同，執行起來也有偏差，甚至有很大偏差。正是這些偏差斷送了荊州，又險些斷送了整個蜀漢的命運。雖然經過諸葛亮的極力挽救，但那曆史性傷害已然是不能全然恢複的了。對這戰略造成重大危害的，乃是劉備手下第一員大將，照《三國演義》的說法，也是他情同手足的兄弟關羽。關羽在守衛荊州這個戰略基地時的所作所為，正是對諸葛亮上述戰略方針的一個逆動。當初劉備入川時，留守荊州的責任主要是交給諸葛亮的。後來，劉備在取川的過程中發生困難，派關平送信，請孔明率軍入川。於是: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地，幹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言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將玄德書與眾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托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齎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見雲長說個“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吾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哪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靡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人輔佐雲長，同守荊州。應該說，諸葛亮的這個戰略，有其成功的可能性。或者反過來講，對於劉備而言，是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戰略定位了。其實，關羽和諸葛亮，在對荊州乃軍事重地甚至是蜀漢命脈這一點上並無分歧;即在“幹係非輕”“責任非輕”這個層次，關羽與諸葛亮的意見毫無二致。但在如何完成這重任的方略上，二人的見解顯然並不一致。雖然關雲長有不怕死的決心，又表示接受諸葛亮的誡告，然而，從他後來守荊州的所作所為看，他是違背了這一關鍵性戰略的。雖然，他取得了“水淹七軍”的成功，有震動華夏之影響，但距這次大勝仗不過四個月時間，他便丟了荊州，也丟了性命。關羽丟了荊州，又被孫權殺了頭，這是劉備不能接受的事實。於是不聽勸阻，全力伐吳，但結果也是悲劇性的。造成悲劇的，同樣與違背“東和孫權，北拒曹操”的戰略定位因果相關。劉備一生，作戰雖多，勝的卻少，然而，像火燒連營這樣的大敗，他也是從來都沒有遇到過的。劉備在戰後不久，死在了白帝城。臨死之前把蜀國軍政托付給諸葛亮。從此，諸葛亮擔負起了保衛蜀國進取中原的全麵責任。諸葛亮負起蜀國的全責，其方法依然是《隆中對》的本意。於是才有安居平五路之舉，又有七擒孟獲之效，此所謂“西和諸戎，南撫彝、越”。但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東和孫權，北拒曹操”，隻是《三國演義》寫來更為精彩迭宕不已。2.得才者勝，失才者敗人才問題，是個大學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當然，士兵也重要，基礎性工作也重要。但沒有傑出的人才，則可能有成績，難於有奇跡;可能有小發現，難於有大發明;可能有平平常常的工作效率，難於有突飛猛進的轟動效果。人才重要，所以有人說，所謂競爭，本質上乃是人才的競爭。這一點，三國的曆史可以證明，其他無數的曆史也可以證明。人才重要，發現和使用人才又是一門大學問。如何發現人才，如何使用人才，如何使人才的才能得到最大的發揮，都是看時容易、做時難。人才重要，人才本身又不可能沒有毛病，有些毛病，屬於個人私事，有些毛病，還可能有礙於政事的順利進行。所以，古人又有“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之論。李世民還有一個高見，叫做“用人如器，各取所長”。這就是說，人才固然重要，組合尤其重要。好比美國NBA籃球賽，沒有巨星固然不行，隻靠明星還是不行。一些球隊，明星一人一場可獨得三四十分，但他的球隊還是輸;另一些球隊，雖然缺少明星，但組合得好，攻防平衡，進退有序，雖無巨星，照樣贏球。可見隻有人才不行，還要加上科學的組合才能發揮這人才的更大的效應。三國是一個鬥爭極其激烈，而矛盾又特別複雜的時代，對於這樣一個時代，沒有人才，絕對要輸。即使有人才，不能留住人才，還是要輸。能夠留住人才，但不能真正地重用他們，也是沒用。能重用人才，但缺少科學的組合，同樣不能發揮人才的最大效應。要說勢力強大，董卓可說首屈一指，然而，失敗得也快，其中一大原因，即沒有什麼真正的人才可用。要說人才眾多，袁紹集團可說不輸於任何一個對手。武將中不但有顏良、文醜，而且有張這樣的勇將，甚至連趙子龍以前都在他的軍中。但他雖有猛將而不能用，結果，顏良、文醜雖勇冠三軍，難逃被陣斬的命運;張在袁營中沒甚作為，投降了曹操，就成為曹營中著名的五良將之一;而趙雲一旦離開袁紹，馬上大放光彩。袁營中的謀士同樣如此，謀士多，好主意更多，然而，幾乎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人才之亡，便是事業之亡，袁紹落得那樣的下場，亦在情理之中。曹操、劉備、孫權，則個個為知才愛才之士，但三個人的作風和風格又有所不同。孫權是知人善任，曹操是惟才是舉，劉備是愛才如命。曹、劉、孫三人相比，孫權的本事最是不濟。文韜武略，自然不是曹操的對手，就是和劉備相比，也相對遜色。詩他是不會作，文章也不見其名，當然更沒有給《孫子兵法》作注這樣的雅事了，連劉玄德遺囑那樣打動人心有深意的話，他也說不出來。本人雖然也親臨過戰場，然而，卻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勝績。倒是有時打了敗仗，被人家追得狼狽不堪，若非部將相助，性命都有危險。然而，江東事業卻未曾動搖，雖有危機，總能化險為夷。與劉備爭荊州，勝利的是他，與曹軍對壘赤壁，勝利的也是他。與劉備大戰虢亭，勝利的還是他。其實這幾次大戰，他都沒有到前線去，這不是說因為他生得古怪—碧目紫髯，於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上帝對他格外青睞，而是他知人善任，用人恰到好處。這一點，不但袁紹、孫策、呂布等人比不過他，就是曹操、劉備似乎也比不過他。倒是他的哥哥小霸王孫策對他的這一長處，深有了解。孫策將亡，將大事托付他的時候，對他說:“若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他母親哭著說:“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複如何？”孫策對他母親說:“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周瑜、張昭在孫策時代，雖有貢獻，不甚突出。但在孫權時代，都成為一時的風雲人物，內事張昭得力，外事周瑜建功，都與孫權善待人才有必然關係。孫權不但愛護人才，而且善用人才，而且不用則已，一用就連用四位傑出的人物，從而使江東數十年間，可以無憂矣。這四位傑出的人物是: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周、魯、呂、陸在不同時代，個個可謂江中之龍，山中之虎。而且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經曆不同，與孫家的關係也不同。但個個都被賦予重任，使他們得以各展其才。對此，《容齋隨筆》的作者洪邁曾發表議論道:孫吳奄有江左，元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與國為存亡之臣也……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為威名將，曹操、劉備、關雲長皆為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為吳，非偶然也。雖然如此，內部也不全然平靜。周瑜固然是孫策時的舊將，深得孫策信任，但在東吳，還有資格更老的人。比如程普、黃蓋、韓當，都是孫堅時代的舊勳。到孫權掌握權柄的時候，他們已經是三世老臣了。赤壁大戰，孫權以周瑜為大都督，以程普為副都督，程普就不服氣，以致周瑜升帳議事的時候，他本人也不出席，而是叫兒子代替自己。後來他兒子把見到的情況向他作了報告，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於是程普大驚:“吾累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能如此，是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而“瑜亦遜謝”。所謂周郎懦弱，似和他的儒雅風格有關，大約也和他身體不好有關，否則不致於那麼年輕就謝世於吳。《三國演義》上描寫諸葛亮三氣周瑜，不過是文學上的肆意發揮罷了。周瑜年輕，在老一代將領中威信不足，但他確是極有才幹的將才。赤壁大戰的勝績主要歸功於他。照《三國演義》的意思，赤壁大戰的主角該是諸葛亮。你看，“借箭”的是他，“借風”的還是他。“借箭”還不足以表示孔明的智慧遠在周公瑾之上，“借風”簡直就是救了周瑜的命，也救了東吳的命。 然而，曆史上真正草船借箭的不是孔明，而借風之說，也是被誇大了的，甚至被神化了的。赤壁大戰，主角是周瑜，配角是魯肅、程普、黃蓋、孔明等。這一點，讀一讀《三國誌》是會明白的，細想《三國演義》也會明白。赤壁大戰，曹操敗得很不光彩，但也不像小說上說的那樣的慘敗。如果真的83萬人馬剩下20餘騎，那麼孫、劉為什麼不窮追不舍。一個火燒連營就使蜀漢損失了元氣，而赤壁戰後，魏國依然強大，該打敗馬超還打敗馬超，該大戰濡須還大戰濡須，而威震逍遙津的曹軍主帥，不過是曹操手下的大將張遼罷了。周瑜是赤壁大戰的主帥，還可以以曹操的書信為證。曹操這樣評價敗給東吳之事，說: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但也不能把赤壁之戰說得小而又小。說得大了，無法解釋曹軍潰敗而劉、孫聯軍為什麼不乘勝而進;說得小了，又不能解釋緣何自經此後，短時期內，曹操不再有力量滅亡孫、劉。周瑜是赤壁大戰的主角，而他的名聲也由此而大幅度飆升，所以曹操才說他“虛獲此名”。周瑜獲此功名，有孫權的功勞在內，正是由於孫權的充分信任，周瑜才得以大展其才。《三國演義》這樣寫道:權拔佩劍砍麵前奏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曹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即封瑜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讚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瑜受了劍，對眾言曰:“吾奉主公之命，率眾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遲誤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孫權全力信任周瑜，周瑜始得全心貫注於赤壁戰事。倘或孫權竟如宋高宗趙構一樣，就是有十個周瑜，也會被斬於風波亭的。周瑜是孫策舊部，本人的基礎也不錯。魯肅的情況就要差些，而且看周瑜兩次向孫權推薦魯肅，知道他在東吳的知音不多，發展也不順利。但他終於被孫權所賞識，雖然借荊州給劉備這件事，在孫權心裏無論如何是不能平衡的，但他對魯肅自始至終予以信任，而魯肅也沒有辜負他的信任，在東吳最關鍵的時刻，全力支持了他。這一點，稍後再講。呂蒙出身步伍，年輕時沒有文化，不好讀書，照古人說法不過一介武夫而已。因此，魯肅這樣有文化的主將是不屑於與他深談的。 但他後來折節讀書，發生質的變化，以致於連魯肅都要感歎說:“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今日阿蒙非昔日吳下阿蒙者也。孫權信任呂蒙，不似信任周瑜、魯肅，所以當孫權將奪取荊州的重任交給他的時候，同時也派自己的弟弟孫皎與之共同領兵。對此，呂蒙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這件事，《三國演義》作如是說:孫權召呂蒙商議曰:“今雲長果撤荊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設計襲取荊州。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前去，如何？”孫皎字叔明，乃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豈不聞昔日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事雖決於瑜，然普自以舊臣而居瑜下，頗不相睦，後因見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親勝於普，恐未必能相濟也。”於是，孫權大悟，獨任呂蒙，從而成就了對於東吳生死攸關的一大戰事。陸遜的情況，與周瑜、呂蒙都有些相似。陸遜年輕而才華過人，論其文韜武略，大約可以和諸葛亮、司馬懿排在同一個檔次。因為他年輕，孫吳功勳卓著的舊將中難免有不服氣的情緒。然而孫權對之能夠做到用而不疑，從而也給他在對蜀作戰中以最有效的支持。隻是到了後來，孫權因為家事不良，自己的疑心日重，他與陸遜的關係終於沒有做到善始而善終。由此可知，所謂帝王的知遇與信任，本質上總是靠不住的。孫權善用人，不但表現在對周、魯、呂、陸四位大將身上，對於甘寧、周泰、淩統、潘璋，以及張昭、顧雍等，無不體現了他的這個特點和精神。周泰，也是一員猛將。但他出身寒門，就有一些貴族出身的人不服。然而，孫、曹在濡須大戰，孫權被圍，萬分危急，正是這周泰，拚著死命，將孫權救出。戰罷，孫權設宴，“感周泰救護之功”，並且“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麵”，說:“卿兩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槍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說畢，又讓周泰解開戰袍，將身上的傷疤一一指給將士們觀看，但見周泰的“皮肉肌膚，如同刀剜，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傷痕，一一詢問，且問一處傷，便請周泰吃一觥酒，周泰不覺大醉。孫權又賜以青羅傘，讓他“出入張蓋，以為顯耀”。孫權其人，不似劉備那般愛哭，愛講些仁義道德的話，也沒有曹操那樣的學識文彩，動輒頒令嘉獎， 他最好的方式是以事實服人，所謂事實勝於雄辯。雖然沒有多說什麼，但那意思，已經夠了。曹操愛才，則是另一個路數。如果說，孫權的愛才，有些領主氣，那麼，曹操的愛才，就多有帝王之氣。他最突出的表現，則是惟才是舉。什麼叫惟才是舉？ 說白了，就是不問出身、品節，以往行狀有無過失，是否合乎舊有傳統標準等，一句話，隻要有才，曹某人就予以使用。惟才是舉，如果處在秦始皇時代，也許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出在東漢末年曹操身上，就來得尤其不尋常。自劉邦建立漢王朝，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國社會已經有了極深極重的儒學傳統。而所謂儒學傳統，集中到一點，就是重德而輕才，或者說重才更重德。不論哪種說法，反正是無德不行。漢代對知識分子的使用，要看你經學學得如何？所謂經學，就是儒家經典之學。漢代知識分子的選用，叫做舉孝廉。因此，孝這種事，實在大而又大，無論是誰，如果有不孝之名，那麼仕途的大門就對你關上了。其實曹操本人也是孝廉。當他父親經過徐州時，徐州刺史陶謙專門派人保護他一家的安全，沒想到，護送的人馬作亂，他父親等人反而被殺。曹操於是憤而發兵，且全軍戴孝，要對徐州屠城。這一方麵證明那個時代政治的嚴酷性，另一方麵，也說明孝道在社會輿論方麵確實具有極重的分量。曹操的不凡之處在於，他處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不僅提出惟才是舉的用人標準，而且既能言之，又能行之。曹操的成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曹操實行惟才是舉的政策，因而他手下謀士最多，猛將也最多。一些極為有名的文臣武將，如荀、賈詡、張遼、張、徐晃、許褚、龐德，原先都不是他的屬下。然而，這些名將與謀士在別的地方，無所作為，到了他這裏，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我們讀《三國演義》，總是感覺曹操一方兵多而將廣;孫吳一方，常常處於守勢; 而劉備一方，數來數去，隻是那幾員大將，初時隻是關、張，後來有了趙雲，再後來有了馬超、黃忠。雖經作者極力渲染，不免總有大樹孤零、捉襟見肘之感。曹操的情況就不一樣了。你有關羽，他有曹仁，你有呂蒙，他有張遼，你有張飛，他有張，你有馬超，他有許褚，你有周泰，他有典韋，你有甘寧，他有徐晃—總而言之，是你有來言，他有去語，言來語去，讓你占不到上風。雖然《三國演義》曾借禰衡之口，大罵天地雖闊，曹瞞手下無人。曹操不同意這看法，他說:“荀、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為從事，於禁、徐晃為先鋒; 夏侯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能謂天下無人？曹操愛才，能得死士。雖然曹操、劉備都曾打過敗仗，都有倉皇逃命的時節，但看《三國演義》，總不免給人這樣的印象:每每劉玄德逃命之時，身邊的那幾員天下聞名的勇將，總是不在身邊，不是保護婦小去也，就是別有公幹去了。而曹操亦多有敗時，每到生死攸關的時刻，便有身邊的大將舍命相救。其中最為動人的情節，莫過於昔日勇追董卓之時，因為兵少勢孤，被呂布打敗，單人獨騎逃跑，馬又受傷，人又中箭，真個是死神隻在頭上飛舞。當此萬分緊急之時，“隻見一將飛馬而來，揮刀砍死兩個步軍”，曹操看時，卻是曹洪。此時曹洪雖到，而險情猶在，曹操身上有傷，胯下無馬，於是便對曹洪說:我死在這個地方了，賢弟你快走吧！曹洪說，請您上馬，我願意步行保護您。曹操說，如果賊兵追來，你會怎麼樣呢？曹洪道:“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曹洪以死挽救了曹操，在他心目中，他的價值和曹操的價值不能相提並論。曹操一生得敢死之士相助，未止曹洪一人， 除許褚、典韋外，還有夏侯、夏侯淵、徐晃和龐德等。這幾位不怕死的將軍中，龐德是一員降將。其實，曹操手下，降將甚多。史書上稱張遼、徐晃、於禁、樂進、張為曹軍中五良將，而這五良將中，即有三位屬於降將。曹操接受降將，而且因才錄用，敢於放手使用他們，從而使自己的人才隊伍越來越大。但比較起來，這龐德總有些特殊的地方。龐德原本是馬超的部將，也曾在渭水、長安一帶和曹軍大戰，後來隨馬超入漢中，降了張魯。《三國演義》寫他與曹軍戰，為曹操所擒。曹操不殺他，反而為他解縛，拜為將軍。後來曹操派於禁增援受關羽包圍的曹仁時，點於禁為將，選他做先鋒，他很滿意。隻是曹操聽了於禁的話後，又有些動搖，不想讓他去了，他情緒激動，“免冠頓首，流血滿麵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見，恩已斷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將亡，孤身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異誌？惟大王察之？’”因嫂不賢便可以醉中殺嫂的人，那性情可知了。昔日隨馬超時，亦是勇悍非常。而今日折服於曹操，雖肝腦塗地而不悔，必有原因在內。內中有什麼原因，演義不曾多講，故此情此景來得有點突兀，但曹操待他不薄，是確定無疑的了。於是這龐德便命人做了一口棺材，抬棺赴敵，以示必死之決心。到了前線，果然神勇非常。後來，關雲長水淹七軍，於禁降了，他就是不降；且大罵不絕，被關羽所殺，可說言行一致，成就其一段人生輝煌。消息傳到許都，曹操為之流涕，又感歎說，“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德耶？”曹操哭賢才猛將，這不是第一次。昔日典韋為救他而死，他的長子和侄兒也死於戰場，然而，他首先要祭奠的是典韋，聲言最令他痛心的也是典韋之死。前有典韋，後有郭嘉。郭嘉死於疾病，令他痛心不已。到了赤壁兵敗，想到郭嘉昔日輔佐自己的情形，不禁悲自衷來，又痛哭一場。曹操愛才，尤其表現在對關羽的態度上。《三國演義》為了表現關羽的忠心不背舊主，義膽不負仁兄，極盡文學之能事，反反複複寫曹操待他不薄，上馬贈金，下馬贈銀，高軒美女，錦衣寶馬，禮多情重，拜將封侯。然而，這一切都打不動關夫子。但平心論事，卻又從另一個側麵反映出曹操的愛才之心。尤其難得的是，關雲長聽到劉備的消息，馬上求去，他避而不見，關羽便掛印封金，不辭而別，曹操並沒有追殺關羽，而是放他一條生路。可以說，沒有曹操的愛才之心，就沒有關雲長後來的種種事跡。《三國演義》大寫華容道關公義釋曹操，那個“義”字背後，也包括有昔日曹孟德禮賢下士的成分在內。曹操能詩，是大詩人，曾有詩雲: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因為有這樣的胸襟，他對於昔日的仇敵，是可以諒解的。與他有殺子之仇的張繡，不但殺死他的子、侄，而且還殺死他心腹愛將典韋。然而，張繡既降，他便不念前仇，不但不計前仇，還“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這個不算，當他與袁紹官渡大戰時，因為張繡力戰有功，又遷升破羌將軍，再隨曹操破袁譚於南皮，“複增邑二千戶”。陳壽據此，特別指出:“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想當初與張繡作戰，曹操沒占到便宜，幫助張繡最有力的是他的謀士賈詡。這賈詡足智多謀，讓曹操吃了不少苦頭。後來賈詡隨張繡降了曹操，同樣受到重用，或者說更受重用。《三國演義》第68回中有這樣一段故事: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群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為王”……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史載曹操共有25個兒子，但有資格立為世子的，隻有卞氏所生的3個兒子，即長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曹彰是員虎將，“少善射禦，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因為胡子生得色淺，被曹操呼為黃須兒。曹操曾問兒子們的誌向，獨他回答:“好為將。”曹操問他:“怎麼為將呢？”他回答:“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於是曹操大笑。雖然大笑，內心是不讚成這個兒子的了。所以世子的位置，與他無涉。倒是三子曹植，秉賦極高，才俊風流，為曹操寵愛。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史稱三曹，文章冠於天下。若論才氣之高，詩文之妙，不要說曹丕，連曹操恐怕都不是曹植的對手。於是世子之位，便有了爭議。偏這曹丕，雖然文才比不過兄弟，但論心計二字，卻又要高出曹植未止於三等了。《三國演義》中所講，曹丕所求助的人中，頭一個就是賈詡。為世子之位而求賈詡，可知賈詡在曹氏集團中必然有相當的地位，而且，他找賈詡算是沒有找錯人，賈詡果真實實在在幫助了他。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隻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為王世子。這描寫是太過戲劇性了，然而，說起來，卻又有趣。查一查《三國誌》賈詡傳，知道這是史有其載的。而且，獨賈詡與荀、荀攸合傳，可知賈詡的地位，在曹魏時代，確實非同尋常。曹操愛惜人才，但不姑息他們的行為，而且惟法是依，獎罰分明。這一點，也是他帝王之氣的表現，既與孫權不同，更與劉備不同。孫權用人，有時會姑息這人的錯誤，有罪不罰，以此示寵。劉備愛才，有時弄到是非不明、情大於法的地步，這一點，在《三國演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劉備一生，最倚重的雖是孔明，最親近的卻是關、張，尤其是關羽。然而，論對蜀漢的貢獻，關羽確實功勞不多，過失不小。占據荊州的功勞，在於孫、劉聯盟，這不用說了。奪取西川的功勞，也與關羽無關，立下大功的乃是黃忠、馬超、張飛、魏延和孔明、法正、龐統這些將軍謀臣。關雲長的功勞，似乎主要是道義方麵的，如過五關斬六將之類。而他在華容道義釋曹操，這義字就值得研究。這與其說是對劉備的義，不如說是對曹操的義，與其說是對曹操的義，又不如說是對他本人的義。關羽得到義名，卻為劉備放走了大敵。這原本是絕對不能原諒的。試問，如果夏侯、曹仁幹了這樣的事，曹操能容忍嗎？如果周瑜、魯肅幹了這樣的事，孫權能容忍嗎？他們不能忍，但劉備能忍，而且對此渾不在意，孔明要行軍法，他還要一勸再勸，一直弄到關雲長如沒事人一樣方才了事。這一點，劉備就比不過孫權，更比不過曹操了。曹操是有過必罰，有功必獎。我們看《曹操集》，讀到《請封荀表》、《請封荀攸表》、《表稱樂進於禁張遼》、《表論田疇功》、《請追贈郭嘉封邑表》《夏侯淵平隴右令》、《假徐晃節令》等，可以知道，在曹操手下做將軍是很有前途的，那論功行賞的風格，和漢高祖劉邦頗有些相似。然而，他也逼殺功臣。這一點，在《三國誌》上也有顯現，而《三國演義》把這方麵的問題無疑是更誇大化了。帝王之氣，帝王的人才政策，原來就該包括殺功臣這一項在內。如果說，三國時的幾位開基立業人物，殺功臣不多，那是因為“時機”未到，畢竟他們還沒統一天下嘛。對此，本章的末一段中另作分析。如果說曹操的愛才、用才，屬於帝王之氣，那麼，劉備的愛才、用才，就體現了賢君之風。表現在對待人才的態度上，就不但是知人之深，尤其是愛才之切。孫、曹、劉比較，孫權的愛才是最少感情色彩的。你能幹，我用你，而且信任你，完了。曹操的愛才是最有表現色彩的，我用你，我還要充分說明我為什麼用你。如他用荀，荀的見解很合他的心思，他就說，你真是我的子房啊！他用許褚，許褚大刀一舞，斬殺兩員敵將，他又說，真是我的樊噲。子房即張良，樊噲即鴻門宴上救劉邦的那位屠夫出身的猛將。你曹操是什麼人，張嘴就是我的子房，閉嘴就是我的樊噲，但在曹操那裏，卻又平常得很，他就是要這樣表現自己，雖然不是帝王，但很有帝王的氣派。劉備愛才，以情為主，他是真愛，見了才就有些走不動路，非把這人才請到自己這裏，他才吃得下飯，睡得著覺。這個就叫思賢若渴，愛才如命。愛才當然要知才，知道什麼是人才，什麼不是人才。劉備知人，在《三國演義》上也是出了名的，至少諸葛亮對他知人善任這一點很佩服。看《三國演義》的情節，十有八九，高明的是孔明，平庸的是劉備，惟有知人這件事，劉備比諸葛亮高明得多。比如《三國演義》中的一個重要人物馬謖——說他重要， 因為他雖然出場不多，但在兩個關鍵性的場合有重要的作用。一個場合，是諸葛亮即將南征孟獲的時候，曾與馬謖有一段對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複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兵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統大兵前進。馬謖的這番見解，真真是很了不起的。馬謖與孔明在這一點上，深深地契合，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於是二人有了不同尋常的相知感。可是，劉備卻不欣賞馬謖，白帝城托孤之時，還特別告誡孔明，說馬謖其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後來，孔明還是用了馬謖，派他和王平去守街亭，結果，果然打了敗仗。孔明反思劉備之言，不免痛徹肺腑，自責不已。其實，這不能說馬謖就不是人才，頂多說他不適於領軍打仗。想當初，劉邦與項羽大戰，蕭何也沒有打過仗，張良也沒有領過兵，但漢初三傑，卻認定以蕭何為首，張良次之，軍功最盛的韓信排在二人之後。彼時封侯封地，蕭何亦在曹參之前，為此，劉邦還有一段“功人”“功狗”之論。假定我們把不可大用理解為不能領軍，恐怕才能說是正確的。但《三國演義》的作者，是認定了劉備知人之明遠在孔明之上的。劉備知人，並非虛話，否則，臥龍鳳雛怎麼能歸到他的名下，關、張、趙、馬、黃也不能成為五虎上將。但他最大的特點還是愛才。這裏先說他和趙雲的關係。趙雲原先在袁紹軍中，袁紹不能用，於是投靠公孫瓚。 公孫瓚又沒作為，這使他很苦惱。依他的個性，他是不願意三番五次改換門庭的，而且公孫瓚與劉備的那種關係，劉備也不能挖公孫瓚的牆角，於是二人的交往，就帶有了十分特別的感情色彩。劉、趙初次見麵，是在戰場之上，書中說，公孫瓚教劉備兄弟“與趙雲相見。玄德甚相敬愛，便有不舍之心。”這不舍之心，就是英雄惜英雄的意思。兩個月後，袁紹與公孫瓚講和，劉備去平原縣上任，與趙雲分手，更是難舍依依。羅貫中沒有說這兩個月劉備趙雲有何接觸，談講幾何， 但雙方的感情已超出一般的友情之上:玄德與趙雲分別，執手垂淚，不忍相離。雲歎曰:“某曩日誤認公孫瓚為英雄，今觀所為，亦袁紹等輩耳！”玄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見有日。”灑淚而別。從“便有不舍之心”到“灑淚而別”，不過六十餘日而已，但惺惺相惜之情，已躍然紙上。此後，劉、趙分離，中間還有一段借趙雲的故事。其實，趙雲之特長與關、張相似，借趙雲與否，並非他決定勝負的惟一選擇，但劉備執意要借趙雲同行，可知其借將的目的並非隻是功利二字。後來，公孫瓚敗死，劉備東逃西奔，二人沒了再見的機會。直到關羽去古城的路上，始有趙雲二次出世，終於成為劉備終身依賴的一員虎將。劉備與趙雲之關係既多且深，而且，仿佛每次關涉劉備幼子的前途之時，都是趙雲舍命相救。長阪坡當然是《三國演義》的精彩之筆，截江救阿鬥，也是《三國演義》著力描寫的筋節之處。舊時代幼主安危便是國家的安危，而每當危機之時必有趙雲出現，可見，劉備與趙雲的關係是非常且又非常的了，以至於很多民族戲劇，不再把趙雲看作是劉備手下的一員虎將，而把他看成是劉備的一個兄弟，說桃園三結義，後補四弟趙雲，俗稱四將軍的便是。劉備、趙雲，除去君臣關係，在讀者一麵看來，還有兄弟情誼。與劉備關係有些特別的，則是龐統。這位龐統先生，一生與劉備相處時間很短，卻兩次—至少兩次—使劉備不快。據說劉備的一大特點就是“喜怒無形於色”。你喜怒無形於色，龐先生偏讓你有形於色，可見這龐統確實與眾不同。龐統初見劉備，劉備便有些不喜，這也難全怪劉備，實在這位龐統閣下，長得有點對不起人。《三國演義》特用12個字形容龐統的雅相：濃眉掀鼻，黑麵短髯，形容古怪。這樣一副尊容，見了劉備，本該表現文明，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但缺少文明，還要“長揖不拜”。於是劉備便有些不悅—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拿出魯肅、孔明書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書中雖未講此時的龐統那形容又是怎樣的古怪，但聽這句話，可以想像那態度一定十分不雅，於是劉備便叫他到耒陽當縣宰去了。龐士元當縣宰，屬於大才小用，所以他隻是一味飲酒作樂，不議政事。劉備聽了，十分震怒，“遂喚張飛，吩咐:‘引從人去荊南諸縣巡視。’”結果，龐統先生以自己的超凡才能，使張飛和同行的孫乾開了眼界，長了見識。他說:“量百裏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齎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這張飛一見驚服，馬上與孫乾回荊州見劉備。張飛大驚，劉備更驚，口呼:“屈待大賢，吾之過也。”劉備知過即改，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將，倚為股肱。劉備入西川，留孔明守荊州，帶龐統在身邊。取西川是劉備一生中最得意的階段，偏這龐統又在一次宴會上惹劉備發了脾氣。事見《三國演義》第62回。當時，正是劉備“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為樂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犯，幸勿掛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這件事，《三國誌?龐統傳》亦有記載，並不是羅貫中的杜撰，但文字有所不同。 《龐統傳》稱劉備既逐龐統，“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複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這寫法似更有精神，更見龐統個性。寫二人和好，也有所不同。《三國演義》上說劉備公然認錯，“昨日之言，惟吾有失”。《三國誌》不是這寫法，它說的是，“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於是“先主大笑，宴樂如初”。兩相對比，還是《三國誌》寫得好，因為劉備龐統表現得好，畢竟曆史勝於巧辯者也。不論如何，劉備愛才與大度的形象是完成了。曹操的用人，是不問賢劣， 惟才是舉;劉備用人，則不分老幼，一視同仁。劉備的五虎上將中，就有一位老將黃忠。我們看《三國誌》，知道黃忠的年齡並非七老八十，他去世的時候，不過61歲。但他確實成名很晚，定軍山大戰的時候，按當時的算法，確實是一位老人了。劉備重用黃忠，不嫌他老，這證明了劉備的眼光，也給了黃忠一次次曆史性機遇。黃忠既已立功，他還要重獎，讓他做五虎上將。雖然這任命很可能會引起關羽等人的不滿，但他從自己的人才觀出發，也一定要堅持。劉備用黃忠，不表明他隻喜歡老年人，實際上，蜀軍的謀臣將領中，年齡大的固然有幾位，但更多的還是年輕人。諸葛亮出隆中時，不過27歲，龐士元在西川故世時，不過36歲。這個不說，單說劉備取了漢中，乃是他事業的一個裏程碑式的大勝利。那麼，漢中太守，就成為眾人矚目的職位。劉氏集團中，關羽地位最為顯要，但他已經負起荊州重任。關羽以下便是張飛，那麼，守漢中之責，就應該非張飛莫屬了。這安排對於劉氏集團而言，不但順理成章，而且連張飛本人也以此自命。但劉備卻沒有安排張飛，而是起用了魏延。魏延當時隻是個青年將軍。劉備看中了他，又大膽起用了他，從日後的種種表現與效果來看，劉備起用魏延，確實很有道理，也很有遠見。寫劉備求賢若渴，愛才如命，莫過於寫他與諸葛亮的關係。單是三顧茅廬一事，已然使劉備愛才的形象大放光彩。諸葛亮號臥龍，龐統號鳳雛，劉備第一次聽到“伏龍、鳳雛”的名號還是在一個極為特殊的曆史階段和曆史時刻。講極為特殊的曆史階段，是說劉備自起兵以來，幾經挫折，幾經失敗，先投公孫瓚，後投曹操，再投袁紹，又投劉表，東奔西走，沒有建立起自己的一片基業。可以說，此時的劉備是再也輸不起了，荊州對他來說，已經是最後一次機會。抓住這機會則生，否則，便是滅亡。講極為特殊的曆史時刻，是他剛剛被蔡瑁追殺，幸而他那一匹良馬，使他馬跳檀溪，僥幸得脫。如果說，特殊困難的曆史階段已經表明，他沒有什麼退路了，那麼這種特殊的曆史時刻更使他有刻骨銘心之想。而就在此時，他來到了“水鏡莊”，見到了水鏡先生。這先生仙風道骨，好不飄逸。更絕妙的是他的一篇人才宏論，聽得劉備有如大夢初醒。這先生說，玄德落魄，“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不能同意這看法，他回答說:“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之流，竭忠輔相，頗賴其力。”文有孫乾、糜竺、簡雍，武有關、張、趙，怎麼能說不得其人呢？但水鏡先生不這樣看，他說，關、張、趙，皆萬人敵，惜無善用之之人。若孫乾、糜竺等，乃白麵書生，非經綸濟世之才也。這就是說，這些人才還不夠，還要有天下奇才相助才可。可是，這天下奇才在哪裏呢？是誰呢？話說到此處，劉備的心自然奇癢難熬，所以急忙問道:“奇才安在？果係何人？”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這等奇人而今安在？所以劉備追問，而伏龍、鳳雛是什麼人呢？偏這水鏡說到關鍵地方，便戛然而止，他不說了。隻是惚兮恍兮地撫掌大笑曰:“好！好！”然後，就請劉備休息。劉備哪裏睡得著。但也沒有辦法，而伏龍、鳳雛之名，對於劉備而言，自是如雷貫耳，寤寐難忘，而對讀者而言，也一下子被吊起了胃口。先有水鏡的提示，後有單福即徐庶的推薦。徐庶出場雖不是大文章，確又係大關目，而且先是不慌不忙，幫著劉備打幾個漂亮仗，於是引起曹操警惕，想方設法要把徐庶弄到自己這一邊來。徐母既被曹操“請”去，徐庶又是大孝之人，徐庶必定離開劉備，劉備又不能也不願強留徐庶，仿佛一場喜宴忽然驚散，此時的劉備真正是悲痛交集，莫辨東西南北。而此時徐庶心情之複雜也不會弱於劉玄德的。在此關鍵時刻，他想到了伏龍—隱居隆中的諸葛亮。於是向劉備鄭重地推薦了孔明，而且自己繞道隆中，又親自請孔明出山。孔明不肯出山，劉備又怎肯甘休。於是三顧茅廬。劉備三顧茅廬，證明了他真正是一位惜才愛才求賢若渴愛才如命的性情中人。從而使他在三國時代英雄輩出的曆史畫卷中，具有了特殊的風采。這個且不說。到了白帝城托孤之時，劉備又有驚天動地之論。那文章同樣寫得如癡如醉如泣如訴。且說劉備—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歎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聖人雲:‘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這話石破天驚，難怪天資穎悟如孔明都“汗流遍體，手足失措”。君臣知音如此，至少自秦始皇統一六國至清帝退位的2100多年中，未曾見過的。3.妙算者勝，失算者敗六大名著中，《金瓶梅》、《紅樓夢》與戰爭無關，《儒林外史》少有戰事，意不在彼;惟《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可稱言戰之書，言戰盡管言戰，三書的差別也大。《西遊記》屬於神怪小說，神鬼參與其間，雖然打得熱鬧，最好看的還是一個“神”字。畢竟神仙參加，通常意義上的戰略戰術就有些不濟事。不管什麼戰鬥，打到最後，準是神通大的一方勝。其意若曰，你神我也神，看誰更其神乎其神。最神的當然是如來佛，任誰都不成的時候，就該佛祖出手了。孫悟空大鬧天宮，誰拿他也沒辦法，怎麼辦？佛光一現，馬到成功。所謂孫悟空一個筋鬥十萬八千裏，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在《西遊記》裏，這是一種“真”事。而且，頭頭是道，不怕你不信。次一等的問題，菩薩可以解決，孫悟空沒了辦法，就請菩薩幫助。菩薩雖然不像如來那樣萬能，但那神通，依然了得。此外，更有些五行相生相克、鹵水點豆腐式的存在方式，觀之令人開心發笑，想來也算合情合理。比如蠍子精雖然厲害，遇到昴日星官就沒“瞎”了，與自然生態中雞專能吃蠍子的情形一樣。火焰山固然難過，禁不住有火的扇子，青牛精厲害無比，就怕穿鼻孔的圈子。孫悟空會變，二郎神也會變，你變兔子他變鷹，你變老鼠他變貓，你變狐狸他變老虎，你變草魚他變水獺，變來變去，最後變回人的本相為止。 至於戰略戰術之類，倒在其次的了。但要有智慧，這智慧雖然不是興邦安國的大智慧，但也不僅僅是小聰明。妙在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才使這神的戰鬥故事更來得妙趣橫生。《西遊記》也有寫戰事寫得很精彩的章節。除大鬧天宮而外，大約三借芭蕉扇是寫得最好最成功的戰例。這就不僅是神了，而且神外有智，神外有勇，神外有情。三借芭蕉扇，不是一味苦打，但也要奮力拚殺。雖奮力拚殺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還要動腦筋，鬥智慧。僅僅有智慧不行，還要出奇製勝，打破常規行事。而且雙方的矛盾形態複雜，在孫悟空這一麵，既與牛魔王有親，又與紅孩兒有仇。親者乃是自己的義兄，仇者又是鐵扇公主的兒子，親仇之間，好難處理。加上對手強大，僅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成功，於是需要有豬八戒的幫助，但這豬八戒偏偏隻擅幫倒忙，結果不免越幫越忙。而且自己既然能變成牛魔王去騙鐵扇公主，那牛魔王又要照方抓藥，變成豬八戒來騙自己。從牛魔王這一麵看，鐵扇公主對於孫悟空，既有失子之恨，和牛魔王又有分居之怨，單靠她本人的力量顯然不是孫悟空的對手，她的本錢是有一柄寶扇。偏這孫悟空不知從什麼地方找來定風珠，使她的扇子由威力無比到無所作為，於是隻好敗歸洞中。敗回洞中，已是飲恨，又著了那孫猴子的手段，被他鑽進肚子裏，弄得心疼腹疼，好不痛苦。失子已是傷心，失敗又要蒙辱。但她的性格特點在於，雖然肚子疼得要死要活，她還就是不肯屈服，終於用假扇子把孫悟空騙了一個不亦樂乎。這故事，就這樣七錯八差，精彩紛呈。到後來，牛魔王有了生命之憂，鐵扇公主便把扇子雙手獻出，表現了她對丈夫的一片真情。隻是故事寫來寫去終於沒能由孫悟空親手了結這段公案，不免有些虎頭熊腰蛇尾之嫌。《水滸傳》也寫戰爭，但它最大的長處卻在於個人間的打鬥，而且打鬥有各種各樣的形式。有代表善與惡的拚命爭鬥，也有英雄好漢之間的誤打誤鬥，有極為激烈的生拚死打，也有帶有濃鬱喜劇色彩的相生相克，還有寫得美侖美奐的比武較量。但說到真正的戰場廝殺，組織大規模戰役，則並非《水滸傳》的長處。縱觀全書，大約隻有三打祝家莊寫得最為成功，隻有東昌府收張清寫得最為眼花繚亂。其餘戰事，如征方臘、曾頭市、大名府、三山聚義，雖有拚命廝殺，但缺少典型戰役風範。不過是複雜化的個人拚殺或概念化模式化的戰爭場麵而已。就是東昌府與張清的較量，依然沒有擺脫武術較量的舊套。雖有些智慧在內，也不過是老套翻新罷了。三打祝家莊寫得好。雖然這戰役的規模實在也算不得什麼，但它妙就妙在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各種戰爭要素，可說無一不備。而且各種軍事要素運用得當，雖枝椏很多，但主脈分明，雙方優劣向著不同的方向轉化，各種因素在這種轉化中順時順勢而又屢起波瀾。從梁山這個角度理解，首先是正義之師，師出有名;其次是同仇敵愾，鬥誌旺盛;再次是有勇有謀，進退有據;又次是先有挫折，但能總結經驗，逐步轉劣勢為優勢。加上分化敵人，內應外合等等。分化敵人，則使己方更強而對手更弱;內應外合，則使對方首尾難顧，應對不暇，真如孫大聖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一般。而且一打、二打、三打，不但節奏分明，而且腳踏實地。這一場戰役，委實讓人信服。而吳用的智慧，宋江的機謀，也惟在這場戰役中來得最有內容也最具風采。真正寫戰爭寫得好，寫成經典水平的，還是《三國演義》。《三國演義》完全可以稱之為古代戰事小說的集大成者。舉凡戰事的方方麵麵，沒有不涉及，也沒有不精彩的。上到戰略，下到戰術，前有戰事，後有供給，大到數十萬軍隊的調度，小到一張弓、一枝箭。可以說，凡戰爭應有者，其必有之，凡戰爭可能者，其必能之。單從戰爭的層次考慮，由戰略開始，爾後戰役，爾後戰術，爾後戰鬥，四個層麵，各個層次都有豐富的內容，生動的描寫，加上出乎意料又合情合理的闡釋，以及令人信服的實現過程。戰略、戰役、戰術、戰鬥，四個層麵的精彩，全賴乎各有英雄人物駐足其間矣。實際上，戰爭的主導力量，還是人，冷兵器時代，人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更直接，也更全麵。雖然說戰略、戰役、戰術、戰鬥，四個層麵，全賴各種人才的支撐，但層麵不同，人才的能級和能量也不同。主導戰略的是戰略軍事家，主導戰役的是戰役指揮員，主導戰鬥的是戰術組織者，主導戰鬥的，則是那些武藝高強有勇有謀有識有膽又有術的英雄將士。《三國演義》對四個層麵都有精心的安排與描寫。但給人的印象，還是精彩的戰鬥場麵最為動人。對這些戰鬥，或明寫，或暗寫，或明中有暗，或前勾後連，或用曲筆，或用直筆，或突發驟降，取雄鷹搏兔之勢，或鮮明對照，使其黑白愈顯分明。《三國演義》中的精彩戰鬥場麵，始於關雲長溫酒斬華雄，采用的卻是暗寫與對比的手段，真的麵對麵的廝殺，則從三英戰呂布始。以後又有小霸王孫策神亭嶺大戰太史慈，猛典韋死命救曹操，夏侯拔矢啖睛，關雲長斬顏良誅文醜，長阪坡趙子龍單騎救主，戰長沙關、黃對刀，孫仲謀大戰張文遠，許褚裸衣戰馬超，張翼德夜戰馬超，甘興霸百騎劫營，等等。這些精彩激烈的英雄搏殺場麵，大都發生在水淹七軍之前。《三國演義》的後半段，雖然也有不少精彩的戰鬥場麵，也有一些馳騁疆場的戰將，如薑維、鄧艾、文鴦、傅僉等人，但總的氣象已大不如前，其在讀者中的影響亦隨之減色不少。這裏且引一事例，以顯其效。事見《三國演義》第53回“關雲長義釋黃漢升，孫仲謀大戰張文遠”，說的是張遼與孫權的一場惡殺。文字無多，但十分精彩。隻說曹、吳兩軍布成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掛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盤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縱馬當先，專搦孫權決戰。權綽槍欲自戰，陣門中一將挺槍驟馬早出，乃太史慈也。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上李典謂樂進曰:“對麵金盔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仇。”話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刺斜裏徑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麵前，手起刀落，宋謙、賈華急將畫戟遮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隻將戟杆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綽軍士手中槍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墮馬，棄卻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趕來。看著趕上，刺斜裏撞出一軍，為首大將，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了孫權。不過幾百個字，卻寫得層次分明，驚心動魄。講到樂進出馬的56個字，尤其不同凡響。先說“一口刀，一騎馬”，又說“刺斜裏徑取”，再說“如一道電光，飛至麵前，手起刀落”，並說“刀到處，兩枝戟齊斷”。難怪毛宗崗批閱至此，連批“寫得駭人”，“更自駭人”，後麵再加一個“更自駭人”。駭人固然駭人，站在樂進角度，卻又真真快意。但從孫權那一麵看，如此風馳電掣，雨打殘花，怎能不怕！可惜，演義的作者對曹營事並不感冒，寫樂進也不十分用心。雖然依史書記載，樂進乃曹軍中五良將中的一員，但在演義裏，他卻是一個不大起眼的配角，甚至連使用什麼兵器，作者也未及仔細斟酌，一會兒讓他使槍，一會兒讓他用刀，一會兒是助戰有功，一會兒又中箭落馬。樂進、樂進，我為你鳴不平。這些勇烈非常的戰鬥，雖然對於三國的興亡盛衰起不到決定性的作用，但因為它們給讀者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一提到三國，馬上就會產生與這些精彩場麵相關的聯想，這正是《三國演義》寫戰爭場麵的成功之處和得意之處。主導這些戰鬥場麵的，在蜀漢則首推關、張、趙、馬、黃，在吳國則以孫策、太史慈、周泰、甘寧最具風采，在曹魏一方，又以夏侯、典韋、許褚、張遼、徐晃、張、龐德、曹洪各有特色。張遼屬大將之才，雖不以勇猛見長，亦不必以勇猛見長。典韋、許褚則十分烈性，狂癡威猛，足稱一世之雄。張、龐德雖是二流人物，可有一流的本領和勇武。曹洪則以效死命於曹操著稱，舍命救主，貴在一片忠心。夏侯表現的乃是一種超凡的勇氣，拔矢啖睛，雖非神武，自有神威。而在曹、劉、孫三方之外，還有一位呂布，雖然那人品實在令人厭惡，但論武力和勇力，都完全可以稱為《三國演義》中第一殺手。戰爭並非隻是衝殺，衝殺上麵還有戰術，而且決定戰鬥勝負的主要的還是戰術。雖勇力不足，但戰術對頭就能獲勝。這不是說衝殺不重要，所謂兩軍相逢勇者勝，在一些關鍵的時刻，還就是需要衝殺，需要勇者以自己的有效衝殺扭轉戰局，決定勝負。但戰術不對，光有勇力則不能有所作為，更不能有大作為。因此，對戰術的描寫，就成為《三國演義》中特有的重點。戰術多種多樣，以逸待勞是一種戰術，誘敵深入又是一種戰術，車輪大戰也是一種戰術，包抄後路還是一種戰術。戰術千變萬化，虛虛實實，明明暗暗，忽前忽後，且奇且正。有些戰術，不經惡戰不能獲勝，如背水作戰，置之死地而後生;有些戰術，則不傷一兵一卒便令敵人聞風而逃，其中尤以趙子龍偃旗息鼓以待強敵，寫得最有膽識;諸葛亮漢水疑兵，寫得最有風采。《三國演義》第72回寫道，曹操既親率大軍來漢水紮寨，趙雲恐孤軍難立，退於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於是玄德孔明來到前線觀察敵軍態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多人，乃回到營中，喚趙雲分付:“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隻聽我營中炮響，炮響一番，擂鼓一番，隻不要出戰。”子龍受計去了，孔明卻在高山上暗窺。次日，曹兵到來搦戰，蜀營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發。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炮。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隻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方才回營欲歇，號炮又響，鼓角又鳴，呐喊震地，山穀應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拔寨退三十裏。這段描寫雖不如後來的空城計更為著名，卻比空城計經得起推敲。空城計不免太戲劇化，仔細思考，便覺得不足為信，而這裏所寫的情節計謀，入情入理有根有據，不由你不信。戰術，用現代人的眼光看，乃是一種特定的戰鬥存在和實施方式，而在古代，又與用計相關。擅長戰術的將領中，很多人同時也是威名顯赫的名將，如張飛、徐晃、趙雲、呂蒙都是如此，當然後來的陸遜、薑維、鄧艾、鍾會更是文武全才。張飛雖性格粗魯，但粗中有細，如若不然，他怎麼能智擒住嚴顏，又怎麼能大敗張。 但擅用計策的人物中，更多的則是謀士。孔明、龐統自不待言，曹營中這樣的人物尤多，如荀、荀攸、程昱、郭嘉、劉曄、賈詡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袁紹營中，謀士同樣不少，可惜袁本初不善用人，縱有多少良策，終於化為流水。惟東吳有些奇特，用計的隻是武將，那一大群文官，除去麵對強敵嚇暈了頭，力主投降之外，仿佛再沒一個人會出主意打仗的。惟魯子敬在半文半武之間，但看演義的描寫，卻又是一個大老實人也。而最有影響的乃是那些大戰略家。三國時代，能稱為大戰略家並有卓越表現的人物，首推曹操，其次是諸葛亮和司馬懿，還有一位便是魯肅。如果把標準再放得寬些，那麼郭嘉、荀或者也可以包括進來，但他們被掩蓋在曹操的光芒之下，加上郭嘉早死，荀後半生失去信任，其究竟能做到什麼程度，也難預測。說魯肅是個大戰略家，確有事實為證。雖然這事實被演義的作者弄得變形了不少，但透過現象看本質，那基本的內容還在。魯肅在《三國演義》中出場較晚，第一次露麵已經是第29回，人未到場，先由周瑜介紹，介紹的契機，是孫權初掌江東，周公瑾向他推薦人才。報名道姓之後，又向孫權講了一件往事。說他先前做居巢長時，曾率領數百人過魯肅的老家臨淮，當時軍中缺糧，十分困難。而魯肅家庭富有，有糧兩，都和小山一樣，每約有糧三千斛。按古量器，十鬥為一斛，那麼就有三萬鬥了。周瑜借糧，魯肅慷慨，便手指一糧，把它贈給了周瑜。這舉動，確實不凡。但他的才能，絕不僅此而已。如果僅此而已，那也不過是一位慷慨大方的富家翁罷了。魯肅的妙處，在於他有戰略頭腦，不僅對東吳的形勢看得清、看得透，而且對天下大勢的分析，正和孔明相同。他初見孫權，便對東吳的未來作了一番高明的戰略描述：肅竊料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今乘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雖然言語不多，卻是字字珠璣。堪稱大智慧，真見解。三國時代的大戰略家中，惟孔明與魯肅最為相知相近。前麵說過，諸葛亮對天下大勢的分析，集中地體現在《隆中對》中，而魯肅對天下大勢的分析既有言詞，更有行動。劉、孫聯合，他是當事人;借荊州給劉備，他又是合謀者。不惟如此，對於劉備的事業，他也十分關心。雖然他的本心全部係於東吳，係在他主公孫權身上，但他對孫劉聯合是真誠無私的。或許可以這樣說，如果魯肅不是因病早亡，那麼，就有可能不致於發生呂蒙襲取荊州的悲劇，甚至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的設想也有可能成為現實。魯肅忠實於孫、劉聯合的戰略，有什麼證明？ 別的且不說，單說他把龐統這樣的人才舉薦給劉備就是明證。事見《三國演義》第57回“柴桑口臥龍吊喪，耒陽縣鳳雛理事”。周瑜死了，諸葛亮前來吊孝，雖然東吳將領對孔明大為不滿，他卻在驚風險浪當中，遊刃有餘。事畢歸來，“方欲下船，隻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絛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卻又來吊孝，明欺東吳無人耶？’”此時，雖是孔明，亦不由得不驚。“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問他欲何往，他說去投孫權，諸葛亮認為孫權不會重用他，便寫一封信留給他，對他說，如果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劉備。於是龐統見孫權，孫權果然不喜。不喜的重要原因，還不僅是因為這先生過於“形容古怪”，實在孫仲謀的形容也不漂亮，或者說更為古怪。不喜的原因，是因為龐統言談話語似有看不起周瑜的意思。孫權一生最喜周瑜， 這龐統竟然說:“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於是龐統留吳的計劃化為泡影。龐統留吳，魯肅當然高興，既不能留吳，又擔心他去投曹操，於是兩個人有了這樣的對話: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肅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統曰:“此某平生之夙誌也。”乃求肅書，徑往荊州來見玄德。魯肅向劉備推薦龐統，不但表現了他和龐統的真情，尤其表現了他一心聯劉、同心破曹的戰略意圖與決心。曹操之外，魏方最有戰略眼光的乃是司馬懿。司馬懿在三國時代實在是一個奇異的人物。想當初，曹操征召他，他硬是不應召，於是曹操大怒，說不應召就處死他，他才勉強出來。但不出則已，一旦出來，竟又成為曹氏集團的四世老臣。後來幹脆取朝政如家私，最終把個曹氏天下變成了司馬氏天下。司馬懿的戰略天才，有幾次精彩表現。第一次表現，是關雲長水淹七軍之後，消息傳來，朝野震動。於禁乃曹魏大將，七軍乃曹軍精銳，又加龐德英勇，誌在必勝，而今七軍淹沒，龐德被斬，於禁被囚，這樣的敗績，引起震動，其理固然。曹操心下焦慮，以致有了遷都的想法。曹操想遷都以避關羽之鋒，司馬懿不同意這觀點，他勸曹操說:“不可。於禁等被水所淹，非戰之故，於國家大計，本無所損。今孫劉失好，雲長得誌，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暗暗起兵躡雲長之後，許事成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矣。”話雖不多，意義重大。根據是，於禁雖然打了大敗仗，但不是不該打仗的錯，而是他本人有問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於國家根本大計，沒有特別大的傷害。而關雲長得誌，孫權必不喜。這句話價值大了。可說畫龍點睛，字字說到筋節之處。孫權的戰略，是先安東吳，後安天下。而安東吳的基礎條件，就是據有長江之險，但荊州掌握在劉備手中，他不能安心。而今關羽大勝，荊州的回歸，恐怕就更沒希望了。所以雖然是孫、劉聯盟，但關羽勝，對孫權卻不利。這等於說給曹魏提供了機會，能看準這機會，並利用這天賜良機，在孫、劉聯盟中打一個楔子進去，而且不是一般的楔子，乃一個如椽巨楔。這楔子就是荊州。孫權去奪荊州，關羽首尾難顧，無論勝負如何，則樊城之圍必然得解。司馬懿算得出，想得到，曹操采納了他的意見，果然與孫權一拍即合。偏偏荊州守將不是孔明而是關羽，其結果，是斷送了荊州，也斷送了孔明《隆中對》的戰略設想。從曆史發展的宏觀理解，也可以說為後來三國歸晉的結局奠定了一塊重要的基石。第二次表現，是捉拿孟達。孟達是個小人，反反複複，沒有節操。先是劉璋部下，降了劉備。又因為不救關羽之故，害怕劉備追究，降了曹魏。在曹魏那裏也不滿意，於是和諸葛亮聯絡，希望重歸蜀漢。孟達是個小人，但他的行為對蜀漢有利，所以諸葛亮決定接受他的要求，希望他能安然歸蜀，並能對蜀漢有所貢獻。可惜的是，他這次的對手，不是別人，而是胸懷大略的司馬懿。那個時候，司馬懿正在宛城賦閑，而孟達居於新城。孔明聽到孟達求降的信息，十分高興，但隨即接到細作的報告，說魏王曹，一麵親往長安，一麵詔司馬懿複職，孔明聞訊，不覺大驚。緣何大驚？他認為如果司馬懿複職，則孟達之事有可能前功盡棄，於是馬上給孟達寫信，讓他千萬小心司馬懿。可笑這孟達，看了孔明的信，反而覺得好笑。說:“人言孔明心多，今觀此事可知矣。”在他看來，司馬懿在宛城賦閑，“宛城離洛陽約八百裏，至新城一千二百裏。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表奏魏主。”那麼，往複就要一個月時間，一個月時間，豈不早已經萬事大吉了嗎？本著這個意見，他給諸葛亮寫了一封回信。孔明一見，“擲書於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孔明真是司馬仲達的知音。且說司馬懿聽到孟達欲反叛的消息，並不待魏王詔示，徑自起兵前來，而且要求人馬“一日要行二日之路，如遲立斬”。結果，未等孟達明白過來，司馬懿大兵已至城下。第三次表現，是在五丈原與諸葛亮的較量。諸葛亮六出祁山，成為《三國演義》的重頭戲，然而，究其實績，實在是寸土未得。而他的死對頭還是這位司馬懿。諸葛亮出祁山，雖然國力弱於曹魏，卻能取攻勢，這當然很不簡單。但看雙方的各種條件，蜀漢不北伐則已，北伐隻能取攻勢。因為蜀國國力不夠，經不住曠日持久的消耗。司馬懿看到了這一點，你諸葛亮攻，他偏偏要守;你諸葛亮想速，他偏偏要慢;你諸葛亮要尋機作戰，他就是堅守不出。其意若曰，看看到底是誰更經得起長時間的消耗。很顯然，蜀兵經不起消耗。於是諸葛亮想方設法，誘使司馬懿出戰。最末的一招，是給司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服裝，諷刺他臨戰如同婦人。司馬懿的不尋常處在於，他能透過這恥辱，看到勝利的曙光。所以，收到諸葛亮的禮物不但不怒，反而欣然笑納，並“重待來使”。又問使者，諸葛先生“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者告訴他:“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且不過數升。”司馬懿聽了，真的高興起來，說道:“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司馬懿一生，戰事不少。但少作戰場廝殺，多有高知遠見。他與諸葛亮對峙，不是勝在戰術上，而是勝在戰略上，他的基本辦法就是從根本上揚我之長，克敵之短。雖威望高如神明的諸葛丞相，對他的這一惱人的戰略，也是束手無策。戰略、戰役、戰術、戰鬥四個軍事層次當中，《三國演義》下功夫最大，取得藝術效果最大的乃是對戰役的描寫。或者可以說，整部《三國演義》就是由大大小小的戰役構成的，戰役是《三國演義》的骨架，而最重要的戰役，乃是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和彝陵之戰。三大戰役之外，十八路諸侯討董卓，曹操征張繡、征呂布、征馬超，張遼威震逍遙津，關雲長水淹七軍，黃漢升定軍山智斬夏侯淵，曹、劉漢中爭奪戰，呂蒙白衣襲荊州，以及孔明六出祁山，薑維九伐中原，鄧艾夜襲陰平，杜預、王滅吳，都是重要戰役。舉凡可以稱之為戰役的，均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簡單的兩軍對陣，它牽扯方方麵麵，包含種種複雜的矛盾，複雜的態勢，而且這些矛盾和態勢，無時不處在轉化當中。優的可以轉劣，劣的可以轉優。一些機會可能逝去，一些機會重又出現。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在千頭萬緒之中，抓住主要矛盾，條分縷析，前後溝通，巧妙安置，左右逢源。實際上，作者的眼光，常常也就是勝利一方的眼光。三次生死攸關的大戰役，官渡之戰，作者是站在曹軍的立場上看;赤壁之戰，作者是站在孫、劉聯軍的立場上看;彝陵戰役，作者是站在吳軍的立場上看。三次戰役，視角三次轉換，這不是作者立場動搖不定，而是惟有站在勝者一方，才更容易把整個戰役梳理得清晰流暢。可貴的是，雖然站在勝者一方，並不一味替勝利者鼓噪，而是把勝利者的根據和理由利用生動的事例形象地表現出來，讓你覺不出作者的視角所在，隻是跟著戰役的進程，一招一式，觀察事物發展。《三國演義》描寫戰役，三大戰役個個寫得有聲有色，完全可以稱之為古代戰爭文學的經典之作。不論是三大戰役，還是其他那些具有重大意義的戰役，作者並不在戰役的最後一搏上下多大功夫，而是把重點放在過程細致入微的描寫之上，讓它日積月累，水到渠成。《三國演義》原本十分重視對敵對雙方捉對廝殺的描寫，尤其寫到書中英雄人物的出陣，還要格外用心，非寫到出神入化不肯罷手。然而，幾個大戰役，最後的一搏，都沒有用多少篇幅，也不見得如何精彩，實在前麵的“戲”已經清清楚楚，再若嗦，隻能適得其反，倒不如鷹起鶻落，戛然止住。功夫用在過程上。戰役的過程，大抵包括戰役分析、戰役準備、戰役組織和戰役實施四個方麵。戰役實施即是決戰，決戰已如瓜熟蒂落，無須多費功夫。倒是戰役分析、戰役準備、戰役組織，要費去更多的精力，展現最多的智慧。以袁曹之戰為例。官渡大戰之前，袁曹已成必戰局麵，兩家的關係已全然沒有周轉的餘地，不是魚死，就是網破，而以雙方的實力而言，顯然是袁強曹弱。曹弱還必須戰勝，戰前分析成為極其重要的一環。對此，曹操的重要謀士郭嘉有十勝十敗之論。不但講得頭頭是道，甚至於可以看成是曹軍戰勝袁紹的戰略指南。《三國演義》第18回，雖然回目為“賈文和料敵決勝”，但郭嘉的十勝十敗之論卻寫得高屋建瓴，風頭更勁。書中寫道: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高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十勝十敗，言簡意賅，大凡熟讀過《三國演義》的，必能體會到郭嘉的總結句句都是事實，沒有一字虛言。郭嘉作十勝十敗之論的時候，距離袁曹官渡之戰還有些時日，及至戰前，又有荀對袁軍中文武代表人物的分析，這分析尤其一針見血，令人覺得，袁紹若不失敗，反而於情理有些不合了。當時，曹操正患頭風病，臥床不起。袁紹命陳琳作檄，曆數曹家罪惡。曹操一讀此檄，不覺大汗洗身，躍然而起，頭風病好了。文章可以治病，足見曹操確實知文。袁兵要來，如何應對。孔融認為袁紹勢大，不可與戰，隻可與和。荀認為“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二人爭議如下:融曰:“袁紹土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授皆忠臣也;顏良、文醜勇冠三軍;其餘高覽、張、淳於瓊等俱世之名將。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笑曰:“紹兵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可擒。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讀荀之論，可知袁、曹未戰，曹軍已在戰役分析層麵勝了一籌。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戰役，各有特色。站在勝方一麵看，官渡之戰，好似小磨磨黃豆。袁軍就是成堆成山的黃豆，曹軍就是一盤一盤的小磨，任你豆子再多，也經不住今日磨，明日磨，後日還磨。一時招你降軍，一時取你情報，一時斬你大將，一時燒你糧草，磨來磨去，磨出曹軍的勝利，袁軍的失敗。赤壁大戰則是陰陽大轉換。此時曹軍聲威勢壯，加上虛張聲勢，號稱百萬之眾。孫劉聯軍就不行了，孫權拜周瑜為都督，問他需要多少人馬，周瑜說需要5萬人馬，孫權說5萬難以足齊，且撥3萬人馬，能勝則勝，不能勝還孤再戰。你想，麵對幾十萬大軍，隻有3萬人馬，打不勝還要還給孫權再戰。而劉備軍馬更少，東拚西湊，對外號稱1萬。雙方於赤壁對壘，可見曹軍優勢極大，孫、劉劣勢極明。然而，曹軍雖有優勢卻難於利用，孫、劉雖劣勢明顯，卻能轉劣為優，仿佛陰陽轉換，好的件件取來，壞的樣樣送去，不知不覺之間，已陰陽易位，別成一番光景。彝陵之戰，則是積極大等待。劉備處於攻勢，陸遜處於守勢。然而，攻守有積極、消極之分。陸遜雖在守勢，卻不是一味傻守、呆守。劉備處在攻勢，卻又不能速戰速決，不但不能速戰速決，反而有些狗吃刺蝟，難以下口。劉備求戰而不能，陸遜表麵平靜，卻在積極準備。雙方的態勢，從陸遜這一麵看，就是積極大等待，仿佛獵人跟蹤猛獸，雖然不聲不響，卻又有條不紊。看似風平浪靜處，但見鼇魚上鉤來。結果，陸遜的優勢越變越多，而劉備的漏洞越來越大。機會終於被他等來，於是一把衝天大火，燒了連營七百裏，七百裏恐怕有些誇張了，但劉軍大敗，確定無疑。三個大戰役，個個寫得精彩，但寫得最為精彩的，還是赤壁大戰。因為作者具有強烈的擁劉反曹貶孫傾向。所以盡管赤壁大戰的主角是周瑜，卻把諸葛亮抬得很高，周瑜反而成了心胸狹窄之輩。周瑜已然如此，孫權更其不行，魯肅隻是忠厚，群儒則除去添亂，毫無作為。戰將中寫黃蓋，還算生動，但也著墨不多，著眼點還在孔明的智慧上。謀士則有闞澤，但闞澤的作用顯然不如龐統，更不如諸葛亮。孫、劉獲勝，妙在草船借箭、反間計、苦肉計、連環計，最重要的還是借東風，寫來寫去，劉備成了事實抗曹的主要一方，孔明成了赤壁大戰的靈魂。三個大戰役，曆史意義俱在。官渡之戰確定了曹操獨霸中原的地位;赤壁之戰，確定了三足鼎立的曆史局麵; 彝陵之戰，決定了日後孫、劉的命運與走向。然而，需要提出疑問的是，三國時代的連年征戰，起決定作用的就隻是那些統帥、謀士和將軍嗎？回答顯然應該是否定的。若問理由安在？那麼，請讀下文。4.得人心者得天下孟子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道理太過深奧，平民百姓對它興趣無多，用通俗的話講，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句話，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個角度，可以理解為，統治者高明仁愛，用自己的行為和舉措爭取到了人心;一個角度，可以理解為人心的重要，人心的基礎作用。憑你是什麼人，一旦失去人心，高明就是虛的，仁愛就是假的，不但高明仁愛，一切戰略、智慧、權謀、武力統統都可能成為無用之物，固有一時之雄，必然很快瓦解。《三國演義》前期，有一個重要的情節，即玉璽的歸屬問題。在古人看來，玉璽代表的不但是皇帝的權威，而且代表了上天的意誌。所以，很多人相信，得玉璽者得天下，至少是將來會得天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征兆。董卓搶劫皇宮，天下混亂，洛陽一片大火，宮中人口全被董卓劫去，玉璽失落，不知去向。適逢孫堅兵到，在濃煙烈火中發現奇異的景象，“殿南有五色毫光起於井中”。於是孫堅令人下井打撈，“撈起一婦人屍首，雖然日久，其屍不爛: 宮樣裝束，項下帶一錦囊。取開看時，內有朱紅小匣，用金鎖鎖著。啟視之，乃一玉璽，方圓四寸，上鐫五龍交紐，旁缺一角，以黃金鑲之;上有篆文八字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孫堅見到玉璽，不覺有些心茫茫意搖搖情亂亂神蕩蕩，偏程普又講了一番這玉璽極不尋常的來曆，從昔日卞和得玉，講到楚文王，講到秦始皇，講到漢高祖，講到王莽，講到光武帝。後又說:“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邙，回宮失此寶。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處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圖大事。”這玉璽來曆非凡，卞和為它刖去雙足，秦始皇得到它而統一六國，漢高祖得到它而統一天下，王莽篡位，進宮奪取此寶，太後不予，用力一摔，摔掉了一個小角，後來用黃金鑲起來，俗稱“金鑲玉”。光武中興，又得此寶。這樣的寶貝，在十常侍作亂時遺失不知所在，而孫堅一入洛陽皇宮，便有毫光出現，這不能不使他動心。加上程普的評說，更覺心旌搖曳，不能安定，於是，便向袁紹提出，回兵江東。玉璽是傳國之寶，這個不假。但以為有了玉璽，就能傳國，卻又不真。這玉璽對於孫堅的事業，沒有什麼幫助，反而給他帶來很壞的名聲，同時也帶來極大的麻煩。首先是和袁紹反目，造成十八路諸侯間的大分裂;然後又和劉表反目，從而給自己的事業埋下了一條大禍根;最後終於在與劉表的征殺中陣亡了。孫堅有了玉璽，但他終於沒有九五之分。不但沒有九五之分，幹脆連自己的性命都丟了。看來玉璽縱能助人，還要自助才行。孫堅死了。孫策寄人籬下，要報父仇沒有力量，重返江東也發生困難。但他少年有誌，星夜踱步，不免憂從心來，大發悲聲。於是孫堅舊部朱治、呂範勸他重振江東孫氏雄風，再創父輩基業。然而，沒兵。沒兵怎麼能成事—在那樣群雄割據的時代。就又想起了傳國玉璽。孫策向袁術借兵，袁術豈是借兵之人？但一聽玉璽二字，便不免兩眼大放賊光。書中寫道:三人計議已定。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曰:“父仇不能報，今母舅吳景，又為揚州刺史劉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策敢借雄兵數千，渡江救難省親。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為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今且權留在此。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之後，可速回來。你職位卑微難掌大權。我表你為折衝校尉，殄寇將軍，克日領兵便行。孫堅擁有玉璽，失了性命，孫策拿出玉璽，卻借來士兵三千，戰馬五百匹，還加上一個折衝校尉、殄寇將軍的頭銜，此一去便如龍入海，為東吳政權日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袁術得了玉璽，高興得上了天—他認為，他既然有了玉璽，就證明自己有資格做皇帝了。於是與部下商議登基做皇帝的事。袁術十足小人，小人得誌，如猿猴沐冠。然而，這猴子就要當皇帝了。後人談之，不免失笑。但在他自己，卻是十分認真，而且認為自己當皇帝有一萬個理由，若想不當，都是罪孽，連上蒼都會不高興的。遺憾的是，玉璽救不了袁術的命;地廣糧多，也救不了他的命;大舜皇帝在天之靈同樣救不了他的命;龍車鳳輦，東宮西宮，太子皇後，文武百官都救不了他的命。 猴子就是猴子，爬山上樹，才是本行。袁術敗得很快，尤其敗得很慘。臨死的時候，他還想喝蜜水哩。庖人對他說，現在隻有血水，哪裏還有蜜水;於是這位自認為得玉璽應天命做皇帝封娘娘的袁公路先生，便在床上，“大叫一聲，倒於地下，吐血鬥餘而死”。看來玉璽不能幫他的忙，到了緊要關頭，連一碗蜜水也換不來的。玉璽是寶，抵不過人心，人心勝了玉璽，所以說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包括民心與軍心，卻又不能一概而論。這裏先說民心。首先，構成民心的不是一個因素，而是眾多因素合力的結果。有政治因素，有價值因素，有經濟因素，有文化因素，有民族因素，也有地域因素。以地域和民族因素而論，馬騰、馬超父子在西涼影響很大。 這並不說明馬氏父子就比曹操劉備更為高明，雖然不見得更為高明，但地域人文環境如此，你也必須承認它的合理性。所以馬超雖然有勇而少謀，但還是給曹操造成了大麻煩。後來，馬超雖然失敗得很慘，先投張魯，後降劉備，但他在西涼地域的影響依然存在。劉備死後，曹丕發動五路大軍進犯西蜀，諸葛亮安居平五路，其中一路，就是用馬超對付西番王軻比能。諸葛亮對劉禪奏曰:老臣先知西番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為神威天將軍。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民的成份卻又複雜，有農民，有士人，有工匠，也有商人，還有下級官吏，以及其他種種人群。實際上，古人講的人心，不僅包括下層，同樣包括上層。而且，客觀地分析曆史的人心狀況，可以說，上下層之間的關係，既有矛盾，也有統一，矛盾不是絕對的，至少不是絕對激烈、不可調和、不可共存的。如果那樣的話，哪裏還有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呢？大抵說來，上、下矛盾比較緩和的時代，則上層集團的影響力更大，因為他們對於統治者有更多的影響，而他們本身也擁有更多的財力、物力和政治優勢，文化程度也比較高些。這個時候，能不能得到這些集團的歡心，對於統治者而言，就是至關重要的了。曹操生前，隻有皇帝之實，沒有皇帝之名，和他未曾得到權力集團和貴族階層的全力支持有直接關係。曹丕改變乃父政策，頒布九品官正法，從而贏得上層集團的歡心，於是漢獻帝禪讓皇位，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了。司馬氏集團，向上層社會做出更大讓步，以國財售私欲，一方麵，陰謀得逞，真的當上了皇帝;一方麵，也為後世大亂埋下禍根。這個層麵的問題，暫且打住不議。但在社會動蕩的情況下，尤其在社會發生巨大困難和各種矛盾已激化的情況下，則下層人民的影響，就成為主導因素。例如:曆代奴隸或農民起義就是如此，當然黃巾大起義也不例外。如果說，黃巾起義的幾個領袖，其能力就高於劉備，勝似曹操，那不是事實。但他們代表了民心，老百姓既然已經忍無可忍，於是，他們站出來振臂一呼，便成星火燎原之勢。這樣看來，民心的向背，就有了四種基本形式。一種形式，是上、下都比較滿意，這就叫人心順。文景之治的時候就可以說是人心順; 貞觀之治時代，又可以說人心順;光武中興也可以說是人心順。人心順，則上下同心，不用很長時間，便民運大興，國運大興。一種形式，是上順下不順。上順則政權穩固，下不順則民怨四起。民怨四起就有可能發生社會動亂或者農民起義，但因為國家政權尚屬穩固時期，這時期的起義，多半不能成功。例如黃巾起義就沒成功。因為他們麵對的乃是強大的統治政權，雖然這政權已經十分腐敗，但它的內部凝聚力還在，官僚地主階級對它還抱有希望。一經農民起義的衝擊，它反而更其團結，便運用手中的各種優勢和農民起義軍展開殊死的抗爭。一種形式，是下順上不順。下順上不順主要的表現是統治集團的內部爭鬥。內部爭鬥往往十分殘忍，如呂後對劉氏集團的殘害，武則天對李氏集團的虐殺，都非常凶殘惡暴。曹氏父子奪取政權，同樣殺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很有才華的人，也包括很多無辜的人。司馬氏奪取曹氏天下，手段同樣殘忍，或者說更其殘忍。然而宮廷之亂未必是天下大亂，雖然它可能引起天下大亂。但也可能隻是他們內部的相互傾軋。在這種情況下，你愛亂盡管亂去，要流血便流血，要死人便死人，天下的百姓該種地依然種地，該織布依然織布，該做工匠依然做工匠，該婚喪嫁娶依然婚喪嫁娶，所謂“帝力於我何有哉？”但要說明的是，所謂上不順者，既有內部鬥爭激烈而政治依然清明的不順，也有一邊內亂一邊走向昏庸暴虐的不順。這兩種不順，性質既不同，後果也兩樣。一種形式，是上不順下也不順。這種情況當真是糟糕透頂，不但天下大亂，而且是整個民族的大災大難。漢末董卓之亂，便屬於此類。東漢末年即《三國演義》描寫的初始階段，真正是多事之秋。前有黃巾起義，後有軍閥混戰，國家沒有寧日，人間沒有太平。死去的人口，有十分之七八之多，所謂“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其中的一大禍根，便是臭名揚千古的董卓。黃巾起義，全在於民心大亂。董卓之亂，則不但失去民心，而且失去一切人心，所以他雖然來勢洶洶，不可一世，但卻又瘋狂得疾也滅亡得快。董卓不得人心，因為他給整個中國，尤其是北方人民造成了空前的大災難。如果說袁術之行，最以小人特色而著稱，董卓的行徑，則全是獸行。說獸行都不肯切，因為世間哪有這樣的野獸！他劫皇宮，燒洛陽，驅百官，殺百姓，所過之處，皆為焦土，所遇之民，皆為魚肉。書中說他:卓即差鐵騎五千，遍行捉拿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貲。李、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如有行得遲者，背後三千軍催督，軍士手執白刃，於路殺人。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並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兩宮，火焰相接;長樂宮庭，盡為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後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勢掘官民故塚殆盡。董卓裝載金珠鍛匹好物數千餘車，劫了天子並後妃等，竟望長安去了。有人說，天下大亂，莫過於人。過去農業災害中，有一種蝗害，蝗蟲鋪天蓋地而來，所過之處，莊稼為之一空。然而，蝗害怎麼能比得過人災。蝗蟲吃的隻是糧食，而董卓之流的人禍，是連人都要生吞活剝的。董卓燒了洛陽，逃至長安。雖已大敗，卻依然故我，不但獸行如常，而且變本加厲—這大約也是惡勢力發展的必然規律。先前還有些人模狗樣，至少還披張人皮做個樣子，到後來幹脆撕掉偽裝，露出惡魔本相。董卓霸長安—董氏宗族，不問老幼，皆封列侯。離長安城二百五十裏，別築塢，役民夫二十五萬人築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長安，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家屬都住在內。卓往來長安，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候送於橫門外。卓常設帳於路，與公卿聚飲。一日，卓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留宴，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卓即命於座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號之聲震天，百官戰栗失箸，卓飲食談笑自若。董卓之行，真的魔鬼一般，然而，魔鬼哪有這樣無恥，這樣凶惡！但也因為這般無恥，這般凶惡，他才得到應得的下場。史書記董卓之死，沒有那麼複雜，擒凶殺惡，原本無須複雜。因為他已經全然沒了人性，同時也全然沒了人心。這樣的惡人雖外強必中幹，一旦有人對他下手，便受到整個社會的歡呼與支持。《三國演義》則寫得更複雜、更具文學意境，“王司徒巧使連環計，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然後呢？便被他義子呂布一戟直刺咽喉，給他盡了“孝道”。曆史上有沒有連環計，待考。即便有，那也是一個很玄很玄的計策，這計策對稍有人心者，萬萬使不得也。請君細想，前腳把貂蟬許配呂布， 後腳又把貂蟬送給董卓。使這計策的人，就不知道呂布是董卓的幹兒，董卓是呂布的主子嗎？這計策最怕出差池，而又最容易出差池， 真好像於火中取栗，於冰山舞蹈。然而，它竟然成功了。究其原因，實在是因為這董卓太壞，呂布太愚，壞爺遇上蠢兒，其結果隻能如此，合該如此。民心事大，其大大於天。《三國演義》對於民心的描寫，不算很成功，但那意思還是可以看得出來，或者說可以分析出來。三國的主要立業者，對民心問題都很重視。隻是因為作者的好惡有別，所以對東吳孫策在這方麵的所作所為，隻是一筆帶過，對於曹操，則是未褒先貶，惟有對於劉備，則推崇備至，褒獎有加。其實，孫策的成功，首先在於他是一個很得民心的人。《三國演義》第15回，描寫孫策英雄，也說到他的舉措很受江東百姓歡迎:於是，孫策聚數萬之眾，下江東，安民恤眾，投者無數。江東之民，皆呼策為“孫郎”。但聞孫郎兵至，皆喪膽而走。及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擄掠，雞犬不驚，人民皆悅，齎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歡聲遍野。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不願為軍者，給賞歸農。江南之民，無不仰頌。孫策得人心，有事實為證。如若不然，為什麼當初隻是從袁術那裏借3000人起事，不須幾時，便有數萬之眾？為什麼江東軍民，會“投者無數”？ 孫策安民，不許一人擄掠，雞也不驚，犬也不跳，而且善待俘虜，願從軍者歡迎，不願從軍者，還要給賞歸農。難怪江東父老要呼為“孫郎”。要知道，給人們一個“怕”的印象，其實不難;給人們一個“恨”的印象，其實更易；而給人們一個“好”的印象，並被人們稱為“孫郎”，就不容易了。孫策承父業，立新基，信有由矣。曹操爭取民心則有多種措施。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一大政治舉措，這個稍後再去說它。對於民心的向背，他也十分重視。曹操治軍，最重軍紀，而關乎老百姓主要是農民利益的事，尤其兢兢業業，不敢稍有粗心。最為人們熟悉的故事，則是“割發代首”一節文字。事見《三國演義》第17回，“袁公路大起七軍，曹孟德會合三將”。 時曹操留荀在許都—調遣兵將，自統大軍進發。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麥。操使人遠近遍諭村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詔，出兵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軍法甚嚴，爾民勿得驚疑。”曹軍之兵，可謂令下如山倒。百姓聞諭，無不歡喜稱頌，望塵遮道而拜。官軍經過麥田，皆下馬以手扶麥，遞相傳送而過。然而，真正無巧不成書了。試想當時情景，孟德心中何等快慰！不料，恰在此時，麥田中忽然驚起一隻鳩鳥，偏生這驚起的鳩鳥就在曹操的馬頭之前，曹操的馬受此一驚，猛然一躥，躥入麥田裏去了。縱是七扯八拽，還是踏壞了一大片麥田。主將號令，主將破壞。看你老曹怎麼收拾？操隨呼行軍主簿，擬議自己踐麥之罪。主簿曰:“丞相豈可議罪？”操曰:“吾自製法，吾自犯之，何以服眾？”即掣所佩之劍欲自刎。眾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於尊。丞相總統大軍，豈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姑免死。”乃以劍割自己之發，擲於地曰:“割發權代首。”使人以發傳示三軍曰:“丞相踐麥，本當斬首號令，今割發以代。”於是三軍悚然，無不懍遵軍令。割發代首，真是壯舉，豪壯之舉。這一點，現代人恐已難於體味。割發對於今人而言，實在是一件小而又小的事，而且一月不理發，或者半月不理發，便有些覺得不潔或難耐。像NBA賽場上的球員，十有三四，把頭剃得光光，不僅風采依然，甚至更添風采。但這是現代人的觀念。中國古人相信，膚發受之於父母，一生一世不能割舍。清人入關，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頭發事關敵我，與生死相連。曹操自己犯了軍法，便要自刎，自刎不成，還要割發代首。雖然演義的作者對此不以為然，還要寫詩諷刺一番，但站在今天的立場看，這曹孟德委實了得也，委實了不得也。惟有此等行為，方顯出其真心愛民的君主氣派。可惜演義的作者不作此想，他認為，曹操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詐術而已，所謂: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眾難禁。拔刀割發權為首，方見曹瞞詐術深。但即使是詐術，也不簡單。為什麼這樣的詐術，董卓就不能用呢？袁術就不會用呢？袁紹就不肯用呢？甚至於連孫權、劉備也不見用呢？是詐術不是詐術，是騙人不是騙人，檢驗起來，其實容易，關鍵看你敢不敢、肯不肯對自己開刀。曹孟德割發代首，是一個敢於向自己開刀的人。遙想當時情景，曹操既已割發，全軍誰不緊張。一些文職謀士，或許本不慣騎馬，此時此刻，尤其戰戰兢兢，不敢鬆韁繩一扣。那些能征慣戰的猛將，亦無不小心翼翼，生怕萬中偶生一錯。許褚雖號為虎癡，但在這樣的關頭，卻是一點也不肯犯“傻”的。曹軍萬千如走索，是為真心愛民圖。這才是一幅好看的風景哩！隻是千百年來，這樣的風景無多！講民心，還要講軍心，二者相互關聯，但並非全然一碼事的。首先軍心亂不等於民心也亂。昔日於禁率七軍與關羽大戰，就屬於軍心自亂，或者叫自亂軍心。因為你亂了，所以對方才能從容不迫，淹你，捉你，讓你先鋒掉腦袋，主將做囚徒。換句話說，七軍被淹，不是七軍不強，也不是龐德不勇，而是小人撥亂其間，主將助紂為虐。小人者誰，就是兩個領軍將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當七軍未發之時，這二人就給於禁說小話，結果，於禁聽信讒言，又跑到曹操那裏訴說龐德不能做先鋒的種種理由。到了前線，龐德與關羽大戰，箭傷關羽，他們又怕龐德立功，急急忙忙鳴金收兵。龐德搦戰，蜀軍閉門不出，他們又不許龐德劫營，隻是推三推四，不肯動手。後來天氣大壞，曹兵紮營之處，又十分不妥，他們對龐德的警告，更是聽也不聽。如此三番五次，終於釀成大過錯，弄成一個全軍覆沒的可悲下場。七軍雖然被淹，但魏國的民心尚屬穩定，所以消息傳來，雖然不免在決策層中引起一片驚慌，司馬懿卻說，不要緊的，這不是出戰的過錯。所謂三軍心亂而民心不亂，雖敗猶能轉勝。但這不等於軍心不重要，相反，曆史規律證明，凡是軍心一亂，接著的便是失敗。例如韓遂、馬超起兵反曹，打了不少勝仗。曹操麵對強悍的西涼兵，看出速戰不能成功，硬拚也不是辦法，於是妙施反間計。果然韓、馬反目。曹操抓住時機，很快轉被動為主動，將馬超的精銳之師悉數打敗。更可怕的，則是民心失軍心亦失。這局麵一旦出現，幾乎是不可逆轉的。這也就是說，軍心亂民心不亂，還可以補救;如軍心未亂，民心先亂，則最終的結果必將導致軍心亦亂，再下一步，就是失敗了。《三國演義》一書中，反映這觀念的最有說服力的實例，乃是呂蒙白衣襲荊州、關雲長敗走麥城這一著名戰役。戰前的關羽，氣勢正盛。方才水淹了七軍，在曹操，已有遷都之議;在關羽，則不免躊躇滿誌，有乘勝追擊之慨。此時對關羽用兵，實在並非一個上好的時機。然而，有一勝不如有一算。前有呂蒙，後有陸遜，深思熟慮，仔細斟酌，終於夜襲荊州，一戰先勝，再戰全勝。不但把孫權夢寐以求的荊州順利奪回，把不可一世的關羽軍消化殆盡，還活捉了關氏父子，加上後來的彝陵之戰，奠定了東吳西部邊疆數十年無戰事的安定局麵。東吳獲勝不是一個方麵的原因。在戰略上，首先有曹操的幫助，關羽在前線與曹仁相拒，進不能勝，退不能走，成膠著之狀。曹操又派大將徐晃引兵馳援，更加大了關羽的壓力，堅定了曹仁必勝的信心。昔日赤壁大戰，孫劉聯合，對抗曹操，才有後來的勝利。彼時的關羽，以實力論，絕對不及當初的孫劉聯軍，他卻硬要兩麵作戰，顯然處在極為不利的局麵。這局麵從表麵上看，似乎並未顯著，而關羽又是極為驕傲自負之人，對其中的危險，更是無所顧忌。在戰術上，呂蒙、陸遜，又有極妙的運用。先是呂蒙托病。呂蒙是東吳名將，呂蒙不病，關羽不能十分放心，呂蒙一病，關羽大喜。陸遜替代呂蒙，關公並不把他放在眼裏。偏這陸遜乖巧，好言卑詞給關羽通信，以求兩家之好，結果使原本驕傲的關羽更其驕傲，已經放鬆的警惕不免更其放鬆，加上前方吃緊，便調荊州兵到前線增援。荊州空虛，又天降大雪，於是吳兵在呂蒙、陸遜指揮下，扮做客商，身穿白衣，夜襲荊州。此所謂白衣渡江。荊州到手，又誘降公安的傅士仁，勸降南郡的糜芳。此時，荊州大勢已決，關羽縱有回天之力，業已無可奈何花落去矣。奇異的是，荊州防線，久經經營，關羽之軍身經百戰，何以吳軍一戰成功，而關羽之師瞬息土崩瓦解，先是拒守小城麥城，很快連麥城也呆不下去了，隻剩幾十騎人馬走小路奔逃，結果被擒被殺。孫吳取勝，有多種原因，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呂蒙、陸遜爭取了人心。惟有人心歸順，才是真正的安定，也惟有爭取了民心軍心的支持，關羽軍才敗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慘。吳軍爭取荊州人心動搖關羽軍心的辦法大略有三。一是既入荊州，馬上保境安民，秋毫無犯，書中寫道:吳兵齊入，襲了荊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取民間一物者，定按軍法。”且不但有言，而且有行，令傳得及時，則民心易定，行做得堅決，故民信大增。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濕官鎧，故取遮蓋，非為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為覆官鎧，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梟首傳示畢，然後收其屍首，泣而葬之。自是三軍震肅。雖然不是為了私利，又是呂蒙同鄉，但因為他取了民間之物，還是要軍法從事，這樣的舉措，在彼時彼地，自然深得人心。二是荊州原有官吏，依舊任職。這件事又做得好。書中特別提到潘。《三國演義》對潘大為不滿，說他好酒誤事，還說趙累曾勸說關羽勿用此人。趙累說他貪杯，他果然貪杯，說他誤事，他自然誤事。其實，潘原本是個很有才幹的將軍，隻是劉備關羽不曾發現他的才能，更未予以重用。倒是孫權發現他能力不凡，而且為請他出山理事，費了精神。據《江表傳》記載，孫權得了荊州，荊州官吏盡皆歸附，惟有這潘不曾歸順，稱病在家，不與孫權見麵。他不見孫權，孫權偏要見他。他不是有病嗎？好，就叫人抬著床到他家裏接他出來。那潘還是趴在床上不起來，“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也真難為孫權這位碧眼江東之主，他一麵好言安慰潘，一麵讓身邊的近人用手巾給潘擦臉。潘這才下地拜謝。於是任潘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三國演義》不這樣寫，隻說權勞軍畢，“任命潘為治中”。但這就有了疑問，潘在關羽手下喝酒、誤事，到了孫權手下，便能安治荊州。個中原委，可能解釋得清？三是善待關羽家屬，“另分別宅，不許閑人攪擾”。這顯然也是一項極為重要的舉措。惟有善待其主，才能善待其卒。於是又有了第四，善待隨關羽出征的軍卒家屬。書中寫道: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凡荊州諸郡，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與糧米;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適當此時，關羽遣使至荊州，質問呂蒙為何違約。使者入城，呂蒙以賓禮相待，設宴接風，又送至館驛安歇，凡此種種，真正做得有理有利有節。雖然奪取荊州獲得大勝利，卻不驕傲，故而對來使以禮相接;而且還要給使者留下美好印象，故而設宴款待。宴會已罷，又送館驛安息。館驛者，接待外賓之地也，送館驛便證明自己是荊州之主。如此看來，吳下阿蒙，是有心人也。更可怕的是，“於是隨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書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這使者便把這些消息統統帶回關羽軍中，而關羽不明利害，不思對策，還要“喝退使者”，自擺威風。“使者出寨，眾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蒙極其恩恤，並將書信傳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各將欣喜，皆無戰心”，這就是軍心的動搖。如此而已，豈有它哉。關羽不敗，更待何時？中國古來傳統，最是重視主帥，最是輕視士兵。為古代皇帝、主帥、將軍、謀士作傳的書可說多而又多，而為普通士兵記事的書，卻少而又少。《三國演義》當然也不例外，連《水滸傳》都不例外，《西遊記》更不例外。最喜歡玩弄大將軍八麵威風的把戲，動輒講萬人敵，講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一般，講趙子龍在長阪坡大戰殺一個七進七出，講張翼德一聲斷喝，嚇退曹兵百萬。然而，這都不足為信。張翼德真的那麼厲害，還要孫、劉聯盟做什麼？ 讓他先生站在橋頭一通兒猛嚷就是了。傳統文化輕視士卒，然而沒有士卒的努力，則沒有戰爭的勝利，沒有士卒的犧牲，則沒有國家的統一和安泰。俗話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三國時代連年征戰，死了多少人，然而，沒有百姓的支撐，則民族早已淪亡，沒有士卒的拚命，哪有魏、蜀、吳的興起，更沒有三國歸晉。每思至此，不覺一歎。《三國演義》講解人心向背的情節，還有第120回。說的是晉國邊防大帥羊祜與吳國守將陸抗的故事。全文用字不多，內容多從史書摘來，略加改寫而已。文中寫道:一日，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眾將得令，止於晉地打圍，不犯吳境。陸抗望見，歎曰:“羊將軍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祜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吳人皆悅，來報陸抗。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告曰:“必得佳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鬥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來人領諾，攜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之意？”抗曰:“彼既施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眾皆愕然。打獵但不犯境，而且對方先射中的還要歸還。你既歸還我獵物，我就要贈送你美酒，這個就是禮尚往來。住鄰居最好禮尚往來，做親戚亦應禮尚往來，做朋友還須禮尚往來，但兩國交界，先前也曾大戰，日後還會交兵，這樣的關係也該禮尚往來嗎？這問題確實複雜，難懂。眾人見了，皆要愕然。然而，這是正確的方略。兩國相鄰，正如鄰裏，與人為善，才是長久之計。那種以為動不動就要大戰，動不動就要以勢欺人，其實是最愚蠢的想法和做法。親善才有人心，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