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並非示弱。善而能強，上上者也，弱而能善，也有正義優勢。惟有使權術、弄狡詐，以殺人為樂，以作惡為榮，才是最最醜陋的。古人尚且如此，今人能不省焉？但羊、陸來往，還不止此。且說羊祜收到酒，馬上就喝，部將勸他小心，他說，陸抗不是下毒的人，用不著多疑。竟傾壺飲之，惟美味而已。後來陸抗生病，羊祜知道了，還專門送藥上門。吳軍將領都勸陸抗不能吃敵方主將的藥物，陸抗卻說:“羊叔子難道是下鳩毒的人嗎？”遂服之，竟安之。羊、陸往來，邊境安靜。在羊一方，體現了大國主將的風操;在陸一方，也體現了弱國一方的節略。然而，兩方的皇帝卻有不同的想法，晉武帝相信羊祜，吳帝孫卻懷疑陸抗不忠。晉武帝信任羊祜，羊祜年老不能臨戰，他還欣然接受了羊祜推薦的伐吳人選——杜預。孫信不過陸抗，終於罷去陸抗兵權，降為司馬，另任孫冀代領其軍。杜預是一位有勇有謀的大將，孫冀卻是一位缺德少才的庸人。晉、吳之戰既不可避免，晉國滅吳便已成朝夕之事。得人心者得天下，然而人心是會變的。想當初，曹操引數十萬大軍下江東，70萬百姓追隨劉備，可見劉氏集團是很得人心的。然而，曾幾何時，關羽丟了荊州，荊州守卒竟一哄而散。可見此時的荊州政權，已經沒了民心擁戴的基礎。那麼，民心向肯，究竟決定於誰，確是個值得特別研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所謂民心雲雲，隻是古代文明的一個政治理念範疇。現代社會，不但講民心，光其講民權，不是你用什麼方式爭取民心，而是公民—首先是多數公民能否選中你。5.決定戰爭的是人心，決定人心的是經濟戰爭勝負在於人心，前已言之。這似乎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自古以來，未見不得人心而可以安坐天下——或者竟然可以取得天下的。秦末大亂，以項羽為最強，雄視諸侯，沒有敵手。劉邦勢弱，雖兵入鹹陽，卻不能稱王，鴻門宴上還著著實實緊張出一身冷汗。他功勞雖大，受封卻慘，也隻能忍氣吞聲，而且還要燒毀棧道，以示無東歸之心。但最終的勝利者，不是項羽而是劉邦。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劉邦得人心。然而人心是一個變數，不是人家此時擁護你，就會永遠擁護你。昔日項羽起義之時，也得人心。否則何以能夠如此迅速地壯大。九戰章邯，固然有他英勇無敵的一麵，破釜沉舟，也顯示了他必勝的決心。然而，船可以沉，鍋可以砸，軍心穩固與否，卻是另一回事。有人心，然後可以破釜，可以沉舟。一旦失去軍心，就是有船有鍋，也不濟事。後來與劉邦大戰垓下，一夜楚歌，便使項羽軍心動搖，作鳥獸散。由此可知，軍心之重要更在謀略與戰術之上。人心是個變數，決定人心的，也有許多原因，例如政治清明、管理得當、生活安定、社會秩序良好等等。但在這諸多因素中，經濟生活無疑是一個最為重要也是最為深層的原因。人心固然重要，也須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才行。一時的困難，靠著士氣可以解決，先不吃飯，滅此朝食。短期的經濟問題，靠著戰術與謀略的成功也可以解決，有了勝利不愁沒有飯吃，沒有衣穿。長期的經濟困擾，則任何人心都有可能離散。人心餓了，他就沒有精神再去管其他的事。不是英雄氣短，而是饑腸轆轆，餓得兩眼發藍。以荊州戰役為例。舊時的人們，喜歡談論關雲長“大意失荊州”。大意固然是大意了，但如果僅僅因為大意才失掉荊州，那是把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過於簡單化了。關雲長失荊州，有他本身的原因，有戰略失誤的原因，有呂蒙、陸遜謀略得當、運籌得計的因素，尤其有東吳爭取人心、政治方麵做得成功的原因。這些在前麵已經說過了的。但還有一條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關羽連年征戰，已經不得民心，呂蒙政策對路，正投民之所好，兩相比較，民心背蜀漢而向孫吳，就成為必然的了。關羽之前，孔明坐鎮荊州，並不急於戰事，甚至根本不考慮主動作戰。對東吳當然需要保持盟友關係，有了矛盾，也講策略，能和則和，不能和則做出一些讓步。總而言之，是顧大計而不爭小節，是深知“小不忍則亂大謀”這一理念的價值的。對曹軍也不挑釁，既沒有發動圍襄陽戰樊城的戰役，也沒有引來於禁、徐晃的大軍壓境。彼時的孔明一心在於治理荊州，養精蓄銳，支援劉備，誌在西川。所以，諸葛亮守護荊州沒有轟轟烈烈，卻是平平安安。顯然，在赤壁大戰之後，取這樣的政策是深得民心的，關雲長反其道而行之，大敗身亡有其必然性。經濟決定人心，而促成經濟成敗的基礎性條件也不少。例如經濟與政治的關係，與體製的關係，與管理的關係，與自然氣候條件的關係，與軍事的關係。這裏著重討論經濟與軍事的關係。經濟與軍事關係重大，而且二者的因果效應表現得最為直接和立竿見影。因為軍事行為乃是最為耗費錢糧的一種行為。而沒有足夠的錢、糧，則任何戰爭都難於堅持，更遑論取勝。所以現代人說，現代戰爭實際上是一場拚技術拚後勤的戰爭。其實古代戰爭，又何嚐不是如此。所以人們才說“功高莫過於救主，計毒莫過於劫糧”。經濟衰敗則動搖民心，糧草不繼則動搖軍心。尤其在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生產條件下，所謂經濟問題，主要是吃穿問題，特別是吃的問題，即糧食問題，糧與戰即民與軍的關係表現得尤為典型，尤為重要，尤為關鍵，也尤為難處置。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的老脾氣，最喜歡談論政治，談論仁義廉恥，談論英雄業績，談論治國得失，對於最最基礎的經濟問題，對不起，我們中國人生來清高，不關心這等俗事。其實，並非老百姓不關心吃穿，而是儒學傳統誌在禮教，對此興趣無多。表現在《三國演義》上，就是對政治鬥爭、軍事戰略、英雄壯舉、戰場廝殺，最有興趣。對於背後的經濟背景、經濟生活，往往一筆帶過，不肯多作分析。饒其如此，讀者還是可以通過種種蛛絲馬跡，分析出糧食問題對於曆次大戰都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三國演義》中最著名的人物，乃是曹操與諸葛亮，或許可以說，前半部書的主線乃是曹操，後半部書的主線就是諸葛亮。然而糧食問題，正是困擾這兩位人物最重大的問題。他們的勝利與解決糧食問題因果相關，他們的失利也與糧食問題密不可分！糧食問題困擾曹操，在《三國演義》上有典型的表現。而且曆次征戰，都沒有辦法真正擺脫這糧食問題的重大壓力。征張繡時有糧食問題，征呂布時有糧食問題，與袁紹大戰更有糧食問題。《三國演義》從不同角度對曹操如何處理這一勝負攸關的大問題作了生動有力新鮮活潑的藝術表現。其目的在於告訴世人，這曹操雖然詭計多端，多謀善斷，卻不是一個好東西。第一次生動的表現，出現在《三國演義》第17回，曹操領17萬大軍，先征呂布，再征討袁術之時—卻說曹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於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眾。操乃密召王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眾耳。”曹操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軍心的重要他能不知道嗎？克扣口糧必定引起軍隊的不滿，他自然也是清清楚楚的。然而，確實沒辦法了。沒有辦法，隻好別想歪招，於是便想出這樣惡毒的詭計。但看曹操一生為人，這事情雖然於史無征，但他確實辦得出來。殺了王，換用大斛，於是先節約了糧食，後又換來了人心。曹操不失時機，下死令攻城，而且親臨城下，“下馬接土填坑”。結果“軍威大振”，“斬關落鎖”，將李豐、陳紀、樂就、梁剛等袁將生擒。曹操打了勝仗，本應一鼓作氣，窮追袁術，然而不行，為什麼呢？還是糧食問題。所以當他商議繼續進兵時，荀就勸他說:“年來荒旱，糧食艱難，若更進兵，勞軍損民，未必有利。不若暫回許都，待來春麥熟，軍糧備足，方可圖之。”加上其他原因，隻好就此回兵。官渡大戰，糧食問題尤為嚴重，而且曹軍已經到了幾乎絕糧的程度。此時此刻，對曹操而言，軍糧就是生命。對袁紹來說，又何嚐不是如此。然恰在此時，有了袁軍糧食消息。曹操如獲至寶，朝不待夕，部署劫糧。官渡大戰，盡管有多少精彩環節，但起決定作用的，乃是烏巢劫糧。而圍繞著這一劫糧行為，生出多少與雙方性命相關的大事，其間袁、曹的個性、才智、能力和膽識得到了充分的展現。這裏刪繁就簡，隻說曹軍已到烏巢糧所，袁軍卻又殺來。此時若曹操分兵，則可能既燒糧不成，又迎敵不勝。好曹孟德，當此萬分緊急之時，偏能速斷速決，找到最佳處置方案。書中寫道: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軍士將束草周圍舉火，眾將校鼓噪直入。時淳於瓊方與眾將飲了酒，醉臥帳中;聞鼓噪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喧鬧？”言未已，早被撓鉤拖翻。眭元進、趙睿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隻顧奮力向前，待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於是眾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焰四起，煙迷太空。眭、趙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分兵拒之，則左支右絀，集中精力，則左右逢源。既燒了糧草，又敗了援軍。烏巢火起，便是一個信號，曹軍將勝，袁軍必敗。糧草問題，事關重大，雖智如曹操，也不是全能解決好的。赤壁大戰時，就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攻取漢中後又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雖然，從《三國演義》上看，這兩次戰爭，都沒有特別強調糧草問題。赤壁之戰，按曹操自己的說法，是“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郎小兒成名”。是否真如曹操所言，值得研究。但曹操確實打了敗仗，否則也就不會橫使周郎小兒成名了。問題的關鍵在於曹操是怎麼失敗的？他失敗的原因何在？是僅僅因為“值有疾病”嗎？恐怕不是。疾病會有的，北方人初到南方，因水土不服，流行時疫，或是有的。但即使是時疫，也不是黑死病，恐怕沒有這麼厲害。況且彼時正值隆冬，也不是時疫流行的季節。加上，曹軍從征的文、武官員極多，未見有因病死去的，也不見因病不能帶兵理事的。總不能說時疫隻是在士兵中流傳，曹軍將領連一個生病的都沒有吧，這個是說不過去的。曹操不全然是被打敗的，83萬曹軍—我們姑且照這個數字理解，全被東吳的大火吞沒，或者連燒帶殺，死亡大半，也不可能。如果是這樣，那後果就不是三足鼎立了，而是孫、劉乘勝追殺、統一中原了。這一點，前麵已然有過分析。時病也是有的，周瑜的火也有點厲害，但更重要的原因，怕還是和糧草有關。曹軍人數眾多，而戰事一時難於結束，糧草供應成為大問題，加上北方兵士不服水土，孫、劉聯軍又迭獲小勝，於是從整個局勢反複斟酌，那麼，上策還是“孤燒船自退”，縱使周郎小兒浪得虛名，也顧不上了。那麼，曹軍缺糧，孫、劉聯軍就不缺糧，顯然雙方的情況是不一樣的。糧草對於雙方可能都有困難，顯然人多路遠的一方更為困難。人多本是好事，但人多，需要的糧也多，如果長期作戰，勢必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而傳統農業，屬於小農經濟，軍糧原本不多，長期耗用，則無力支持。曹軍屯於江北，有數十萬之眾，不要說100萬、83萬、50萬，即使30萬人，供應全軍的糧草，也是一個很大的數字。曠日持久，戰事無決，那麼，隻好燒船自退。人多是好事，糧少卻是難事。路遠則無論如何不是好事，除非速勝。假如2000裏外10萬人出征，如果全靠自己的後方供糧，那問題就大了。10萬人以每日人均2斤糧食算，則一天需要20萬斤糧。後方用人力向前方送糧，則每人可背糧80斤，每天行程50裏，則2000裏路需要40天行程。背夫每天隻許他吃1斤糧食，則到軍之日，隻剩下40斤糧食了。然而這40斤糧卻不能全留給前方，因為這背夫還要回去。回去又是40天，假使還準許他每天吃1斤糧，那麼好了，就把背來的40斤糧食拿回去正好。這也就是說，要麼給背夫增加背糧的負擔，要麼讓他們少吃糧食。即使背90斤，則每人可剩10斤給軍隊。這樣，軍中每天吃糧20萬斤，則需要2萬人送糧。而送糧的周期若以80天計，則需要160萬人送糧。這個數字顯然是太大了。所以《孫子兵法》對於遠征的供應問題最為重視，最主張取糧於敵。然而，取糧於敵是容易的事情嗎？中國古來少有遠征他鄉取糧他人的曆史，固然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有關，也和中國小農經濟的基礎有關，就連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也要受小農經濟基礎的製約。而草原部落對內地的入侵，則不是這樣的情況，他們隻要能殺入中原，糧食問題便不成為問題，至少不再成為大問題。即使這樣，速勝也是必要的，而遊牧民族以騎兵為主，速勝既是戰爭的需要，也是騎兵的特性與特長。曹操從赤壁撤兵，而不像先前對待袁紹、呂布那樣的死纏爛打，固然與時局的變化有關，和糧食供應也有必然的內在關聯。赤壁如此，後來在漢中與劉備作戰，同樣如此，劉備既得益州，漢中便成為必爭之地，而後勤供應，優於曹操。曹操雖然在軍事上並不輸於劉備，但由中原向漢中送糧，卻很是不便。能速戰時，當時固守漢中是上佳選擇;不能速勝時，便成進退維穀之勢。所以《三國演義》寫到此處，這樣表示曹操的心境: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因而有感於懷。正沉吟間，夏侯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雞肋！雞肋！”傳令眾官，都稱“雞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報知夏侯。大驚，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楊修聰明，猜到了曹操的心境，曹操一怒，把他殺了。盡管殺了楊修，該退兵還是得退兵。書中寫曹操不想退兵的原因是怕臉麵上不好看。 赤壁戰役，敗成那種模樣，還要三次大笑。渭水之濱，袍子都扔了，胡子都割了，還要哈哈大笑。主動退兵，有什麼臉麵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久戰不勝，後勤方麵已經無法支持，再不退兵，不要說雞肉—雞肋，連雞骨頭怕也吃不上了。糧食的困擾，對曹操遠征的軍隊，自始至終，不能解決。三國中，東吳的糧食問題解決得最好，這固然和南方氣候宜於種植水稻，水稻收成大於五穀與小麥有關，也和東吳的總體戰略有關，他們沒有什麼遠征，一心守住祖宗基業，守株待兔，免了風險。曹操要統一全國，糧食問題十分突出，但曹魏畢竟是大國，三分天下，得守其二。蜀漢連年出征北魏，糧食問題更其嚴重。蜀漢又是一個小國，國小則人少，但兵卻不能太少，其後勤壓力顯然更大。所以，盡管諸葛亮有大才，薑伯約身經百戰，但無論六出祁山也好，九伐中原也好，至少從後勤供應這個層麵看，也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現以諸葛亮六出祁山為例。六出祁山，多與糧草有關，而且越到後來，情況越是嚴重。一出祁山，時日未久，馬謖便丟失街亭，造成大敗，軍糧問題，還顯得不算突出—沒等到吃不上飯便已經敗回去了。二出祁山，中心是攻取陳倉。陳倉雖小，守將郝昭卻十分厲害，以至於諸葛亮絞盡腦汁，想出種種辦法而不能得手。直到郝昭去世，陳倉才破。不想死了郝昭，卻又冒出一個王雙。說王雙英勇，簡直天下無敵。陳倉難破，王雙又來。然而，王雙不是諸葛亮丞相的對手，被丞相略施小計，便令其人頭落地。按理說，殺了王雙，軍心大振，就該乘勝進軍才是。但諸葛亮不但沒有進兵，反而要退兵了。為什麼呢？因為沒軍糧了。——早就沒糧食了，殺王雙不過退中取勝罷了。所以當楊儀問他:“今已大勝，挫盡魏兵銳氣，何故反欲收軍？”諸葛亮回答說:吾兵無糧，利在急戰。 今彼堅守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今雖暫時兵敗，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今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蜀兵，便可出其不意，乘機退去。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援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敢來追。隻今後隊先行。三出祁山，智取陳倉，又大破魏軍，但丞相因為痛惜張苞，身染重病，隻好回軍。四出祁山，重頭戲是寫與司馬懿鬥陣法，把司馬懿殺得狼狽不堪，醜態百出。但恰在這時，朝廷中偏偏出了小人，鼓動劉禪，召回孔明。而這小人，不是別人，正是負責蜀軍糧草的都尉苟安。《三國演義》上說，這“苟安好酒，於路怠慢，違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為大事，誤了三日，便該處斬！汝今誤了十日，有何理說？苟安挨了責罰，便去投降曹軍，司馬懿讓他回成都散布謠言，召回孔明。苟安奉命行事，果然大獲成功。於是諸葛亮四出祁山無功而歸。但這事經不住推敲。苟安縱然是個天才間諜，投曹軍需要多少時間？回成都又要多少時間？散布謠言還要多少時間？劉禪信了謠言，下詔書召回孔明，再要多少時間？前前後後，沒有一兩個月時間怕是不行。而孔明以鬥陣大勝之兵，在此期間竟毫無作為，仿佛一心一意坐等劉禪下詔似的。看起來，謠言不是大問題，糧草才是大問題。五出祁山，軍事的中心乃是割麥，外在表現則是諸葛妝神，真正的收獲是退軍之時，殺了張。這一次，糧食問題成為中心議題，而且孔明為著運糧還造了木牛流馬。古人說到木牛流馬，有歎息其失傳者，有認為好東西不會失傳，其實木牛流馬就是獨輪小車最初的樣式。但無論如何，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蜀漢兵出祁山成敗的關鍵，是沒有疑問的了。一方麵，要造木牛流馬運糧，更重要的是在當地收糧。你要收糧，司馬懿當然不能同意。於是為著收糧，諸葛亮便想出妝神的妙計。妝神退敵的過程，這個不去管他，隻說毛宗崗評注《三國演義》，對糧食問題確有真知灼見。批注文字見諸《三國演義》第101回，“出隴上諸葛妝神，奔劍閣張中計”。毛宗崗寫道:或謂武侯妝神作怪，不過為割麥之計，毋乃為人所笑？予曰:不然。今天下之妝神作怪者，大抵類此矣。書符遣將，禱雨祈晴，使人群相尊奉，稱其道法。無他故也，重口食也。燒丹煉藥，卻老延年，使人轉相傳述，指曰仙翁，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杖錫升座，講佛談禪，使人疑為慧遠再來，生公複出，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歌姬舞妓，盡態極妍，使人疑為天上飛瓊，山中神女，無他故也，重口食也。翰墨丹青，琴棋諸藝，窮工鬥巧，竭智悉能，使人疑其筆下有神，腕中有鬼，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星卜堪輿，醫方雜術，推吉論凶，知生決死，使人疑其胸羅陰陽，心通造化，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推而準之，比比皆是，何獨笑一武侯哉？為證明孔明割麥做得對，一連舉了好些例子，而且不避神佛，麵麵俱到，可算毛宗崗的一大發明。毛宗崗又說:君子讀書至此，而歎糧之為累大也。兵以食為天，民亦以食為天。武侯割隴上之麥，迫於無糧耳。司馬懿之不戰，亦曰糧盡而彼自退耳。郭淮之請斷劍閣，又曰截其糧道，則彼自亂耳。前者苟安之被責而興謗，不過以解糧之過期;今者李嚴之遣書以相欺，亦不過為運糧之有缺。嗟呼！兵之需餉如此，而餉之艱難又如此，然則，將如之何哉？故國家兵未足必先足食，食不足無寧去兵。這一段批語批得有根有據，令人信服。倘使孔明丞相見到這批語，也許會因為遇到隔代知音而潸然下淚的。其中心思想就是，“民以食為天，兵亦以食為天”。六出祁山，諸葛亮總結以往經驗，已經不再作速勝的打算，而是要駐軍渭水，立意屯田。書中寫道:卻說孔明在祁山，欲為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此事令司馬懿心焦。然而，屯田不是一時可以見效的。而諸葛亮因為長期勞累，身體有病，已然無法支撐下去，終於在五丈原軍中故去，終年54歲。應該說，諸葛亮是最刻苦、最勤奮、最謹慎小心又最得人心的政治家。他死之後，三軍慟哭，路人設祭，在蜀中傳頌為神。然而，不能取得伐魏的勝利，不是因為別的，而是雙方實力懸殊，蜀國沒有足夠的力量，人員不足，錢、糧不備，雖鞠躬盡瘁，也隻能死而後已。其實，諸葛亮對此，是有認識的。他北伐中原之時，曾上表後主，這就是著名的《前出師表》。表中寫道:“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危急存亡之秋”，講的就是蜀國的形勢;“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則是蜀漢的客觀條件。條件如此惡劣，還要北伐中原，是需要極大的智慧和勇氣的。然而，勇氣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智慧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不要說一切問題，單一個吃的問題，就無法解決。所以，六出祁山，卻落腳於屯田。可見，至少在小農經濟時代，確實是吃飯的問題最大。與小農經濟時代相始終，農業與軍事問題，即兵民問題，始終是一個最為基本的社會問題。這問題在平時已然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在發生或發動戰爭的時候，其意義更為重大，其地位更其重要。無兵則必然戰敗，有兵無糧還是戰敗，兵少則難於取勝，兵多糧少亦難於取勝。所以，處理好兵與糧的關係，也就是兵與民的關係。前人說兵民是勝利之本，一點也不錯的，而這裏的民，至少在整個小農經濟時代，指的主要是農民。隻有把軍隊與農民的關係處理好，才能要兵有兵，要糧有糧，然後可以實戰。曹操統一北方，基礎在於屯田，而羅貫中對曹軍屯田之事未能引起重視，實在是一個不小的遺憾。魏之滅蜀漢，晉國吞並東吳，其基本原因也與其國力強大有關。即使如此，滅蜀與吞吳，情況依然有所不同。滅蜀還要靠奇襲，畢竟蜀道艱險，不速戰不能成功。所以偷襲陰平，雖是大險，亦是必冒之險。如果戰爭久拖不決，恐怕勝負還要再議。晉國滅吳，則顯示出從容不迫之意。其首要原因，在於其國力更為強大，而且前線將士屯田成功，糧草不乏，這是其實行攻擊的重要基礎之一。《三國演義》介紹羊祜鎮守襄陽的功績時說:某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末年，軍中有十年之積。軍無百日之糧，怎能長期作戰。而軍有十年之積，後勤自然不成問題。當然，隻是糧草充沛，還不足以言戰，但使用逆向思維，也可以說，糧草短缺，則根本無資格言戰的了。《三國演義》的版本，幾經更迭，至毛宗崗，定為100回。第一回便講黃巾起義，最末一回又講羊祜屯田。可說天下興亡，因民亂而始，以民順而終。沒有民心與經濟作保證，任你什麼英雄也將毫無能為也。
第一章 官論（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