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無可奈何花落去—亡國之君與改革者
1.改朝換代的四大原因《三國演義》開篇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仿佛是一條無人可以逾越的規律。但看中國曆史，由統一而分治，由分治而統一，或幾百年一變，或幾十年一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果然如此。然而，為什麼一個好端端的國家，非產生分治不可，甚至非分裂不可。內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曆代統治者的重視，不能不引起後人的深深思索。造成舊王朝滅亡的，概括地說，包括四個基本原因。第一，內亂。內亂的因素也多。廣義的界定，內亂可以認定為朝廷內部之亂，例如黨爭之亂，例如王權與相權的矛盾。狹義地考慮，所謂內亂，主要是宮廷之亂。而宮廷之亂，又包括因為太子勢力過大造成的動亂，或者因為內宮與外戚勾結造成的動亂，還包括太監擅權造成的動亂，但最主要的，則是因為皇帝本人的昏聵無能，或者濫施暴政造成的內廷與國家之亂。中國曆史上，因為內廷之亂造成朝代滅亡與更替的史實最多。以至有人說，西漢亡於外戚，東漢亡於宦官，唐代既亡於宦官，又亡於割據。因此，自宋代開始，對於內廷之亂，特別重視，對宦官與外戚的行為嚴加約束，不容其有任何越軌的事情發生。然而，曆史的諷刺在於，你管得住宦官，卻管不住自己。說來說去，還是皇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滅亡的深淵。從這個意義上，所謂“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可以認為，“話說天下大勢，亂久必治，治久必亂”了。第二，割據。割據即軍閥割據。秦末就有軍閥割據，但和後來的情況稍有不同。因為那時的軍閥，大多是有封號的，先封諸侯，以後割據。但社會要求統一的力量強大，所以雖有割據，不能長久，七亂八亂，走向大治。東漢亦亡於割據，割據成為主要社會問題，近人所謂“軍閥割據，天下大亂”，正是三國時代的生動寫照。唐代同樣亡於割據，安史之亂以後，皇帝的權威已然不複昔日景象。地方軍閥勢力日益強大，與朝廷的關係，和和打打，打打和和，終於不可收拾，釀成五代十國那樣的混亂局麵。割據反映的主要是王權與軍權的矛盾，所以到了宋代，對於軍人特別警惕，采用各種方式，如最高軍事長官由文官擔任，實行督軍製，高級軍官定期調動，使兵不能識官、官也不能識兵，如此等等。宋代沒有割據，就是北宋已亡、南宋立足未穩之時，各勤王之軍，如韓世忠、嶽飛、劉琦等人率領的軍隊，依然嚴格控製在朝廷的領導和監督之下。所以，嶽家軍雖聲名顯赫，但皇帝要殺嶽飛，依然不是一件難事。割據現象直到明代末期才又有所抬頭，以後到了民國時期，又形成新的曆史局麵。第三，起義。起義主要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曆代不絕，但有大小之別。大的農民起義，能致王朝於死命，所以，曆代統治者對於農民起義，無不深惡痛絕。視起義軍為盜匪，必須痛殲之而後快。但事實上，剿殺農民起義，並不簡單。而農民起義的情況，又各個有異。所以，從其動機上看，統治者是對於任何起義都一定要痛而殲之的，而從其效果上看，雖拚命剿殺，也不見得成功。於是既有剿殺，也有招安，軟硬兼施，交替使用。第四，邊患。邊患是自西周以來就沒有真正徹底解決過的大問題。周王朝東遷，就和邊患有關。以後，戰國時期，北方諸侯開始修築長城。秦始皇統一六國，再修造統一的萬裏長城，這也和邊患有關。漢武帝八次征伐匈奴，實際上就是邊患之戰。東漢講和親，和親確實起了作用。但進入晉代，北方又亂，於是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亂華，成為中國古代史上一段極其慘烈的曆史時期。邊患在唐代未成大害，在宋成為亡國之恨，在明又成亡國之恨。邊患問題之大，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諸如《楊家將》、《說嶽全傳》等書的風行，皆與邊患有關。上述四種大亂，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響。邊患與農民起義有關，這是明代亡國經驗所證明了的;割據也與農民起義有關，這是唐代亡國經驗所證明了的。而無論農民起義，還是割據，還是邊患，皆與內亂有關，這是曆代改朝換代的經驗所證明了的。由此看來，國家政事雖大，卻又應了民間的一句俗話，即蒼蠅不叮沒縫的蛋。如果你皇帝是好的，國家機器本身沒大問題，其運作是正常或者比較正常的，那麼，農民起義就不會發生，就是發生了，也不能動搖國家的根基;割據自然也不會發生，發生了也容易糾正。那情形，就如同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一樣。從而邊患也不會成為太大問題，因為你強悍，我更強悍。你搗亂可以，想亡我國家，辦不到，其結果就如同漢武帝北伐匈奴一樣，不但把匈奴人逼至漠北，而且把他們趕向歐洲，從而為漢王朝迎來一段平靜的邊境局麵。四亂其實始於一亂。一亂就是內亂，而內亂首先發因於皇帝，或者因為皇帝無能，或者因為皇帝昏庸，或者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暴君，或者因為他年齡太小，不能理政，或者因為他選錯了接班人。2.亂自上作—話說亡國之君金聖歎批注《水滸傳》，一個著名的觀點，叫做“亂自上作”，實在說到了筋節之處。若非亂自上作，天下人又安能亂之！中國傳統，老百姓是最為聽話不過的，上帝要他造反，他都不高興聽。中國老百姓造反，是實在沒有活路了，但凡有一線生機，他也不會用造反的方式作為生存要求的。金聖歎在《水滸傳》第1回就此批注道: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一部大書七十回，而開書先寫高俅，有以也。亂自上作，爾後天下大亂，既是中國曆史給我們留下的一份深刻的曆史教訓，也是六大名著或曲或直以形象生動的人物、情節證明了的中國古代文明的縮影。六大名著中，有三本書都與亡國之君密切相關。這就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和《金瓶梅》。《水滸傳》寫的是徽宗宣和年間的事，那時候，雖未亡國，但相距北宋滅亡不過10年時間了。《金瓶梅》借《水滸傳》的一個情節，借瓢水以成波瀾，寫的還是那一個時代的事情。不過寫法更其細膩，生活氣息更為濃厚罷了。那麼，亂自上作，首惡便是宋徽宗。然而作者不肯寫皇帝，卻要大寫奸臣，中國人的這種怪脾氣，稍後再論。寫亡國之君寫得好又寫得也比較充分的還是《三國演義》。那麼，就從三國的幾位亡國人物說起。三國—魏、蜀、吳，亡就亡在接班人上，一個小，一個癡，一個壞。所謂“一個小”，說的是魏國。魏國開國皇帝是曹丕，但創立基業的是曹操。曹丕做皇帝時已經不年輕了。曹丕年齡不小，但他的孫子年齡就小了。因為他的壽命不長，兒子壽命又不長。他的才能比不過乃父，他兒子的才能又比不過他，可說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曹丕主持魏國國政，論本事還是有的，因此，國內政局也算穩定。但到了他孫子時，就不行了。《三國演義》對此有一段很動人情感的描寫。事見《三國演義》第106回。且說曹睿病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君臣見麵，字字痛切，曹睿“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禦榻之前”—睿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托孤於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況大國乎？朕幼子曹芳，年才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禮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睿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隻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然而，曹氏的天下，終於斷送在司馬氏手中，其中攝取大權的就是這位托孤老臣司馬懿。這不是說，司馬懿生來狼子野心，天下第一壞種。看魏國當時的局麵，確實也有很多捉摸不定的因素。這些因素，既不是八歲的曹芳可以左右的，也不是深謀遠慮的司馬懿可以隨心所欲的。魏後期形勢，則吳、蜀尚在，戰爭不絕。魏國內的形勢，則權出豪貴，非止一家。皇帝年幼，國家機器必然借重臣之手才能正常運轉。重臣不止一人，而且他們身後又有眾多的宗族、朋黨勢力存在。司馬懿不把權力拿在手中，便可能成為砧板上的一塊肉，他的家族便有危險。他既要把權柄奪到手，那麼就非使用陰謀不可，非殺害政敵不可，又非拉攏支持者不可。其結果，不論他主觀意願如何，隻能是架空了皇帝，進而把皇權變成了他家族的權力。曹氏政權丟失，除去其他種種原因之外，外有強敵、內有重臣是其主要的原因。而曹芳年幼，則是造成這原因的原因。畢竟曹芳不是康熙大帝，司馬懿不是鼇拜，而曹芳的母親也不是孝莊皇太後。就是孝莊皇太後和康熙皇帝，他們想把失去的權力收回也並不容易。所謂一個癡，說的是蜀漢後主劉禪。這個劉禪，差不多就是個笑料，但他也是孝子。他的惟一的優點，就是聽劉備的話，信任諸葛亮，照諸葛亮的安排辦事。諸葛亮在世時，他言聽計從。諸葛亮死後，他依然照諸葛亮的安排，重用蔣琬、費，對於薑維，也是信任有加。薑維北伐中原不利，不是他不支持，而是當時的國力有限，執掌朝政的蔣琬、費對北伐的事情不肯全力支持。劉禪做皇帝，無所作為。有了賢臣，還能堅持一氣。後來，蔣琬死了，費也死了，於是小人抬頭。薑維便感覺不安，以致避禍屯田，不再回朝。鄧艾偷度陰平關成功，劉禪急忙讓諸葛亮的兒子領軍抵擋，不勝，魏國大軍直逼成都。他馬上沒了主意—其實，他從來也不是一個有主意的人。於是，譙周這樣的老臣便進言投降。當時的朝臣，並非人人主張投降，也有主張放棄成都，到南中七郡躲避的，也有主張投奔東吳的，也有主張決一死戰的。主張決一死戰的不是別人，乃是他的第五個兒子劉諶。更多的人，還是主張投降。在投降派中，譙周的態度尤其突出，講的道理尤其動人。劉禪一想，想要活命，還是投降的好。所以盡管劉諶力爭，他還是決定照譙先生的主意辦。因為劉諶死諫，他命令近臣將劉諶“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劉備打天下，何等艱難，劉禪降敵，何等容易。劉備的這個兒子至少智商大有問題，即使不是個白癡，也有點半傻不俏。劉禪的“事跡”，多發生在投降後，他傳給後人的最主要的財富，乃是一則掌故—“樂不思蜀”。《三國演義》的作者雖然最是擁劉，但寫到此時，也是無可奈何，因為劉禪的所作所為，實在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所以演義中寫“樂不思蜀”的一段文字也特別具有文學性。且說後主投降，至洛陽，接受了魏國的封號—安樂公。次日，便帶著隨從人員到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薑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須臾，後主起身更衣，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故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正之言以對，欲哭無淚，遂閉其目。昭曰:“何乃似正語耶？”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所謂一個壞，說的是孫皓。孫皓之壞，可比董卓，所以一部《三國演義》，從它的負麵表現去看，卻是從董卓開始，而至孫皓結束。百年奇遇，有此兩端，能不恨歟？《三國演義》寫孫皓，不曾多用筆墨，但隻寥寥幾言，便把這個暴君的嘴臉勾畫出來。前文曾引陸抗與羊祜彼此為鄰，使晉、吳邊境一片安然。不想孫皓有命，令陸抗“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陸抗對使者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人齎到建業。近臣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勸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為念，不當以黷武為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為司馬，卻令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群臣皆不敢諫。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恣意妄為，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群臣恐怖，莫敢奈何。三國態勢，吳、蜀聯合，或能共存，蜀亡則吳必亡。若遇賢主，尚能多支持幾日，遇到孫這樣的昏淫之君，正是晉人的大好時機。所以杜預、王的兵馬一到，東吳的防線即刻瓦解。《三國演義》一段97年轟轟烈烈的曆史，到此亦告一段落。3.無官不貪，天下怎能不亂“六大名著”沒有本本都寫皇帝，但本本都寫貪官。貪官無所不在，大到王公，小到吏卒，上貪下也貪，大貪小也貪，你貪我也貪。貪風一起，便不可遏止，不但相互攀比，而且相互借鑒，不但相互勾結，而且相互傾軋。結果是，既有被貪官整倒的清官，更有被貪官整倒的貪官。那情形，好比何進死了，董卓來了，董卓還不如何進。董卓死了，李、郭汜來了，李、郭汜更狠如董卓。貪風如同洪水，當它未曾決堤的時候，好像隻是一種醞釀，一種可能，一旦決堤，便成為極大的禍害，所謂禍國殃民的就是。《三國演義》是大而化之，意在比較明君與暴君，賢相與權相。《水滸傳》是從上寫到下，抓住兩頭，比較黑白，客觀上證明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金瓶梅》是從下往上看，雖然表現的多是下層的腐敗，但能讓你看出上梁不正下梁歪，樹死葉黃根須爛。《紅樓夢》以寫官僚大家庭為主，而官僚大家庭的曆史演變，恰恰反映了封建王朝的腐敗與朽爛。《西遊記》雖是神話故事，筆下的人物不是妖怪就是神仙，可笑的是即使西天淨土，佛門弟子卻也貪。《儒林外史》意在科舉，科舉是做官的門徑，未作官時，隻是貧富，做了官後便有貪廉。《水滸傳》寫高俅，細節上不甚注意，多少有些臉譜化，但這也告訴了世人一個道理，即混沌之世，必將小人得誌，地痞能做太尉，可以想見那朝廷該是怎麼一回事兒了。《水滸傳》寫得比較細致的，還是對衙門尤其是監獄、牢營中看押犯人等處的黑暗的描寫。因為，梁山英雄不少都是充過軍、刺過字、發過配的，所以寫到這些地方的貪官汙吏，顯得更為生動傳神。比如林衝一入牢城營，便聽到這般言語: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隻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覷得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隻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於是林衝向獄友請教如何送錢，如何行賄—正說之間，隻見差撥過來，問道:“哪個是新來配軍？”林衝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麵皮，指著林衝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卻來唱諾！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剌剌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身碎骨。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把林衝罵得一佛出世，那裏敢抬頭應答，眾人見罵，各自散了。一個差撥，見了新的犯人。如同野狗聞見肉香，不覺饞誕大流，一眼見不到骨頭，便要狂吠不止。其實，這差撥也不過是一麵小小的鏡子，他放射出的乃是社會腐爛的凶光。好不容易，聽他罵過，林衝取五兩銀子奉上，陪著笑臉說道:“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嫌輕微。”又取十兩銀子煩他轉上管營大人。想林衝是何等人物，八十萬禁軍教頭，後來又成為梁山泊五虎上將，然而，當此之時，低三下四，沒了人性，不是林衝人性喪失，而是那社會不讓你做人。隻說差撥一見銀子，馬上金剛化佛，成另一副嘴臉，看著林衝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閑之人，久後必做大官。一個差撥，見了新的犯人，如同見到財神。俗話說，錢能通神，錢既能通神，神也就被錢異化了。瞬息之間，如此變化，若非親身經曆，哪個肯信。《水滸傳》的妙處，在於寫好漢要寫一群，寫貪官也寫一群。英雄惜英雄，被惡勢力逼到了一處。貪官則狼狽為奸，上下左右，互相攀連。比如害林衝的這一案，既有高俅，又有陸謙，還有富安，加上解差、差撥，可說上上下下，聯手作案。實際上，高俅的網還是小網，宋徽宗的網才是大網，貪官汙吏都成了網絡，北宋的江山怎能不敗。《水滸傳》著力寫高俅，《金瓶梅》則著力寫蔡京。蔡京出麵不多，但是他重要。沒有蔡京，就沒有西門慶;即便有，也早該處死七八十回了。但沒有蔡京，卻有貪官，沒有西門慶，會有東門慶、南門慶。由此看來，蔡京、西門慶，也不過是一個符號而已，骨子裏已經爛了，不管黑蛆白蛆，總而言之，是非生蛆不可的了。西門慶依靠蔡太師，中介人則是翟管家，但無論靠山也好，中介也好，統統都屬於“王婆子推磨，沒錢不行”。《金瓶梅》寫西門慶一生，隔三差五，便與蔡太師發生些聯係，蔡太師果然是真佛，每有風險，必能化險為夷。不但風險沒了，而且還要因禍得福，還要更其聲勢赫赫，橫行無忌。直到有一天，居然進京受封，親眼見了大宋天子。蔡太師為何格外照拂西門慶，當然大有緣由，在後者是行賄，在前者是受賄。且說西門慶的下人來保第二次到蔡府，這蔡太師一見禮物，不是“黃烘烘的”，就是“白晃晃的”，心裏十分快樂，嘴上卻說:“這禮物決不好收的，你還將回去！”於是來保慌了，趕快下去叩頭，說:“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便了。”蔡太師聽了更高興，收下禮物，問西門慶可有官役。來保說無，於是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戶。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慌得來保又是叩頭不止。這蔡太師看來保會辦事，又見吳典恩長得順眼，幹脆又取兩張付過來，讓吳典恩在清河縣做個驛丞，讓來保在山東鄆王府，做一名校尉。那麼，什麼是付呢？ 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任命書了。不過這任命書是皇上特賞給太師的，讓他自由使用，其實就是以官賣錢。朝政衰亂至此，大宋不亡何為？《金瓶梅》寫得活靈活現的，還有太監。《金瓶梅詞話》31回，“西門慶開宴吃喜酒”，便寫了兩位太監: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槍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等眾武官，都是錦繡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掾跟隨，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裏麵鼓樂喧天，笙簫迭奏。於是與內相相見，於是互相謙讓，於是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為東家，咱坐了罷。”一群地方軍政長官，在內相麵前唯唯喏喏，而且說:“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不知道“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是什麼理論？但太監的地位之顯赫卻是顯而易見。其實呢，這兩位內相，也不過是“一個造磚的，一個看皇莊”的內使罷了。俗話說，宰相門前七品官，以此推之，那為皇家看莊子的太監當然應該在地方軍政大員之上了。中國的官吏之禍，不是禍出無門，而是禍出皇家。寫貪官寫得好的，是《儒林外史》。不但筆法細膩，而且字字傳神。《儒林外史》寫貪官與腐敗，寫得好，也寫得細。不但寫官，而且寫吏，還寫官宦子弟。而且不僅寫貪官，也寫暴政，寫官與士的關係，官與民的關係，寫做官者何以如此。作者慣用白描筆法，雖著墨不多，卻能入木三分。《儒林外史》寫了一位布政司衙門官吏潘三，這潘三心黑手狠，作案奇多，雖在公門，一心隻在弄虛作假，詐取錢財。婚書、批文，沒有不敢假造的，隻是因為這文章寫得細致，等閑之間，不好引證。隻說這潘三“家裏有的是豆腐幹刻的假印”，又備有筆，但需作假，工具、手續，一應俱全，就知道他幹的是什麼勾當。這潘三沒有不敢做的事。一天，一位叫李四的來找他，為朋友的兒子謀個功名，可這朋友的兒子竟是一字都不通的。一字不通，愣要考秀才，純粹天方夜譚。但潘三於此，卻是胸有成竹，他且不忙籌劃，先談“公事”。潘三先道:“李四哥，許久不見。一向在哪裏？”李四道:“我一向在學道衙門前。今有一件事，回來商議，怕三爺不在家，而今會著三爺，這事不愁不妥了。”潘三道:“你又甚麼事搗鬼話？同你共事，你是‘馬蹄刀瓢裏切菜—滴水也不漏’，總不肯放出錢來。”李四道:“這事是有錢的。”潘三道:“你且說是什麼事。”李四道:“目今宗師按臨紹興了，有個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個錢來，而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金躍，卻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尋一個替身。這位學道的關防又嚴，須是想出一個新法子來，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潘三道:“他願出多少銀子？”李四道:“紹興的秀才，足足值一千兩一個。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兩。隻是眼下且難得這一個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樣裝一個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少？衙門裏使費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樣一個分法？”潘三道:“通共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個分子，這事就不必講了。你隻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這裏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到底是怎個做法？”潘三道:“你總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門裏打點也在我。你隻叫他把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在當鋪裏，另外拿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個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妥當麼？”李四道:“這沒的說了。”聽這一篇對話，可以知道，當時的科舉黑暗到了什麼程度。秀才是有價的，雖不曾明碼標價，但在他們這些人眼裏，卻是價清價楚。而且地方不同，價格還不同，所以要說“紹興秀才值一千兩”。潘三是個中老手，老手對於老手，不說辦事，先說“公事”，問有錢沒錢，有錢，再問什麼事;如果沒錢，還費唾沫幹嘛？問了有錢，又問甚事。知道了事，還要再問總共多少錢，這錢怎麼處置，雙方才放心。如此等等。潘三與李四計較已定，於是行動起來，神不知鬼不覺之間，便把金躍的秀才拿到手了。中國古來貪官極多，而官衙的事務又繁，官員忙不過來就請師爺。六大名著中不曾詳論師爺這行當，但看潘三的行徑可知其一二。師爺有好有壞，即使好的師爺，也是那個時代的特有產物。譬如清官，他可以約束自己，不能約束這社會，就是想約束這社會，這社會也不能容他。潘三這人物，應該說是《儒林外史》奉獻給讀者的別一類典型。寫貪官汙吏寫出大手筆的是《紅樓夢》。《紅樓夢》的重點，不在官場，但它對官場的理解非常深刻。《紅樓夢》第4回:“薄命女偏遇薄命郎，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寫的就是貪官。而且因為這一回書，還引起對《紅樓夢》總綱的爭論。過去一般認為，《紅樓夢》第5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為全書的總綱。但毛澤東不同意這觀點，他認為第4回才是總綱。究竟如何，還可以商量。但第4回絕對不是無足輕重的，如果無足輕重，還寫它作甚？但說它是總綱，似乎也有些牽強。《紅樓夢》的特點，雖然意在男女之情，卻不簡單地處理男女之情，而是把男女之情放到社會、家庭的大背景中，於是，這個背景就和整個社會結構發生了關係，就和皇權發生了關係，就和世俗發生了關係，自然也和貪官汙吏發生了關係。《紅樓夢》第4回，寫兩家富人爭買一丫頭，其中一家倚權仗勢把另一買家的男主人打死了。這打死人的人，就是臭名昭著的薛蟠薛大公子。他把人打死了，還沒事人一樣，隻管帶著家人和搶來的丫頭揚長而去。以致被害者的家人告了一年的狀，還是毫無結果。於是剛剛上任的應天府知府賈雨村聽了這案子的緣由，便大怒道:“哪有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來！”便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凶犯家屬拿來拷問。正在發威之時，卻見案旁站著的一個門子，使眼色不讓他發簽。於是賈雨村住手，便來到密室，向這門子問個究竟。這門子原來是一個故人，這個且不管，隻說，雨村問道:“方才何故不令發簽？”門子道:“老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單，上麵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隻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護官符’。方才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礙著情分臉麵，所以如此。”一麵說，一麵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麵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諺口碑，雲: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裏，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請來金陵王。豐年好大“薛”，珍珠如土金如鐵。原來如此。結果是不言而喻的了，薛家沒事。官司斷得不明不白，糊裏糊塗，然而，賈雨村的心裏，卻是雪亮。不但心裏雪亮，而且還另有考慮。他想到這出主意的門子常在身邊終為不妥，況且又是“故交”，假定說出當年自己貧賤時事，就更不好。“因此心中不大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才罷。”看起來，這奴才是不好當的，即使你幫了他的忙，到後來還要自己吃屎。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自斃的常常是那些無權無勢的人。比如賈雨村，就沒有自斃，薛蟠也沒有自斃，等著貪官自斃，真比天上掉餡餅還難。而且，“四大家族”的聲勢比之潘三，又不可同日而語，但也惟其如此，最後才落一個“白茫茫大地真幹淨”。實在當權者的大廈，靠外力是很難打倒的，除非它生了蠹蟲，梁也朽了，椽也爛了，風平浪靜，都有危險，一旦風吹草動，馬上樓倒屋塌。《西遊記》是神話故事，但神仙離不開凡間事。而且貪汙受賄，敲詐勒索，不但在妖的世界橫行，在鬼的世界泛濫，甚至在西天極樂世界，亦不能“免俗”，佛都不能“免俗”，貪官汙吏，隻管放心大膽地朝前走吧！且說唐僧師徒，曆盡千辛萬苦，萬死一生，好不容易到了西天，眼看真經到手，那如來佛的兩大弟子阿儺、伽葉卻向唐僧要“人事”，這兩位佛祖大弟子對唐僧說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什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三藏聞言道:“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曾備得。”二尊者笑道:“好，好，好！白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尊者之笑，不是好笑，不是冷笑，便是訕笑，要麼就是嘲笑。因為他們看不到“人事”，拿給唐僧的全是些無字之經，無字之經就是白紙。萬裏迢迢，取些白紙，唐僧又不是二年級小學生，要這些作業本有什麼用處？於是鬧到如來佛麵前，孫行者嚷道:“如來！我師徒們受了萬蟄千魔，千辛萬苦，自東土拜到此處，蒙如來吩咐傳經。被阿儺、伽葉索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敕治。”這如來講的又好: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隻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向時眾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隻討得他三鬥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眾生，愚迷不悟，隻可以此傳之耳。”即叫:“阿儺、伽葉，快將那有字的真經，每部中各撿幾卷與他，來此報數。”4.管理與改革為什麼不濟事六大名著中，講管理與改革的不多。《儒林外史》意在諷刺，有幾個賢者也是不通俗務的書生。《三國演義》重在戰爭，管理一事，未及細論。況天下未定，改革更是談不上的，就是三國歸晉以後，也不是改革的年代，結果才鬧成八王之亂的大悲劇，引來南北朝200多年的大動亂。《水滸傳》講的是草莽英雄，江湖事跡，管理、改革，與彼無關。《金瓶梅》中少有管理，多有破壞。雖然所破壞的並非全是好貨色。《西遊記》是一篇神話，且又佛法無邊，佛是不講管理也不講改革的，因為他全知全悟，如上帝一般。惟有《紅樓夢》，既有關於管理的生動寫照，又有關於改革的生活實踐，但那結果，卻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不惟讀者無法滿足，連書中人怕也不能滿足的。其原因，不外乎方才講的兩大原因。《紅樓夢》中管理的強者，乃是王熙鳳。她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協理寧國府。曹雪芹寫到此處，也是情思關注，百倍精神。且說，鳳姐未曾到位，寧國府已然草木皆兵。那總管賴升聞知裏麵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裏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小心伺候才好。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別把老臉麵扔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 一時惱了，不認人的！”隨後鳳姐到來，先講了處事的宗旨，言簡意賅，斬釘截鐵:既托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諸事由得你們。再別說你們‘這府裏原是這麼樣’的話，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一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且不但有宣言，而且有辦法，即現如今人們喜歡說的可行性措施。鳳姐的辦法，不但可行，而且嚴密，有權有責有利，出了毛病還有罰。她開宗明義已畢，便叫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看完，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親友來往倒茶，別的事不用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的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的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要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一總支了來，交給你們八個人，然後按我的數兒往各處分派。這二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房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於痰盒撣子等物，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的賠補。賴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打架伴嘴的，立刻拿了來回我。你要徇情，叫我查出來，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此等等，一路分派，可說調度有方，指示得宜，條條款款，明白如畫。鳳姐的本領，不但會講，而且管理到位。首先是自己以身作則，點點滴滴，不敢怠慢。二是看出問題，抓住事由，決不姑息。雖然理事堂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鳳姐偏能帥堂穩坐，大將軍八麵威風。那情形真如龐士元理事耒陽縣一般。一頭說，一頭看，一頭問，一頭批注明白。未曾理事，先要點名，點名時便有人遲到，那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誤了！你比他們有體麵，所以不聽我的話！”然後，也不聽這人的辯解，擱下此事，卻先處理各項事務。這裏麵包括車子問題，轎子問題，賬目問題，裁縫問題，前前後後，七上八下，頃刻之間，料理明白。然後對那遲到的人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隻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了好。”登時放下臉來，叫:“帶出去打他二十板子！”眾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複。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賴升革他一個月的錢糧。吩咐:“散了吧。”眾人方各自辦事去了。一時風雨交加，片刻日出雲散，這樣的管理天才，可以說是“人才難得”。可惜，這鳳姐的毛病，就在於管得住別人，管不住自己。別人拿一根草就要賠，遲一刻鍾就要打，她本人呢？隻在鐵檻寺住了一夜，便徇私枉法，得了3000兩銀子，害死了兩條年輕的生命。管理不行，需要改革。《紅樓夢》中的改革者，是薛寶釵、賈探春和李紈。“改革”也並非全然自覺，而是事在其間，有感而發。起因是鳳姐病了，不能理事，日常的事情便交給李紈、探春去辦，王夫人怕她們兩個力量不夠，又特地把薛寶釵請來。誰知不辦則已，一旦有了頭緒，這幾位，首先是賈探春便有了改革舊弊、實施新“法”的主張。所謂的改革舊弊，是除掉了府上買辦負責的脂粉錢。事因由探春提起，她對平兒說:我想的事，不為別的，隻想著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又是二兩的事。我想咱們一月已有了二兩月銀，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可不是又同剛才學裏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這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呢？平兒見問，笑著答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該有分例，每月每處買辦買了，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個我們天天各人拿著錢，找人買這些去的。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給我們。至於姑娘們每月的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閑，姑娘們偶然要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不過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冷眼看著，各屋裏我們的姐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子。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這裏說的是府上小姐每月二兩例銀，是預備方便的，與買脂粉銀子沒有關係。而脂粉又不能現用現買，怎麼辦呢？就以每位小姐每月二兩銀子計，由府上的買辦負責。而實際上，小姐們常常用自己的錢買，所以平兒說，這裏麵的原因，要不就是買辦脫了空，要麼就是買辦買來的不是正經貨—沒貨，或者沒有好貨。探春、李紈說:“脫空是沒有的，隻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裏弄些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還得現買。就用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方才使得。要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平兒便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東西，別人買了好的來，買辦的也不依他，又說他使壞心，要奪他的買辦。所以他們寧可得罪了裏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這雖是件小事，確實不太容易講說明白，明明是該買辦辦的事，他們買來的偏又不能用。他們買的不能用，還不許別人說，別人一說，就說別人沒安好心，要搶他們的飯碗。大的改革舉動，則是把大觀園“承包”給從賈府中挑選出來又有能力且自願承包的老媽子們。這事情，前前後後，確也複雜，單從經濟上看，卻又節省一筆開支。節省了多少開支呢？按平兒的算法是:“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多銀子。”一個園子，因為實行了“改革”，不再多花錢，還保護了園林花木，又給管園子的創了收，外加節省了400多兩銀子，探春的改革，可以說不浮不躁，確有成績。然而，這改革從賈府的宏觀角度看，卻沒有太大意義。就在賈探春為園子的“承包”事宜、買辦的“貓膩”細算其賬的時候，王熙鳳也在和平兒算另一筆賬。這兩筆賬，一經對比，讀者不難看出，這“改革”的作用其實幾等於無。王熙鳳對平兒說:“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裏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裏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有大小事兒，仍是照著老祖宗手裏的規矩，卻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克薄。若不趁早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主仆說著，又算了幾筆賬，這些賬是: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著官中錢，老太太自有體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下三四個，滿破著每人花上七八千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銀子;若不夠，那裏省一抿子也就夠了……隻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賈環結婚，花不多，但也要3000兩銀子; 姑娘出嫁也花不多，每個人需要七八千銀子。可是探春的改革，改來改去，不過節省了400兩銀子，這400與3000比，不過1/7，與七八千比，不過1/20。省下的這點錢，對於那些老媽子的生活或有所補益，對偌大個賈府而言，不是幾等於零嗎？然而，最可怕的還是別平空再添出一兩件事來。什麼事這麼可怕？元妃省親就這麼可怕！因為那一次省親，又修大觀園，又買戲班，買尼姑，加上省親儀式等等，便花去了10多萬銀子。這樣的窟窿，可不是賈探春的一項乃至十項改革能彌補上的。改革要想成功，非做係統安排不可。而這一切都是曆代封建王朝難於做到也不想做到的，所以隻好眼睜睜看著他們祖輩千辛萬苦創下的基業—無可奈何花落去。
四、皇權文化批判
講批判，不是說一切舊有的東西，統統不能要了。如果統統不能要了，那就不是批判，而是整個予以埋葬。傳統文化，還是要的，但不能原封不動，搬將過來，而是要挑挑揀揀，去偽存真，去蕪存菁。這個過程，簡而言之，就是批判。批判的內容也多，這裏且分六個方麵作些分析。1.權製批判—從權力在天到權力在民封建文化，皇權第一，皇權最重，皇權最大。在皇權麵前，宰相都不過是奴仆，縣官連奴仆都排不上正經位置，所謂七品芝麻官而已。平頭百姓則如同草芥。雖然也講愛民如子，但父親對於兒子的權利又大。漢武帝處死太子，眼睛都不眨。皇太子尚且如此，所謂愛民如子，那實質其實不堪設想。西方文明，也經過封建時代，雖然沒有中國式的皇帝，但教皇的權威也是不可侵犯的，所謂天賦神權。教會有上帝支持，誰反對就交給宗教裁判所，殺死、燒死，全是罪有應得。不但讓你肉體無存，而且靈魂還要下地獄。文藝複興運動、啟蒙運動，本質上就是人的運動，打擊神權，張揚人權，批判天賦神權，主張天賦人權。因此，國家的性質發生變化，它不再是神的產物，而是人的產物。國家出於契約，本質上是公民約定的產物，換句話說，沒有人民的認可，國家權力就沒有合法的基礎。因此，人文運動在國家政權方麵的表現，必定走向民選製，推翻獨裁製。中國古來的情況，雖然不重視神權，卻迷信和崇拜皇權。皇權之下，臣子已經失去人格，人民更是沒有人格。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惟其如此，種種曆史的錯誤才不會重演。2.人才觀念批判—從伯樂相馬到賽場賽馬傳統的人才觀念，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伯樂思想。伯樂發現人才，有伯樂，爾後有千裏馬。沒有水鏡先生，特別是沒有劉備，就沒有諸葛亮;沒有諸葛亮，也沒有費、蔣琬、薑維。沒有曹操就沒有郭嘉、荀，也沒有許褚、徐晃。沒有孫權，就沒有甘寧，也沒有魯肅、呂蒙和陸遜。伯樂相馬，好之又好。然而，伯樂不常有，而且伯樂的好惡是可以改變的。蕭何可以發現韓信，韓信走了，他還要千方百計把他追將回來。然而，後來害死韓信的，也是這個蕭何。中國曆代王朝，殺功臣的多，不殺功臣的少。《三國演義》沒有殺幾個功臣，因為他們還沒成功，沒有到殺他們的時候。設想，如果劉備取得了天下，那麼，諸葛亮就有些危險，關羽、張飛將更其危險。關羽脾氣很大，那下場未必好於彭越; 張飛脾氣更大，其下場可能就是第二個英布。幸而劉玄德未曾取得天下，他生前留下賢名，他的部下也不曾死在他的刀下。古代講究相馬，現代要求賽馬。賽馬人人平等。伯樂相馬，伯樂是人，馬匹是畜牲，人與畜牲怎麼平等？相馬改成賽馬，是快是慢，賽場上見。大庭廣眾之下，萬馬奔騰之中，哪個跑得快，哪個跑得慢，哪個聰明，哪個有耐力，哪個適合於東，哪個適合於西，哪個應該為帥，那個應該淘汰，一清二楚。既做不得弊，也冤不得人。什麼伯樂，且請一邊休息。如果您一定要大顯身手，那麼，沒有別的辦法，隻有請您也下場一賽—也成為一匹馬才行。伯樂相馬，將來也還有些用處，意在發現人才。但其基礎形式，卻是公平競爭，人人平等。惟其如此，才能使更多的人才脫穎而出，人盡其才，材盡其用。3.腐敗批判—從無官不貪到製衡廉政前麵說到，中國古代的腐敗，一大特點就是傳播得快，如同瘟疫一樣。不腐敗則已，一腐敗，便上上下下，亂成一團。所謂四大家族“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上至皇族、高官，下至獄卒、門吏，層層加碼，處處剝皮，任你多麼好的江山社稷，也非倒塌不可。腐敗傳播極快，因為缺少抗衡力量。古人也講吏治，吏治就是治吏，先把官吏治好，必定民風清正。所以曹操治軍，最講執法，諸葛亮治蜀，要用猛刑。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吏治屬於人治。人治可能極有成效，但來得快，去得也快，說來說去，人治是靠不住的。人治的特點，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一個人即最高權力者身上，為此，不惜神化其人，神化其位，神化其史，神化其命。神化其人，便是神化皇帝;神化其位，便是神化皇權;神化其史，就是對皇帝的履曆添枝加葉，胡吹亂捧;神化其命，就是鼓吹迷信，鼓吹天命。然而，人是要老的，人是會病的，人是要死的。皇權、皇位、皇史、皇命，既已神話，好皇帝在時，固然一切稱順，壞皇帝來時，卻又加倍成災。而且因為他已經成了神話的對象，所以盡管行為如禽獸，你也隻能叩頭如搗蒜，除去勸諫，毫無辦法。人不但必死，而且必老、必病。老人可能糊塗，病人可能變態。糊塗則清明人治將成泡影，變態則昔日的智慧可能全成暴戾。中國古來的聖明皇帝，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到了晚年，全幹過不少昏事、醜事、髒事、壞事。寄希望於一人，就是背靠冰山。可是，冰山怎麼能靠得住呢？中國文化傳統，最喜歡談論納諫。一提納諫，便兩眼放光，以為發現了新大陸。其實，進諫已經靠不住，納諫更其靠不住。六大名著中，也有些進諫、納諫的描寫，不算十分突出，但那意思還是有的。進諫、納諫之所以靠不住，因為雙方根本處在不平等的位置。皇權體製，最根本的問題是官與民的關係問題，而進諫、納諫則是帝與官的關係。官與民，則權力不屬於人民。帝與官，因為雙方終究不能平等，所以進諫、納諫雲雲，可能十分成功，也可能全然失敗。魏征碰到李世民，他成功了;比幹碰到紂王，卻被剜了心;趙普碰上趙匡胤，何其幸運乃爾;海瑞碰上嘉靖皇帝，就被下了天牢。政治大計，關係國計民生，出現重大失誤，必然成為曆史與民族的災難。進諫、納諫雲雲，早已不合時宜，放在博物館中，都不是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中國封建時代，也有負責監督的官員，更有很多出色的言官。他們不但監督百官，而且監督皇帝。但這是一種內部監督，而內部監督其實是最靠不住的一種監督。仿佛權力機關的自律行為，有自律當然比沒自律好，但隻講自律，等於白廢。因為，自律固然為人稱道，問題的關鍵在於，他不自律你怎麼辦？4.人身依附批判—從甘心為奴到自立為人古來人身依附，有製度方麵的原因，不依附就不讓你生存。有經濟基礎方麵的原因，不依附便不能使小農經濟的效益得以最大地發揮。有倫理道德方麵的原因，不依附便是破壞了倫理綱常。但是，封建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中國人正在為現代化而奮鬥，而舊文化舊觀念例如人身依附的觀念，有時依然陰魂不散。很多人，還是離開靠山站不住，離開後台立不直，你讓他坐下，他說站慣了，你讓他用自己的腦筋思維，他自覺大腦一片空白，一無所有。所以有人說，最可怕的不是奴才的命，而是做奴才的心。所謂奴才的命，其實並不存在，就是存在，我們還可以和它拚命，本人不信這命，看看天是不是會塌下來，鼻子是不是會大頭朝上，爺爺是不是會變成兒子，男人是不是會變成女人。《三國演義》中寫過很多可驚可鄙可悲可歎的事，但最為可驚可鄙可悲可歎的事情，莫過於劉安殺妻招待劉備這件事了。演義寫劉備敗逃—途中絕糧，嚐往林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安也。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其妻以食之。殺死妻子，目的隻是為了請人吃飯，這樣的慘事，恐怕任何一種野獸都做不出來。禽獸不會做的事，劉安做了。因為什麼？ 就因為那是劉皇叔，那是劉豫州，那是一個賢明的聖主。更可駭怪的是，這件事不但劉安做了，而且做得心安理得，而且沒有人譴責他，《三國演義》的作者還很讚賞他哩！5.決策批判—從一人智慧到科學程序古來最後決策權在於皇帝。雖然曆代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大權由皇帝直接掌握這一點屬於常態常製。比如軍隊的調動，比如處犯人以死刑，比如減免稅收，比如開倉放糧，都不是任何地方官或任何政府權力部門可以決定的。你可以向皇帝上奏，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決定權不在你。否則，會被追究責任。軍、政、財、文，大權集於一人，以今天的眼光看，已經十分不科學。倘這集大權者，人品高尚，才能高超，也還罷了;否則，國家就會很快被拖入災難的深淵。以三國為例，漢末之亂，表麵上是起於黃巾起義，實質上，是桓帝、靈帝腐敗政治的結果。三國之亂始於桓、靈，魏國之衰，始於曹睿，蜀國之敗，在於劉禪，吳國之敗，始於孫休亡於孫皓，晉國之亂，始於晉惠帝司馬衷。以魏、蜀、吳、晉四個王朝而言，四位責任皇帝，一個是孩子掌權，大權旁落;一個是呆子當政，樂不思蜀;一個是昏蛋掌權，殘暴之極;一個是傻子做皇上，四六不分。一個王朝，責任有多麼巨大，而把一個國家的責任，把全體生民的責任交在這樣的人手裏，已無異於集體自殺。現代人有時聽到鯨魚集體自殺的消息，還要痛惜不已，而一個國家的命運便糊裏糊塗給了小人、癡人、惡人、昏人，此集體自殺比鯨魚自殺要可憐一千倍，可怕一萬倍。壞皇帝本不足信，好皇帝也未必足信。劉備取得西蜀政權，可說千辛萬苦，然而，他為了奪回荊州，給義弟報仇，便不顧多少大臣的勸阻，一意孤行。結果使立足未穩的蜀漢政權大傷元氣，也使諸葛亮苦心經營的戰略受到致命的傷害。汲取曆史的教訓，現代人必須學會科學決策。所謂科學決策，至少應包括決策機製、決策程序和決策根據三個層麵的問題。關於決策機製。首先應弄清決策的性質。性質不同，機製有別。有關國計民生的社會性決策，必須有法律依據，又必須對立法機構負責，不是哪個行政首腦可以自己說了算的。比如，國家預算，比如重大體製改變，都需要立法機關的同意，否則無效。國家決策之外，還有行業決策、企業決策，等等。行業決策，屬於公約性質，要得到行業組成人員至少多數人員的批準才行。企業決策，性質有所不同，私企，由老板說了算，股份製企業的決策尤其是重大決策，要經董事會同意或批準。但即使私企老板的決策，也不全然屬於個體行為，這就是決策的程序了。關於決策程序。首先，決策需要程序，沒有程序，那結果便很不牢靠。即使私營企業，決策也要講程序。法律問題，要請教律師；會計問題，要請教會計師；技術問題，要請教工程技術人員；市場問題，要收集信息，而不是盲目亂動。私企尚且如此，其他各類決策可想而知。關於決策根據。所謂根據，討論的是價值問題，即為誰決策的問題。古來的決策，雖然也有極好的名頭，或者為了江山，或者為了社稷，或者為了黎民百姓，或者為了祖宗的基業。但是，因為封建時代江山與皇權是相一致的。為了江山，也就是為了王朝，為了王朝，也就是為了皇帝家室之私。宋朝外患最重，嶽飛的誌向，就是收複山河，迎回二帝。收複山河與迎回二帝，在今天看來，不是一個層麵的問題，但在嶽飛眼裏，絕對是一個層麵的問題。因為江山的代表就是皇帝，沒有皇帝哪來一統江山。現代決策的根據，在於首先要考慮公民的利益。或者說，在國家，要把公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企業，則要兼顧各方利益的平衡與不受侵害。公民利益第一，這是無可存疑的原則。不管什麼事，不符合公民的利益的，就是壞事。但公民的經曆不同，職業不同，收入不同，各有不同的要求，因而需要法製作保證，需要民主製作基礎，需要采用各種法律方式，防止貪官汙吏的惡性擴張。公民利益雖有種種差異，但民主製的妙處，在於它所要求的乃是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利益追求者的共同參與和決策方式。換句話說，現代決策不但要首先考率公民的利益，而且要求具有廣泛的社會性質和代表性，即由公民的與他們的代表們決定哪些決策可以接受，哪些決策不能接受，哪些決策可以繼續執行，哪些決策必須立即廢止。企業決策，雖然主要取決於所有權者，但同樣必須認真而又科學合理地考慮多方利益。股份製企業，既要考慮股東的利益，又要考慮管理者的利益，還要考慮職工的利益。私營企業既要考慮雇主的利益，又要考慮雇員的利益。國有企業，既要考慮國家的利益，又要考慮從業者的利益。實際上，就管理者而言，也有一個利益合理分配的問題。如高層管理者與中低層管理者的利益分配問題，職工內部同樣有這樣的問題。利益分配得當，則企業健康發展，否則，便會發生糾紛，可以通過談判解決，還可以請仲裁機構裁定，也可以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彼此的分歧。6.戰爭觀念批判—從惟勝是舉到生命大於戰爭比如《三國演義》寫戰爭最為擅長，也寫得最為有聲有色。但站在今人的角度看，裏麵有很多對待戰爭的觀念需要批判和發展。第一，要以民生為首。戰爭，凶事也，沒有不死人的—至少到今天為止，還是如此。但是古人對戰爭的看法與今人的看法不同。古代戰爭，傷人尤其是傷民，不以為是多麼了不起的事。不但不以為非，而且動不動屠城，動不動放火。洛陽城在東漢極有地位，但董卓一把火，就把它燒了，城都燒了，城市裏的人不是擄去，就是無家可歸。曹操與董卓相比，好上不止一千倍，但他為了父仇，遷怒徐州百姓，依然要下令屠城。屠城是人類曆史上最凶殘最不人道最無人性的行為，但至少自曹操以來，代代都有發生。現代雖然不能全然避免戰爭，但堅決反對對無辜平民的傷害，就此而言，可說生命大於戰爭，這是一個新的價值判斷。所以，越南戰爭打來打去，美國人不能獲勝。美國人不能獲勝，其中一個原因，是人類文明的勝利。如果越南戰爭不是出在現代，以美國的軍事實力，把越南所有城市都夷為平地，也並非一件辦不到的事情。戰爭不得傷害無辜者，要最大限度地減少對非軍事人員的傷亡，中國原則應成為全人類必須遵守的規則，這是人類消滅戰爭的第一步，邁出了第一步，就能看到人類永久和平的曙光。第二，軍人生命同樣寶貴。打仗就要死人，這是自古以來顛撲不破的真理。所以戰死沙場乃是軍人的天職。昔日宋高宗問政，嶽飛回答: 文人不愛錢，武人不怕死。不怕死，敢於死，置生命於度外，視死如歸，這是軍人必備的品質，也是很多軍人的必然歸宿。所以投降、繳槍，是最要不得的事情。臨難不苟，以身殉職，才是軍人的榮耀。現代戰爭已經改變傳統價值觀念，雖然依然要戰勝對手，但同時也要珍視珍惜並有效地保護軍人特別是士兵的生命。“一將功成萬骨枯”，已漸次成為曆史。據有關專家統計，拿破倉時代，每造成一個士兵的傷亡，需要耗費一噸炸藥。第二次大戰期間，由於射擊距離增大和火力壓製，殺死一個敵人，需要耗費七噸炸藥，如以子彈計算，則耗彈30萬發。這樣看起來，現代戰爭是太昂貴了。然而，戰爭雖“貴”，人的生命更為珍貴。為著保護人的生命，最好的辦法是根絕戰爭，人類根絕了戰爭的一天，那才是最值得慶幸的偉大節日。第三，將帥固然重要，作用不容誇大。《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書描寫戰爭，最喜歡誇大將帥與謀士的作用，給一些讀者的印象，有一個武藝高強的大將，便能勝過一萬兵、十萬兵，甚至百萬兵。一人勝過一萬兵，《三國演義》自有說法，那說法就是稱關羽、張飛為萬人敵。此說出自史書，並非演義作者的創造。但描寫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寫張飛喝斷當陽橋，驚退曹操大軍，寫趙子龍長阪坡大戰，在數十萬曹軍之中，往來衝殺，如入無人之境，則是演義作者的杜撰。過五關斬六將，不合實際，而且後人考察五關的位置，也與關雲長尋兄路線不符。關羽辭曹，是從許昌向東南到汝南，但演義的作者卻讓關羽不走東南，先去西北，赴洛陽，渡洛水，至蒙陽，再到黃河渡口，東繞西繞，最後才去汝南。這樣的寫法，不但於史無征，而且於事有礙。關雲長雖神武過人，但無能力闖五關。倘真的能夠用一把大刀便殺敗五關守將，那麼，劉玄德就不需要請諸葛亮出山了，隻消煩請關二爺出馬，手執青龍偃月刀一路狂舞，便把整個大漢江山劈下來也。關羽過五關斬六將，已不可信；張飛一聲大吼，喝退曹兵，更不可信。夏侯傑固然膽小，許褚、張遼並非無能之輩。非但張遼、許褚，就是張，也曾與張飛大戰，而且勝負難分。演義的作者寫張飛威猛，本不是錯，但說曹兵如蟲豸草芥，則不能說服讀者。趙雲長阪坡大戰，最為後人樂道。據說金庸對於這個情節也極讚賞，但這是站在文學的立場上說話。考證事實，則多為不實之辭。實際上，趙雲所碰到的，乃是曹軍進兵荊州路上的混亂局麵，百裏之內，軍行馬走，加上逃散的劉備的散兵，走散的荊州的百姓，可說無頭無緒，亂水橫流。因為無頭無緒，趙雲才能單人獨騎在夾縫中遊走;因為亂水橫流，趙子龍才有獨身救主的機會。否則，不消數十萬大軍，隻消一千人馬，圍住趙雲，趙子龍固然渾身是膽，怕也插翅難逃。戰爭的勝負，一在經濟，二在人心，三在軍心，四在謀略，五在戰術，六在廝拚。六項因素中，所謂擺開陣勢，二將廝殺，乃是最低層麵的表現。《水滸傳》上寫沒羽箭張清連敗梁山一十五條好漢，最終仍為梁山所擒，因為他整體實力不行，這個才合乎邏輯。就是吳用所讚“五代時，大將王彥章，日不移影，連打唐將三十六員”，那結果，也還是王彥章敗，而唐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