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儒論
一、儒學的反思
儒學不是宗教，但兼有宗教的某些性質和作用。孔子被尊為聖人，儒學似於聖教，但它在本質上還是一種世俗性學說。這個特點，使得儒學具有獨特的文化品質和文化功能。儒學博大精深，直到今天，依然有強大的生命力，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實際上就是對中國儒學的反思。但是應該反複說明的是，雖然儒學直到今天依然有強大的生命力，但傳統儒學畢竟屬於中國傳統文化這個範疇，不加改造的儒學不能適應中國現代化的需要，甚至不能適應中國近代化的需要，唯其如此，“五四”運動才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數十年來，才對儒學有這麼多反反複複的爭論。儒學依然有強大的生命力，但隻有放在新的文化基礎上，它才能發揮新的曆史作用。正如基督教在西方近代史上所經曆的那樣，沒有宗教改革，固然沒有西方近代文明的興起，同樣也沒有基督教的新生。唯有變革，才能新生，這道理對於儒學的命運同樣適用。儒學博大精深，但不是方方麵麵都與六大名著發生聯係。這裏擇其要點，討論五個方麵的問題。1.儒學成為官學，滿足了曆史的要求儒學的曆史命運其實並不平坦，尤其在其發展時期，更是顛顛簸簸，很不平靜。儒學雖然是春秋末年的顯學，但諸侯國對它興趣無多。孔子一生，周遊列國，也找不到知音。他想做官，但沒人用他。他做官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學說得以實踐，這個目的始終沒有達到。即使在魯國做了官，當的卻是司寇，那職位與他的社會理想並不十分搭界。孔子西行不到秦，固然是一個遺憾，但即使到了秦國，他也一定不會受賞識，更不用說被重用了。春秋戰國，儒學雖然有發展，但未能成為主流觀念。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運氣更壞，不但不被秦王欣賞，反而成了被燒被禁的對象。秦始皇坑殺460個儒生，焚燒了所有能找到的儒學典籍，對於儒學是一次沉重的曆史性打擊。秦始皇焚書坑儒，不但是他本人的一個曆史汙點，尤其是一次曆史性誤會。秦王朝的基礎在於自然農業經濟，它的製度特點，正是中央集權式的封建體製。而這個體製，最是需要儒學，偏秦始皇不能容忍儒學，可謂愛馬者殺馬，不是別人不肯為他服務，而是他自己斷送了自己的機遇。一個新的曆史時代的確立，至少需要經濟基礎、社會體製與文化理念三個條件。以西方中世紀為例，它不但確立了小農經濟基礎，確立了羅馬帝國的社會體製，而且需要基督教這樣一種文化理念作保護和支撐。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基督教被認為是非法性的宗教組織，羅馬帝國對它極盡打擊壓迫之能事。然而，正是因為羅馬統治者缺少必要的文化理念，所以它的統治不能穩定，社會動亂不斷發生。到了君士坦丁大帝時代，終於看清了形勢，於是承認基督教的合法性，從而滿足了西方中世紀文化所需要的基礎性條件。中國封建時代仿佛若此，商鞅變法，確定了小農經濟的合法曆史地位，秦始皇確立了中央集權製與郡縣製。基礎有了，製度有了，還缺少理念。法家雖然在秦國受寵，但它主要是一種體製，一種治術，而不是一種能為社會接受的理念與文化。偏秦始皇不明此理，隻認法學，不懂儒學。這固然和法學幫助秦國統一六國功勞最大有關，卻又得之蕭何、失之蕭何，以前勝利的圭臬成為而今失敗的原因。儒學到了劉邦時期，開始有了興旺發達的苗頭，到了漢武帝時代，終於取得統治階層的普遍認同。漢武帝如同西方的君士坦丁大帝、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這三位都是為社會穩固與發展找到合法理念的偉大人物。漢武帝尤其雄才大略，接受董仲舒的主張，確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從此儒學成為官方之學，也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昌盛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應該這樣說，中國封建文明不能離開儒學，儒學是中國古代封建文明的魂魄，隻要小農經濟和中央集權的社會體製沒有過時，那麼，儒學的地位就不會動搖，也不能動搖。2.儒學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漢武帝獨尊儒術，意義非常，所以西漢的強盛，在中國曆史上屬於很值得自豪的時代。回顧中國曆史，一方麵社會需要發展，舊的文化模式也需要不斷改進;另一方麵，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即處在不斷的改朝換代過程之中。 改朝換代必然造成社會動搖，所以看中國曆史，總是不斷形成分裂，又走向統一，由分裂而統一，又由統一而分裂。西周名義上是一統天下，其實，諸侯國勢力強大，並不全然聽命於周室。春秋分裂，周王朝已名存而實亡。戰國更其分裂—連周王朝的名義都被廢除了，到秦吞並六國而統一。秦亡漢興，還是一統天下。中經王莽之亂，到劉秀那裏，得以中興。東漢不如西漢，漢末更其大亂，這一亂就不可收拾。三國時代已是天下大亂。西晉雖有短暫的統一，到東晉十六國時更是混亂。南北朝形成分治狀態。自西晉統一到隋王朝，前後經曆了大約四百年時間。到了唐王朝，又進入新的曆史繁榮。盛唐文化不但可以直追西漢，而且在文化的繁榮方麵更有過之。唐末又亂，終於分裂成五代十國。至宋代真正統一起來，但幽州等地始終未曾劃入大宋王朝的版圖。宋代以後，主要威脅來自於北方遊牧民族，以後，元、明、清雖有混亂時期，國家的統一基本上得到了維護。直到鴉片戰爭，才又出現新的混亂，而中國的曆史也走進一個新的時代了。回憶中國曆史，有一個重要的曆史教訓值得注意。即西漢之後，近代之前，在這個漫長的曆史空間中，沒有儒學的幫助，中國不能真正走向統一和安定。換句話說，即使你取得了全國性政權，沒有儒學，這政權依然是保不住的。從國家的興亡際遇而言，儒學是中國封建王朝的護身符。有了這符則治，沒了這符則亂。或者說，亂世到來時，隻靠儒學確實難以維護，但走向統一和穩定時，沒有儒學卻肯定達不到目標。以帝王的興亡成敗論，信奉儒學的帝王，雖未必大有作為，至少不會成為暴君。而不信奉儒學的帝王，即使有所作為，那行動也難免殘暴，其中的一些末世之君，簡直就成了人間的魔鬼。他們的所作所為，常常給中國社會帶來極大的災難。以魏晉南北朝為例。這400年間，賢君不多，暴君不少。但凡好一點的皇帝，都與儒學有這樣那樣的關係，比如符堅信任王猛，王猛是個儒生。魏孝文帝年輕有為，不嗜殺戮，力主南遷，他也是一個比較儒化的皇帝。而那些暴君，如孫皓、石勒、石虎、高洋、高湛、蕭鸞等，可以說沒有一個和儒學沾邊的。這樣看來，儒學雖不能說是一劑萬能的靈藥，但至少在封建時代，於社會的穩定祥和與發展，卻有著重要的關係。3.儒學特有的二元性品質西方文化，尤其是中世紀文化，屬於二元性質，一元是基督教，一元是世俗政權。二元即二極，宗教是神權的代表，但它又要插手世俗事務，比如它要參與國王的加冕、世人的婚姻，它還要購置土地，建立神學院。一方是神權，另一方是政權，二權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一致的時候，則相安無事，發生矛盾時則你爭我奪，鬥爭便十分激烈。西方中世紀文明的二元形態，為後來新興文明的興起提供了空間。新興事物在初始階段，生命力不強，力量也不大，抓住縫隙，正好生存。大抵10世紀以後，發達的歐州商業城市都屬於比較自由的地帶。 這些地帶，宗教勢力不強，甚至世俗政權的勢力也不強，因為有這樣的空隙，西方古代商業文明的發展才獲得了比較肥沃的土壤。中國的情況不一樣，其曆史形態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元的，中心隻是皇帝，儒學為皇權服務，秦始皇沒有看到這點，秦王朝二世而亡，漢武帝看準這點，大獲成功。因為中國曆史文化形態的一元性，所以新興文明很難發展，雖然宋代經濟遠遠高於西方同時期經濟的發展水平，但是後勁不大。盡管一些曆史學家認定宋代、至少南宋時期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直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力量依然薄弱，中國還是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這萌芽，一生長就將近八九百年，八九百年還長不大的芽芽，不能不令人驚異。西方自文藝複興時代起，用了500年時間，便已經進入成熟的資本主義時代，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曆史文化奇跡。兩相比較，皂白分明。其中一個原因，就和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元化形態有關。中國曆史文明雖然屬於一元化形態，但儒學卻有二元性品質。即尊王是一元，修身是另一元。儒學的二元性品質，在方方麵麵都有表現，簡而言之，至少可以包括以下諸層麵。（1）從儒學的正統觀念分析:一方麵，尊王敬道，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觀念出自孔子，到後來，愈演愈烈，到董仲舒時代，加上五行觀念，更其突出皇權的地位，以皇權為天下之本。所以曆來批判儒學思想的，總是要說儒學為皇權的奴才，說儒學是全然為皇權服務的奴才哲學。其實這隻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儒學又特別注意修身養性，或者說，相對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更注重修身養性。—至少在孔孟時代，這樣評價儒學不會有錯。儒學的理想，用一個簡單的公式概括，叫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那就是說，修身乃治國之本，人不修身，家就要亂，家庭一亂，國家也亂，國家既亂，天下是不能太平的了。《論語》上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輿!雖然儒學對尊者—權勢者十分尊重，但它注重修身，更高於其他四項。而且二者發生矛盾時，真正的儒者決不放棄自己的主張。曆代儒學人物中，不怕死的甚多，如宋代的寇準、包拯、文天祥，明代的方孝孺、於謙、海瑞，都是這樣的人物，所謂“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你殺儒者的頭可以，想改變他們的理想，不行！（2）從儒者與帝王的關係方麵分析:一方麵，儒者崇尚皇權，要做皇帝的忠臣。所謂忠、奸之辨，在儒學的倫理觀念中占據著特別重要的地位。儒學的這種忠心，有時到了愚忠的地步，不知變通，更不知造反。造反就不是儒了—至少不能為儒者所認同。嶽飛雖是武將，卻有一顆儒心，所以雖然他被宋高宗、秦檜陷害，以致父子皆死於冤獄，但他是死而不改其忠的。他兒子要越獄，他也絕不同意，他生要做大宋之臣，死要做大宋之鬼，這才是一位真正的儒將，一位真正的忠臣。另一方麵，儒者又要為帝王進教。而且看儒學的發展道路，做帝王之教者在其前，做帝王之忠臣則在其後。孔子周遊列國，便有師尊之態，可惜人家不需要他，東奔西走無著，隻好以講學為生。孟子繼承師祖遺風，還是一派王者之師的氣象。同樣周遊列國，以導師自命。隻消讀一讀《孟子》，就可以感覺到儒者的這種立誌為天下傳學立教的不凡氣派。儒者立意為王者作教，在漢武帝之前，隻是一種夢想，武帝之後，漸漸有了成功的範例。自漢武帝之後，所有王朝興旺的朝代，無不尊儒，無不令儒者為太子之師，無不以儒學為唯一的官方之學。儒者為帝王作教的理想，至少在太子身上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3）從儒學與民眾、尤其是農民的關係分析:一方麵，儒學主張“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種把人分為智愚等級的觀念，是儒學立論的基礎之一。儒學分君子、小人，重視修養，輕視勞動，喜歡做官，立誌以儒學的理想輔佐君主，安定天下，是儒學入世精神的體現，也是構成等級文化的必然原因。在儒者眼裏，小人未必就是壞人，所以孔子的學生樊遲向他請教種糧種菜的事，他不高興，還批評樊遲是小人。由此可知，小人並非壞人，而是體力勞動者。另一方麵，儒者又主張“仁者愛人”。雖然對仁者愛人的“愛人”二字究竟是指什麼人也曾有過種種爭論，但儒家的仁愛之心顯然於社會的穩定和進步有利。而且，從儒學二千多年的曆史看， 它的仁者愛人思想甚至和愛民思想有著不可分割的曆史性關係。 仁者愛人，在相當的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仁者愛民，或者說，做儒則要愛人，做官則要愛民。這一點，其實在孔子那裏也有很突出的表現，差不多盡人皆知的“苛政猛於虎”的掌故，就比較充分地反映了孔子的愛民思想。（4）在對待鬼神的態度上:一方麵，儒者力主入世，對於鬼神之事不太感興趣，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所謂“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儒學關心得更多的還是世間的事，還是修身、齊家、治國這樣的大事，還是忠、孝、仁、義這樣的倫理綱常。對於死亡之事不甚關心，對於神鬼之事也沒有興趣，“子不語怪、力、亂、神”，連講他們的興頭也沒有。另一方麵，孔子又講天命，而且畏天命，說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還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儒學重生輕死，敬鬼神而遠之的觀念，使它成為一門世俗之學，從而與宗教劃清了界線。而它“畏天命、信天命”的觀念，又為“三綱五常”準備了必要的神學條件。儒學不同於宗教，又具有某種宗教功能，實在與它的這些特性有關。（5）儒學在人生態度上:一方麵儒學講究君臣大義、男女大防。君臣大義，以忠為本;男女大防，授受不親。孔子不尊重婦女，因而引起多少現代人的批評。一部《論語》，不講幸福，不講愛情，不講性欲，從而使孔孟之學給人以一副嚴肅得不近人情的印象，好像一入孔門，便成了道學先生。另一方麵，儒學又講飲食男女，認為“食、色，性也”。並不拒絕男女之事，也不拒絕談論飲食、美酒。孔夫子不談男女情愛，但他對飲食特有研究，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唯酒無量，不及亂”。夫子能飲，但不飲醉;夫子好食，但講禮節。雖然如此，他仍然是一位慈祥的長者，又是一位不失生活情趣的飽學之士。所謂“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是一幅多麼美妙的圖景，而儒學的人生態度亦在其中矣。後麵我們將看到，儒學的這些品性將對六大名著中的人物產生怎樣的影響，而實際上，它對中國曆代開明君臣也確實起到了極大的道德作用和典範作用。4.儒學的涵容性和承納性所謂涵容性，是指儒學雖然堅持自己的原則，卻並不絕對排斥其他思想文化的特性;所謂承納性，是指儒學最為重視對儒家經典的繼承，但在繼承中又不斷產生新的闡釋和注解。這一點，與西方基督文化也有顯著的區別。西方中世紀文明屬於二元形態，至少客觀上有利於新興文明的生長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屬於一元形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新的文明，存在不易，發展更難。但中、西曆史文化的差異性在於，西方中世紀雖然屬於二元形態，但基督教信仰卻具有絕對排他性質。所謂絕對排他性，即你或者信仰上帝，或者成為異教徒，信仰上帝天經地義，成為異教徒，便不讓你生存。這種排他性，首先和基督教的特性有關。基督教屬於一神教，而一神教的特點就在於隻有一個絕對的權威，在基督教中就是上帝。上帝創造萬物，舍此沒有第二個神明。基督也是上帝所創，聖經、聖子、聖神三位一體。所以，任何異教徒，都是不能存在的。基督教未被官方承認之前，它是最為謙和和最關心下層人民苦難的宗教，既成為西方世界的統治學說之後，對於任何被認定為異端的人都將處以極刑。最典型的外部表現，則是十字軍東征。東征的原因很多，但至少和基督教絕對排他性的宗教特性相關。儒學也有自己的原則，而且絕不放棄自己的原則，它上承聖人之說，下為帝王服務。但儒學的品性比較寬和，儒學的基本哲學態度是中庸的，而不是極端的。所謂中庸，即麵對常態世界，不好走極端，不肯走極端，認為極端不合聖人之道。儒學雖然熱衷於仕途生活，以為士人入仕才是大榮耀，但並非抱定一棵樹上吊。所謂進而兼治天下，退而獨善其身。入仕態度尚且如此，其餘事亦可想而知。儒學堅持原則，但不主張消滅別人。所以，看中國曆史文明，儒家與道家自有爭論，與法家更有爭論，爭論的言辭固然激烈，但並不要求訴諸武力。到了盛唐時期，儒、道、佛開始和平共處，各安其事，雖然在皇帝那裏有位次之爭，但作為儒者，也有喜論佛、道之理的人，也有喜讀佛、道之書的人，也有儒、佛兼顧或者儒、道兼顧的人。李白自稱“謫仙人”，對道教情有獨鍾，但在本質上還是儒生本色。否則的話，他不會以那樣的態度去幹謁權勢者，以那樣的心態去求報國之誌了。白居易更是儒者，更對佛學深有研究。王維為儒不純，詩風近佛，對佛學的研究卻十分到位。韓愈批判佛學，即使皇帝信佛他也絕不寬容。然而，他的朋友中既有佛門弟子，自己對佛學文化也是興趣尤多。儒學的涵容性和承納性，使它成為一種可以與其他各種思想文明共存的獨特的官方之學。因為它雖然具有官方的身份，並不是官方的奴才，它有自己的理想，尤其是自己的行為和認知價值。反映在六大名著中，尤其顯示出一種別樣的寬容姿態，即佛也要得，道也要得，術數也要得，其他種種民間之學、宗教之學，統統要得。要得固然要得，說到宏旨正論，還是儒學本色。盡管對這種本色的態度並非全然一致，並非沒有疑問和別見。5.小農經濟與曆史的選擇儒學在中國的影響極大，比之基督教在西方的影響還要深遠，尤其是少有變化。基督教文明，在古希臘時代未曾與聞，古羅馬早期不被承認，反遭迫害。直到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的地位之後，其曆史命運才發生根本性變化。但自文藝複興運動興起，其舊有地位又發生動搖，所謂科學前進、宗教後退，後退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儒學不然，劉邦也有尊儒的願望，漢武帝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國策，此後二千多年，儒學地位不曾從根本上發生動搖。雖然在漫長的曆史時空中也曾有所升降，但其基礎地位不變。漢族政權依靠儒學，少數民族政權一旦入主中原，一樣崇信儒學。崇信儒學，善待儒生，保持小農經濟穩定，是少數民族政權紮根中原的基本保證。所以，我們看清朝曆代皇帝，實在比宋代皇帝和明代皇帝更多儒者作風和儒學風範。儒學之所以能夠如此，基礎在於小農經濟。小農經濟不變，則專製體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而專製體製不會根本改變，那麼，儒學就會立於不敗之地，這種三位一體的結構方式，使中國傳統文化具備了超常的穩定性和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超常的穩定性，決定了要改變它千難萬難，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決定了它雖然遭受種種衝擊，但總能用很短的時間便重整旗鼓，依然故我。但是，小農經濟的基礎必然要打破，如果中國人自己不能把它打破，那麼，就會有別人替你打破。實際上，自宋以降，中國的市民階層發展很快，商業及手工業發展亦稱迅速。市民階層的出現，為中國思想文化增添了潛能巨大的催化劑，商業及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又為中國新興文明的出現提供了新的社會基礎。到了明代，西方文明，比如基督教文明和一些科技成果也開始進入中國。雖然在數量方麵和社會傳播方麵還十分有限，畢竟為二千多年中國舊的文明河道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水流。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這種變化就更快而且更大了。基礎在變—小農經濟出現動搖; 文化在變—新的觀念開始滋生，其中以王陽明的心學為主要界線，而以何心隱、王艮、李贄等人的異端學說為其鮮明標誌。 世界局勢也在變—中國人獨領風騷的時代已然迅速逝去， 而迅速興起並在各個層麵都代表新興力量的西方文明開始主導世界文明的潮流。加上國內各種社會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統治者回天乏術， 都使中國進入一個前所未有、“天崩地坼”的曆史局麵。 中國的六大古典名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在世人的麵前。
二、六大名著與儒學
中國社會文化難離儒學，生長在這片土壤之上的文學自然亦不能出其外，這應該是不言而喻的。雖說如此，六大名著與儒學的關係則有各自的麵目，或對儒學作形象演義，或三教合流而不出其右，或明裏反叛、實質一致……如此種種，也才說明了儒學影響之廣大，更說明儒學影響之深遠。1.六大名著難離儒學六大名著與儒學，就其最基礎的層麵而言，可以歸納為如下三個問題。第一，六大名著與儒學存在必然性。實際上，儒學在中國作為官學思想長達二千年，任何一種文化事物都將與它發生關係，所不同的隻是關係深淺、關係多少、關係直接間接的區別而已。因為，中國自秦漢以來，在整個古代時期，其文化本質就屬於儒學時代。儒學作為一種傳統，實際上，已經深入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麵麵。即使儒學時代已經走向沒落，它的影響依然無所不在。以西方傳統文化論，基督教的影響顯然沒有儒學的曆史更長，而且自文藝複興運動開始，科學進步、人文思想興起和宗教改革已經成為衝擊舊有基督文化的三支大軍。人們預測，隨著商業現代科學文化的進步，宗教必定日趨衰落，直至走向滅亡。然而，科學確實在進步，宗教並未衰退，即使現代科學技術最為發達的西方國家，基督文化依然有強大的生命力。人們還是要進教堂，還是要歡度聖誕節，還是要承繼基督教提倡的各種道德傳統和文化精神。而且看這一代美國青少年的精神價值取向，非但沒有進一步向激進的方向發展，反而有了某種保守化趨勢。少女貞節之類的傳統道德觀念不但未曾消失殆盡，而且仿佛還有複蘇和“回潮”景象。對傳統隻能選擇，不能割斷，力圖全然割斷傳統的想法，可以作為一種主張，不能成為一種現實。舊傳統並非不能改變，但這是一個係統工程，又是一個曆史工程。其成功的實例，可以看以商鞅變法為代表的春秋戰國時代的曆史大演變，也可以看文藝複興以來的西方曆史大變化。儒學作為曆史文明，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它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認知觀念是為社會所公認的。宋徽宗承認它，宋江承認它，李逵和魯智深也承認它，而且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大觀園中的人們，在某種意義上講，不是那些主子們更熱衷於孔孟之道，而是那些受壓抑、受迫害的奴仆們更宥於孔孟之道，更願意實踐和遵守這些道德原則。（2）儒學與六大名著並非唯一的關係。造成一部文學作品成功的，並非一個方麵的原因，更非一個方麵的關係。以六大名著而論，其中有與儒學的關係，還有其他種種別的關係。和儒學的關係不用說了，和道教、佛教的關係，也是不能分離的。道教自東漢興起，在中國影響奇大。佛教自漢代東來，在中國的影響也不小。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朝，佛教的影響一度超過道教，甚至超過儒學。因為在那樣的動蕩時期，佛學的傳播更快，其社會作用也更其顯著。盛唐承認儒、道、佛三家的共存地位，自然有它深厚的曆史原因。但以道教而論，隻要是中國人，你想不受它影響怕也不能。魯迅先生說:“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其實，講影響未必全在思想方麵，更重要的還是在現實方麵。中國倘無外患，則外患的影響便不存在。萬裏長城固然雄偉，隻不過一座長城而已，中國但有外患，其影響必然存在，你生為中國人，麵對國仇家難，豈能無動於衷？中國若無農民起義，則同樣不會產生相應的社會影響，充其量隻是讀幾本史書，知道陳勝、吳廣曾經叱吒風雲。但有農民起義，其影響自然巨大。偏六大名著中的作者，對此，即使沒有親身經曆，也是耳熟能詳、體味頗深。中國若無貪官汙吏，則寫貪官必然不會生動。可惜中國的貪官自古多有，不論宋、元、明、清，不論缺少什麼，絕不缺少貪官。 因為有這樣的基礎，所以六大名著，但凡寫到貪官，便活靈活現，呼之欲出。中國沒有昏君便罷，但有昏君，必然影響人民的情緒、人民的生活，也必然影響六大名著的創作。偏中國的皇帝中，無論曆朝曆代，總是有為的少，無為的多；清廉的少，昏庸的多。清代皇帝修養最好，還是平庸者占多數。明代皇帝，好的原本就少，壞的則比比皆是，而且崇信道教，迷戀長生，煉丹煉藥，荒蕪朝政，東廠西廠，濫殺無辜，動輒廷杖，形同地獄，凡此種種，不能不給六大名著的作者內心深處留下極深的印記。此外，文學本身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中國文學，自魏晉進入自覺時期，但其創作曆史還要悠久得多。而且中國文學傳統不但源於文，而且源於詩，源於史，源於易。但文學畢竟是文學，其傳統的影響顯得更其直接而且具體。還有習俗方麵的影響更不容小視。中國習俗不但源遠流長，而且豐富多彩。加上，六大名著的作者、尤其是《紅樓夢》、《金瓶梅》、《儒林外史》的作者，對於習俗時尚，尤其具有深刻觀察與體悟。風俗在他們筆下，不但是一種精神，一種背景，一種時尚，而且是一種極具魅力的活的文化。除去外界影響，還有作者本人身邊和人生經曆的影響。曹雪芹祖上曾經闊綽，而且極為康熙皇帝信任，但雍正上台，情勢大變，於是屢遭打擊，很快沒落。這種人生經曆不能不對曹雪芹的人生觀念產生極大的衝擊和影響。吳敬梓科舉不順，但他看得開。吳承恩仕途也不順，但他放得下。施耐庵別有義憤，羅貫中布衣出身，蘭陵笑笑生雖不能斷定其究竟姓甚名誰，但可以知道他的身世經曆亦有獨特之處。因為曹雪芹的家族累遭災變，所以他才“一把辛酸淚”;因為吳敬梓看得開，所以他才嘻笑怒罵，皆成文章; 因為吳承恩放得下，他才出儒入佛，另成一派風景;因為施耐庵別有義憤，所以他要寫宋江;羅貫中布衣出身，所以他更同情劉備;因為蘭陵笑笑生生活必有奇特之處，所以他不是一個純正的儒者。作者經曆不同，對社會的看法便不同。《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的作者雖然同為明代人，但他們的視角不同，所以作者的價值追求，其實有異。曹雪芹與吳敬梓同為清代人，但也因為他們的視角不同，所以雖然寫的都是親身經曆或者耳濡目染的事情，但如果把這兩部書請一個外國人來看，那麼，即使告訴他們這是兩個不同朝代之作，怕也有人深信不疑。畢竟吳敬梓心中的儒不同於曹雪芹心中的儒。而他們對待社情世態的看法雖有相似之處，又有很大區分。第三，六大名著與儒學的關係親疏不等、視點各異。六大名著都受到儒學的影響，但並非隻受到儒學的影響，這是個前提。在這個前提下，具體分析六大名著與儒學的關係，那麼，概括地簡而言之，或許可以這樣表述:《三國演義》乃官儒之作;《水滸傳》乃民儒之作;《西遊記》乃雜儒之作。這三部文學經典與儒學關係比較協調，縱有些不和諧處，矛盾不算尖銳。而《紅樓夢》、《金瓶梅》、《儒林外史》的情況就不同了。它們與儒學或者已經拉開距離，或者已經出現大分歧、大矛盾。雖然不能說它們已然全然脫開儒學的樊籬，但至少可以說它們已經一條腿跨入到新的文化層次中去了。盡管它們對舊有的儒家文化還不免依依難舍，卻又怨恨交加。同樣概括言之，可以說：《金瓶梅》乃儒學的叛悔之作;《儒林外史》乃儒學的嘲諷之作; 《紅梅夢》乃儒學的哀亡之作。六部古典文學名著中，以《三國演義》與傳統儒學最為合拍，文字最稱親近，所表達的主題，二者也最為相近。因為二者最為相近，所以《三國演義》在統治者和傳統社會文化中才地位最高，傳播最廣。 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例如明、清兩代的皇帝，才對關羽倍加讚賞，屢屢加封他的神職，《三國演義》的民族戲劇劇目也具有特別大的比例。世間以劉備自況的，以關公自況的，以孔明自況的人，都在所多有，更多的人則不是自況，而是作為榜樣和典範來推崇。關羽廟俗稱“老爺廟”，劉、關、張兄弟的合廟—三義廟，則遍布全中國。諸葛亮才成為智慧的化身、丞相的榜樣；趙子龍才使人倍感親切； 老黃忠才成為人們常常用來類比老年英雄的習慣用語。《三國演義》與儒學合拍，因為它所推崇的就是明君賢相，仁兄義弟。明君即劉備，賢相即孔明；仁兄也是劉備，義弟便是關、張。明君賢相、仁兄義弟，正是儒學的倫理目標。儒家倫理重在“三綱五常”，“三綱五常”重在“三綱”，“三綱”則重在君為臣綱。君為臣綱，不是說皇帝就永遠是對，臣子就永遠是錯，而是說，君要明、臣要忠。賢明是做皇帝的本錢，忠君則是臣子的本分。唯有君明臣賢，儒學的理想才能實現，而君明臣賢本身也是儒學理想的主要內容。“忠”之外，又講“義”。《三國演義》從桃園結義開始，可說開宗明義，立論有據。“三結義”，不但表現了桃園兄弟的報國之情，而且表現了他們的義薄雲天。在儒學看來，忠與義，仿佛是世界方位中的經與緯，忠是義的根本，義是忠的結果，有義無忠，那就是不義;有忠無義，不算完整，仿佛隻有經度，缺少緯度。劉、關、張三兄弟，既是君臣，又是兄弟，其忠義兩全，可說是以藝術形象的方式確切堅持和普及了儒學的綱常大法。二者相通相合，自在情理之中。當然，《三國演義》與儒學又不能全然相合，畢竟《三國演義》屬於文學作品、小說創作。它接受的影響駁雜，它所描寫的對象又受曆史事件本身的約束，而作者自身的儒學涵養也與程朱理學的各位大師不同。雖不同，卻沒有太大的分歧，這是《三國演義》的一個特點。《水滸傳》的情況有別於《三國演義》。首先是題材上就不一樣。《三國演義》以鎮壓黃巾起義開篇，無論劉、關、張還是曹操、孫堅，都是黃巾起義軍的鎮壓者。而《水滸傳》描寫的正是起義的隊伍，二者一反一正，視角就有很大的區別。文學主調也不一致。《三國演義》推崇明君賢相，仁兄義弟。《水滸傳》則著力描寫被逼無路、拔刀而起的豪傑，且這些英雄人物居於社會下層的多，草莽人物多，沒有文化的多，極富個性的多。所以，曆代統治者對於《三國演義》比較喜愛，對於《水滸傳》則比較反感，《水滸傳》受禁的曆史既長，次數也多。《三國演義》有續書，續書是證明蜀漢政權雖然消亡，但終將勝利。雖然故事不倫，但那情緒和意願卻是十分明確。《水滸傳》的續書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方麵，一個方麵是說明《水滸傳》終於不散，散而又聚的，主要是《水滸後傳》;一方麵則是證明《水滸傳》人物既是叛逆，那麼一定要讓他們死得淒淒慘慘，不淒不慘，不足以顯示皇帝的聖明與君臣父子綱常名教的不可侵犯性，這方麵的代表是《蕩寇誌》。然而《水滸傳》的主旨，並非反抗朝廷，它隻是說明官逼必然民反，亂自上作;又說明，雖造反亦是身不由己，他們依然心存忠義—義在江湖，忠在朝廷。金聖歎看到這一點，所以才評點《水滸傳》。魯迅看得更深刻，所以才不同意金聖歎腰斬《水滸傳》。毛澤東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認同又發揮了魯迅的觀點，說“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水滸傳》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儒學雖反對造反，但又主張體察民情，認為“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對於失道的權力者表示不滿，而對於犯罪之民表示同情。同情人民，認為他們犯罪情有可原，正是孔孟儒學的一個重要觀點。而《水滸傳》反映出的思想情緒，在這一點上，與儒學傳統並沒有本質的區分。所以，深讀《水滸傳》我們也會體味到，這宋江，既是梁山群“盜”之首，卻又是一個民間的大儒。《水滸傳》叛道而不離道，這正是它的獨特性所在。《西遊記》稱為雜儒，自有其根據與緣由。《西遊記》是神話小說，又講的是唐三藏取經的故事，所以，對佛教講得多，對道教說得少，對儒學講得更少。《西遊記》重佛輕道，有它自身的原因，但在總體上看，還是所謂三教同源，三教合流，相互支持，共榮共存。這在基督教或其他一神教文化中是看不到的，至少在一神教文化處在政、教合一文化狀態下看不到。中國傳統文化以儒為本，儒道互補，“三教”合流，這三條是一個整體。《西遊記》體現了中國文化的這個傳統，言佛近佛，也常講些佛學理論。《西遊記》第十三回，寫唐僧離長安，到法門寺，聽寺中僧眾講說西天取經之意，有這樣一段描寫:眾僧們燈下議論佛門定旨，上西天取經的原由。有的說水遠山高，有的說路多虎豹;有的說峻嶺陡崖難度，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三藏箝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點頭幾度。眾僧們莫解其意，合掌請問道:“法師指心點頭者，何也？”三藏答曰:“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許下洪誓大願，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一去，定要到西天，見佛求經，使我們法輪回轉，願聖主皇圖永固。”“心生，種種魔生; 心滅，種種魔滅”，就是佛家之意。這意見在大乘裏有表現，在禪宗中猶予特別的重視。雖然三教同流，骨子裏還是儒學的東西更多些。就如上麵的引文，“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講得原本甚合佛意，但再往下講，就不知不覺悄悄溜出佛門，進到儒門中來了。說到“法輪回轉”時，尚且未出佛門，說到“願聖主皇圖永固”，就不是佛家言語而成為儒家語言了。《西遊記》雖為神話，但深層次處，不忘世情，也不忘儒學倫理。因此，雖極力寫一群師徒和尚西天取真經事，卻又要寫皇帝，寫唐太宗的聖命不凡，寫大唐聖境，寫天上的皇帝，寫唐太宗與玄奘的君臣之情，寫唐三藏與孫悟空等人的師徒之情，寫孫悟空的正義之心，寫唐三藏的凡人本性，寫豬八戒的好吃懶做，寫沙和尚的忠厚長者之風。凡此種種，已與佛學相去甚遠，而與儒學甚多牽連。《金瓶梅》既寫玉皇廟道士，又寫永福寺和尚，還寫專賣性藥給西門慶的胡僧。西門慶既是和尚的主顧，又是道士的朋友，還是胡僧的知音。不但寫和尚、道士、胡僧，而且寫尼姑，寫算命先生，寫民間卜術，前後穿插，順序安排，不但為全書生色，而且使文字生輝。梁山好漢，更是僧、道同流，親如一家。聞花和尚之名，如雷貫耳；見武行者之風，鬼神皆驚。羅真人雖不能運佛法於天地，盡可以調神遣將;入雲龍雖不能調神遣將，卻可以呼風喚雨。但他們的內心深處，依然斬不斷江湖義氣、儒家情結。魯智深、武鬆姑且不論，隻說入雲龍公孫勝，本是一位道士，然而，未曾露麵便拳打腳踢，把晁保正的莊客們打了一個不亦樂乎。當其辭別宋江歸隱之時，又有幾句言語，講得十分懇切，他說:若是小道中途撇了仁兄，便是寡情薄意。今來仁兄功成名遂，隻得曲允。身為道士，要講情義，這就不是道家本色了。然而，既為梁山英雄，不講情意，又豈能當得一百單八條好漢之數。佛學講四大皆空，道家講無為而治，而梁山好漢，講的是劫富濟貧，江湖義氣，替天行道。那麼，這和尚與道士就不免有些世俗化而且儒學化了。對儒學來說，《金瓶梅》乃叛悔之作，《儒林外史》乃嘲諷之作，《紅樓夢》乃哀亡之作。個中理由，稍後再講，此處主要說明的是，盡管上述三書對於儒學傳統已開始反叛，開始嘲諷，開始懷疑，然而，儒學依然是他們生活的主要參照物，也是他們價值觀念的主要參照物。三書之中，以《紅樓夢》走得最遠，然而，它依然不敢涉朝政，不敢責皇帝，不敢背父母，不敢怨天地。該書開篇即講: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雲，因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雲雲。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雲:“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絝之時，飫甘厭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知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曆曆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所謂“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並非全是謙虛，並非全是反話，反而表明作者矛盾之心情，昭然於紙上。其矛盾者何？傳統儒學不能盡信又不能盡背者也。是書中寫賈寶玉剛一出場，便以作者口吻批注《西江月》二首，其第二詞曰: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絝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這裏麵當然也有解嘲的意味在內，然而，不全是的。通過這解嘲，可以看見曹雪芹寫《紅樓夢》時的內心壓力很大。造成這壓力的，除去別的種種因素，儒家傳統所占的分量顯然不輕。可貴的是，《紅樓夢》等書的作者，又能以大師的氣度與眼光，從儒學傳統的茫茫迷霧中，發出一聲呐喊，放出一束光芒。2.明君賢相話三國《三國演義》人物眾多，寫得最成功、最具光彩也最有影響力的，乃是曹操、諸葛亮和關雲長。後人稱為“三絕”，曹操為“奸絕”，諸葛亮為“智絕”，關羽為“義絕”。“三絕”寫得最為成功，那是藝術意義上的，真正領銜的人物，卻是劉備。劉備是明君的代表，是《三國演義》作者的希望所在。明君賢相，是儒學的理想，賢相是孔明，明君就是劉備。劉備給人最普遍的形象—尤其是經過京劇和曲藝的處理—則是愛哭，動不動就要哭，那模樣就跟唐三藏差不多。其實，劉備是個梟雄，如其不然，憑他的出身和履曆，也不能成為蜀漢之主。但《三國演義》的重點，不是講他梟雄的一麵，而是講他作為仁主的一麵。 仁主和梟雄有難以調和的矛盾，於是去掉梟雄，改稱英雄，仁主加英雄便是《三國演義》作者設計的劉備。劉備作為仁主，自然是素有大誌。自幼便有大誌，前文已然說過。他的大誌，就是儒學大一統思想。他是漢室宗親，輩分還在漢獻帝之上，被皇帝尊為皇叔。皇叔是他最耀眼的身份，但夠皇叔資格的不是他一個，劉表也是皇叔，劉璋還是皇叔。然而，有統一大誌的隻是他劉備。書中對此有典型的描寫。且說劉備屢敗，投奔劉表，二人吃酒談心，尚屬投機，這劉表向他談及立嗣之事，劉備說了幾句話，說罷又覺後悔，便—起身如廁。因見己身髀肉複生，亦不覺潸然流涕。少頃複入席。表見玄德有沮容，怪問之。玄德長歎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身!”劉備的回答既表現了他的功名心，也反映了他的事業心。他的事業不是皇叔虛名，也不是州官縣衙，如果是那樣，他就不會反對曹操，也不至於屢戰而屢敗了。他要恢複漢室基業，雄心偉誌長存;可惜力量不夠，方略不對，以至於四處投靠，不免英雄氣短。但他的誌向沒有改變，甚至沒有消減。所以當劉表提到青梅煮酒論英雄的事時，他便應聲答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劉備的誌向，曹操早就知道，所以才有青梅煮酒論英雄那一段豪傑美談。事見《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那個時候，劉備在許昌，處在曹操的掌握之中，有誌難伸，隻好用韜晦之計，每天“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示胸無大誌。偏曹操請他飲酒，而且是青梅煮酒，名目極佳。二人對論天下英雄，一問一答，招招對應，好不精彩。曹操問一個，劉備答一個；劉備舉一個，曹操否一個。自袁術、袁紹而下，劉表、孫策、劉璋、張魯、張繡、韓遂，一一否定，劉備隻好回答:“舍此之外，備實不知。”於是曹操解說作為天下英雄的條件—“夫英雄者，胸懷大誌，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誌者也。”劉備問，誰人可以當此，曹操手指劉備，爾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曹操是個奸雄—照《三國演義》的說法，但他知人，不但知人善用，而且知道劉備的價值。數三國人物，有統一大誌的領袖人物，在他們那個時代，確實“唯使君與操耳”。這正是劉備作為聖主仁君的一個基本條件。劉備有統一天下的大誌，而且求賢若渴，愛才如命，這個已經說過。比如他對趙雲，可說一往情真。趙雲於長阪坡救阿鬥，血染征袍，尋找到他，他把阿鬥摔到地下，說險些為你損我一員大將。於是趙雲泣拜，說：“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這件事說來有點不合常情，所以民諺說，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饒是如此，真能夠這樣行事的，恐怕也隻有劉備，孫權做不到，曹操更做不到。劉備作為《三國演義》作者心目中的明主，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仁愛之心。而仁愛之心尤其是儒者對帝王的最根本性的企望。劉備的仁者之心，首先表現在他對百姓的態度上。曹操大軍下江南，劉備的守地樊城難保，於是計議棄樊城下襄陽。劉備說: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說: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於是: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才上馬。臨危不忘百姓，正是仁主本色。《三國演義》寫此，偏能急中寫險，險中加急，令讀者雖不欲同情劉備，都不能夠。荊州十萬百姓追隨劉備，雖然軍情危急，但劉備不肯舍棄他們。書中說: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也。”眾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餘裏，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傷感。劉備好哭，大丈夫有淚輕彈，沒什麼意思，但他對百姓流淚，哭得卻好。劉備的仁愛之心，表現多多。劉備一生，雖不甚好讀書，卻明理。他不像曹操、諸葛亮那樣有名文傳世;但他的臨終遺詔卻又十分感人。其中囑咐劉禪的幾句言語，發於衷心、感人肺腑。直到今天，還常常為人引用，其詔文如下: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年六十有餘，死複何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怠!卿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明君是劉備，賢相自然是諸葛亮。賢，不僅指才能，而是指品行，但沒有才能顯然也不行。諸葛亮有治國之才，而且才能傑出，不同凡響。雖然不見得可以功比薑子牙、張子房，但確實很不簡單。他未出隆中，便得天下大勢，是他的過人之處;治理荊州，外安內治，也是他的過人之處;劉備死後，他一人獨當治國重任，蜀雖小國，但能對魏取攻勢，蜀國軍事壓力雖大，但益州老百姓對他十分擁護，更是他的過人之處;他為了北伐，先安定南方，七擒孟獲，以義服人，還是他的過人之處。一個曆史人物，能有這樣的貢獻，可以說是大有為者也。諸葛亮才智過人，有實績為證，並非全是文學杜撰。但他最可貴、最為傳統中國人推崇的，還是他的忠心耿耿。劉備公元221年稱帝，公元223年故世，蜀國的軍政大權都歸於孔明。他自己也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宮中，便是朝堂，府中，便是相府。他權力之大，並不小於曹操，更不小於司馬懿，但他忠心不二，主上不憚，臣僚不疑，正體現了他的人格魅力所在。中國或世界曆史上能做到他這樣的，委實不多。漢代很有幾位掌大權的人，如霍光、如王莽、如董卓、如曹操，在這方麵，沒有一個人可以和他相提並論的。諸葛亮不但對蜀漢政權忠心不二，而且兢兢業業，不存懈怠。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六出祁山，殫精竭慮，費盡了心思，累垮了身體，最後死在軍中，成為古代政治人物的一個道德典範。諸葛亮忠於漢室，但並不是唯命是從沒有自己的主張，或者一味眼睛向上，不考慮是非得失。我在前麵分析過，儒學的特色，是堅持二元追求，一是忠君，二是守責。隻忠君，不守責，便有庸臣之嫌；隻守責，不忠君，則是貳臣無疑。孔明與劉備知音，但對於劉備的缺失，還是要匡正。《三國演義》於此處著墨不多，但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件事，見《三國演義》第三十九回，是時孔明出山不久，方方麵麵，尚未妥帖。一日，有人送嫠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複有遠誌，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眾，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逆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劉備、孔明，明君賢相之誌，於此可以略見一斑。孔明勸諫劉備的另一件事，是反對伐吳。伐吳不但不合他的建國大略，尤其對蜀漢的興達不利。所以他不顧劉備的盛怒，還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述自己的主張。後來，伐吳失敗，殘局交給了他，他沒有什麼怨言，更不居功自傲，隻是對這次失敗充滿惋惜。說:“法孝直若在，則能製主上，令不東行，就複東行，必不傾危矣。”孔明忠於劉備，但恪守臣子本分。這一點，不但從他一生言行可以見得，而且看他麵對劉琦的求助，要一推再推，直到上了閣樓，去了扶梯，旁無一人，直到急得劉琦欲拔劍自刎之時，方才說出自己的建議。而且，那建議，又是何其簡潔而含蓄。臣子不預君家之事，這正是封建時代一個合格臣子所必須做到的。隻是孔明做得比別人更其自覺，一言一行，不肯出差錯。諸葛亮的另一儒相品質，是他不姑息自己的錯誤。一出祁山，因為錯用了馬謖，招致失敗，他不但揮淚斬了馬謖，而且上表劉禪，自貶三級。孔明潔身自好，還表現在他不愛錢，不圖財。臨終之際，他自表後主雲:臣初奉先帝，資仰於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治別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內無餘帛，外無贏財，體現了諸葛亮的官品與人品。諸葛亮北伐事業，其實無望，但他的人品感染人心，特別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曆史條件下。所以，諸葛亮死後，蜀人敬之為神，四時祭祀，不絕於跡。他所處分過的官員李嚴，在他生前，總抱有希望，聽到他的死訊，竟至悒憂而死，由此也可見出他人格的力量。他有句名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低昂。誠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三國演義》極寫劉備、諸葛亮的明君賢相形象，二相比較，還是諸葛亮寫得好。對劉備有些誇張過火，又有些難以自圓其說。比如講劉備的仁，劉備既然以仁德感召天下，那麼就不該去搶奪劉表的荊州、劉璋的益州。因為他們都是漢室宗親。劉備奪荊州，寫得曲曲彎彎，若明若暗;但看劉表的態度和蔡氏與劉備的矛盾，可以知道，其動機與行動，已經引起當事者的重重疑慮。隻是蔡瑁等人實在不成材，所以給人的印象，倒是劉備不取荊州，反而是失策。取西川，情況就比較複雜，劉璋暗弱，但這不能成為劉備取而代之的根據。何況，入川的名義還是幫助劉璋抗拒張魯，對此，川人有疑，劉璋不疑。結果卻是引狼入室。最終，劉璋悔之晚矣。劉備的仁德之名不能不打折扣。劉備一生，東投西靠，然而，除去關、張，朋友不多。曾與呂布交，又勸曹操殺呂布。投靠袁紹，又懷二心。曹操請他喝酒，議論天下英雄，他推三推四，裝聾賣傻，加上摔孩子、哭鼻子等等描寫，令人覺得這位聖主其實並不那麼老實。所以魯迅先生要評論說:“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仁時似偽，智又不智，與呂布合汙就是不智，投靠袁紹也是不智，但形勢所逼，似乎情有可原。伐吳則是大不智。孔明反對，趙雲反對，凡有所見識的人莫不反對，但他一意孤行，終致大敗。劉備一生征戰，實在是勝時少而敗時多。他的長處，在於意誌堅決，百折不撓，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隻要一息尚存，決不放棄努力。但那戰法實在令人不能恭維。陳壽評價他一生功過，說他“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但“機權幹略，不逮魏武”，確是公平之論。劉備與孔明比，是孔明寫得好，名列“三絕”之一，可說是《三國演義》作者用力最多的人物。《三國演義》全書120回，單從回目上看，曹操占去28回，孔明占去36回。寫這兩個人用去的篇幅最多，而孔明用去的篇幅更多。然而，與曹操相比，寫他顯然也有不少敗筆。孔明的特點，是他的治國之才、忠純之性，而《三國演義》最得意處則是描寫他的智慧超群，無所不能。寫智慧原本是好事，寫來寫去，寫成神話，就不好了。第63回，寫“諸葛亮痛哭龐統”就似乎神話;第103回，寫“五丈原諸葛禳星”又似乎神話;這就有點討嫌。《三國演義》的矛盾處在於，寫孔明寫到重大環節，並不摻雜神話。例如寫“隆中對”，寫“舌戰群儒”，寫定軍山，寫取漢中，寫空城計，都與神話不沾邊。沒了神話，那智慧才顯得生動自然，活靈活現。而一摻進迷信，反而使人覺得有些沒頭沒腦，人鬼莫辨。寫諸葛亮的智慧，有時寫得過了火。比如寫三氣周瑜。有些地方寫得好，如領命劫糧、草船借箭。有些地方則寫得不好，一味展示他的智慧，反而顯得有些小家子氣。“臥龍吊孝”寫得尤其不好。平心論“三國”，會使人同情周郎，同情周夫人小喬，而對諸葛亮的虛假作風產生反感。至於魏延頭上長有反骨之說，更加令人不好接受。舊本《三國演義》，還要寫上方穀諸葛亮設計燒魏延，對他的形象尤其不好。這一點，連毛宗崗也覺得實在不好接受，故而把它刪去了。寫諸葛亮的智慧，寫到這樣的程度，不免對他人格有損，難怪魯迅先生要說“狀諸葛之智而近妖”了。倒是曹操寫得生動、通脫而且有趣。魯迅評價曹操，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這評價確實很高，連魯迅先生都“非常佩服”的人，怕饒世界去找，也找不出來幾個。用當今俗語評價曹操，曹操是一個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詩人，還是一個大散文家。一人身兼四家，在中國曆史上確實少見。毛澤東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這兩句話如果用來評價曹操就不合適，他很有文采，又極富風騷。他的詩，可以說是四言詩之冠，在四言詩這個範圍內，差不多沒有超過他的人;惟有稽康的四言詩似可以與他相提並論，但也少有他那樣宏大的氣魄和精神。他的文章卻又了得。曹操寫文章，自由揮灑，不受約束，各種舊有章法，於他不成障礙，也不成圭臬。他寫文章，要行就行，要止就止。技巧雲雲，於他無涉。但他的文章耐看，又饒有情趣，雖不苦心組織，但有上佳效果。他的《求賢令》、《賜夏侯伎樂名倡令》、《讓縣自明本誌令》、《戒曹植》、《遺令》、《祀故太尉橋玄文》，都寫得精暢灑脫，自成一格。他的《祀故太尉橋玄文》，寫兩人的交往，雖文短而情長，寥寥數語，性格凸現。談到他們彼時曾有戲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鬥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不免“舊懷惟願，念之淒愴”。曹操作為傑出的大政治家，在軍閥混戰之際，極具過人膽識。十八路諸侯討董卓，董卓既敗，餘人隻想爭利，惟他堅決追剿，雖因力量懸殊，不能取勝，但那氣魄與心胸，自與袁紹等人不同。曹操統一北方，最基本的戰略，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彼時的所謂風雲人物，為著謀一己之私，惟恐離天子不遠，遠離天子，自由自在。但曹操不一樣，他希望靠近天子，並且把天子作為他統一天下的一張王牌。 所以當著有人對他表現出不信任時，他慨而言曰:“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有仁心，仁心並不減於劉備。中國古人，最喜歡以詩明誌。曹操是大詩人，他有詩雲：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在孟津，乃心在鹹陽。軍合心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淮南帝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主蟣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萬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的《短歌行》，寫得悲涼慷慨，不同流俗。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感歎，興亡無常。然而並不消沉下去，而是引《詩經》詩句，別成一景。“呦呦鹿鳴，食草之行。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雖然對景生情，依然其誌萬裏。所謂：“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等詩句，直到今天，依然為人所誦。因為他有仁心，所以才發出“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慨歎;因為他愛人才，所以才有“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向往之情;因為他有大誌，所以才有“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的生動比喻。曹操是詩人，但又不僅是詩人，他不是一味消沉下去，而是要做腳踏實地地工作。三國時代，最早倡導屯田的是他，屯田做出很大成績的也是他。曹操又是傑出的大軍事家。在這方麵，不但劉備比不過他，諸葛亮也比不過。諸葛亮從事謹慎，少出紕漏。但他知政性，而不甚知兵性。實在說，治理國家與興兵打仗也不是一個範疇裏的事。諸葛亮可說是賢相，他的用人之道，穩妥有餘，氣魄不足。他最喜歡的還是費、蔣琬這樣正直無私、中規中矩的人物。對於馬謖那樣能思考問題的人也很賞識。而對於那些有缺點但又很有能力，有氣派但又有些霸道的人，則不喜歡。曹操用兵，善於調度，不怕艱險。《三國演義》上，寫張鬆對他極盡諷刺之能事，曆數他的種種敗跡時，挖苦他說: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鬆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須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依《三國演義》而言，張鬆說的全是事實。但曹操的非凡處就在於，他雖然屢遭敗績，偏能取得勝利。這便是知兵之道。諸葛亮一生沒有什麼敗跡，縱然錯用馬謖，還是想出“空城計”妙策，把司馬懿的大軍嚇退。但是，奇怪的是，曹操屢敗，卻統一了北方，取得2/3的天下。 諸葛亮屢勝，卻勝而無得，六出祁山，沒有取得一寸曹魏的土地。所以，我們看曹操的失敗，並不十分吃驚，而看諸葛亮用兵，卻顯得很累。《三國演義》不喜歡曹操，把能收集到的各種缺點，都加在一起，給這個人物塗了一個大白臉，使他的奸臣形象四處傳播，深入民間。曹操殺董承，殺伏後，殺吉平，殺楊修，殺孔融，殺荀，這還罷了，他還要殺毫無過錯、按他的指要辦事的糧官王，殺與他有通家之好、為他殺豬宰羊的前輩呂伯奢的全家，進而錯上加錯，把呂伯奢也殺了。這就不能不令人憤慨。陳宮責備他時，他還說:“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種豺狼本性，縱然他有再大的功勞，也是不能原諒的了。《三國演義》上最令人起文化反思的事，莫過於曹操的這種人生哲學和劉安殺妻那樣凶殘的故事。曹操固然英雄，但他沒有能統一天下，也沒能成為皇帝。孫權也曾勸他做皇帝，他也不聽，還說孫權要把他放到火爐上烤。曹操未能統一天下，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他以挾天子以令諸侯而騰達。這個戰略固然高妙，卻又反過來束縛住了他的手腳。正所謂得之於蕭何卻又失之於蕭何了。曹操熟知兵法，用兵從政，唯法是依，他臨終前，作遺言雲: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守也。“吾在軍中持法是也”，正是曹操的風格，也是曹軍的風格。諸葛亮有這風格，但更能體察下情。劉備就不行了，他對關羽、張飛，雖知其短處，但不能約束其短，最終釀成大禍。從《三國演義》的表現看，更是兄弟情誼高於軍法，甚至高於國法，寫著寫著便寫得出了圈，把一個軍國政事，降到了《水滸傳》的水平—成了江湖義氣了。曹操臨終，既有對國家大事的分派，也有一份私情。魯迅先生說: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曹操真是一個有趣的曆史名人。曹操給後人的印象不佳，魯迅先生認為，那是因為魏王朝時間太短之故，但我以為，曹操被後人貶損，還有另一方麵的原因:因為他與儒學規範離得太遠。若論朝代短，劉備的蜀漢卻也不長，為什麼罵劉備的人要少得多呢？劉備的行為與儒學規範相合之處甚多，他又是大漢皇叔，所以，在蘇東坡的時代，聽說書的孩子們已然是劉備的支持者、曹操的反對者了。曹操不近儒學，所以他是個小人；孔明鞠躬盡瘁，所以他是個君子。《三國演義》極寫忠奸，曹操與孔明作為兩邊的宰相，便成為這書的主軸和最具特色的代表性人物。3.江湖大儒宋公明單從題材而論，《水滸傳》是很難與儒學掛上鉤的。然而，宋江確確實實可以算作一個儒，而且不是腐儒，不是狂儒，不是醇儒，卻是大儒。這說法，若孔夫子得知，難免搖頭;程朱理學各位先生聽說，會更不高興。儒學不喜歡談兵，更不喜歡議論霸道。它的中心理念是仁，或者說是禮，仁是禮的靈魂，禮是仁的製度體現。但在《水滸傳》裏，最強調、最有影響且給人印象最深的，乃是義。因為這是一群江湖好漢，既然是好漢，非講義氣不可。沒有義氣，雖有勇力，不是英雄。例如史文恭的武藝超群，連秦明這樣的梁山虎將都不是他的對手，但他不是英雄。神州擂上有一個任原，也有些本事，那本事雖不如燕青、李逵，未必比不過張青、石勇等眾多的梁山人物，但他也不是好漢，因為他不懂也不講江湖義氣，實在不過是朝廷的鷹犬而已。儒學其實也講義，但又與江湖之義有不同。儒家的義，是仁義禮智信的義，而江湖之義，則是義氣的義，俠義的義。仁義禮智信，其實是一套道德規範，不能割裂，這裏的義，乃宜也，就是不違背道德綱常，斷決得中，不做行左行右之事。然而，江湖之義，不是這麼講法。江湖義氣，乃是一種朋友間的道德關係，其特點，是為著朋友不惜犧牲自己。所謂為朋友兩肋插刀，舍財全友，舍命全友，舍家全友，才是它的正解。在儒者看來，義有大義，也有小義。人們常說的英勇就義，就是為大義而死。江湖人不認為為朋友兩肋插刀就是小義，但在儒學眼中，就登不得大雅之堂。但《三國演義》、《水滸傳》對於義氣二字卻情有獨鍾。《三國演義》人物中，義的化身則是關羽。關羽不僅義重如山，而且忠於漢室，加上武藝絕倫，三者合一，成為古來最受歡迎和敬重的曆史人物之一。《水滸傳》中最以義字當先的人物，則是武鬆。然而，仔細比較，兩個人的義是不一樣的。關羽的義是忠義和諧，忠是義的主旨，義是忠的仆從，一而二，二而一。宏觀上看，融為一體，微觀上看，也有主次之別。武鬆的義就不同了，他原本也懷有忠義之心，但昏亂的世態不準他忠，不但不準他忠，而且剝奪了他做人的資格。做吏做不得;做民，民又做不得，隻能做囚犯;囚犯也做不得的時候，隻有做占山為王的強盜了。但義在他心中是永不磨滅的。而且從一開始，武鬆的義就與關羽的義起點不同。關羽是因為與劉備、張飛在鎮壓黃巾起義上與朝廷有共同的誌向，所以忠義原本一體。武鬆的義，首先表現在他打報不平，因為打抱不平才殺了惡人。及至回到故土，又遇到害死他哥哥的西門慶，遇到毒害施恩的蔣門神，遇到更其陰險的張都監和張團練，於是七連八扯，把他逼上了絕路。 武鬆的心，雖然早期時候也是忠義並存，隻是忠得有些原則，義氣更為鮮明。隨著情節的發展，忠愈少而義愈多，忠愈遠而義愈大。終於上了二龍山，又上了梁山，並且成為對於招安最為不滿的好漢之一。即使歸順了朝廷，征方臘歸來，在宋江心裏何曾沒有功成名就之感，但在他看來，走的卻是一條死路，於是留在六和塔，與魯智深的遺骨相伴，隻管做他的和尚去了。《水滸後傳》有一個情節，我認為很能反映他的追求與誌向。彼時，蕭讓問他:“兄長往日英雄，景陽岡打虎，血濺鴛鴦樓，本事都丟下麼？”武鬆道:“算不得英雄，不過一時粗莽。若在今日，猛虎避了他;張都監這幹人還放他不過。”關羽忠義兩全，武鬆隻是義字當頭，此所以關公廟遍及舊日中國，而武鬆的事跡主要在民間傳唱。儒學講究等級貴賤，將人分為數等，所謂人分九等，等等有別;此外還講“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講君子與小人之別。但《水滸傳》不管這一套，它強調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所以，有的外文譯本，幹脆把《水滸傳》譯為《皆兄弟也》。其實，皆兄弟的話，也是孔門弟子提出來的。語見《論語?顏淵篇》。然而，《論語》中的皆兄弟顯然與梁山的兄弟之情有別。《論語》的原意是，君子隻要對待工作嚴肅認真，不出差錯，對待別人講究恭敬，合乎禮節，天下之人，到處都是好兄弟—君子又何必著急沒有兄弟呢？但梁山好漢的兄弟之義是，“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千裏麵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用桃園三結義兄弟的話講，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這樣看來，《水滸傳》與儒學的理念規範，確實相去遠矣。儒學不言兵，《水滸傳》好打仗;儒學忠字當先，《水滸傳》義氣為重;儒學注重仁道，《水滸傳》最講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但因為《水滸傳》上有了一位宋公明，便在梁山好漢的江湖義氣與儒學亦即朝廷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此所以宋公明為江湖大儒的緣由所在。宋江也講義氣，而且義心很重。否則，為什麼江湖上人稱“及時雨”呢？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宋江的義氣，可說義薄雲天，義重如山。《三俠五義》中的義氣是不能比的了，黃天霸之流的義氣更不能比，就是和劉、關、張的義氣相比，也毫不遜色。宋江一生忠義，但看《水滸傳》的故事情節，卻是從義字上起家，而且不當不正，他一出麵，就遇到了天大的事端，“血海似的幹係”，因為獻給皇帝的生辰綱被打劫了。劫生辰綱，豈是尋常之事，其罪惡之重，自不待言，宋江又是官吏出身，對這件事的分量，自然體會得更深，感受得更切。然而，劫取生辰綱的，不是別人，而是晁保正。這晁保正正是宋江的兄弟，於是如山義氣，陡然而來。照理說，身在公門，且曆來專以忠義自詡的宋江，不應該幫晁蓋的忙。但看中國曆史文化的發展，卻又不然。中國的真儒，站在朝廷與百姓之間，有時適逢明君，嫵媚安然;更多的時候則處境尷尬，身心痛苦。宋江的特殊性在於，他正是這麼一個沒有功名、也沒有品級卻又懷著忠心與大誌的儒。因為他沒有功名、沒有品級，所以他身在社會下層，最明白社會腐敗的情形。他深知晁蓋，從來不認為他是壞人;他痛恨生辰綱，他內心不讚成這種盤剝的行為。但他人微言輕，卻又良心未泯，於是在這緊急關頭，便不顧身家性命，到東溪村送信去也。書中寫道:義重輕他不義財，奉天法網有時開。剝民官府過於賊，應為知交放賊來。“剝民官府過於賊，應為知交放賊來”，這兩句詩卻寫得好。因為剝民官府過於賊，宋江才同情晁蓋，要豁出身家性命去救晁蓋。然而，劫生辰綱畢竟是犯了“彌天大罪”，而他救的正是這犯罪的賊人。這是宋江一生不能自解的矛盾套子，也是傳統儒學無法開解的死結。宋江救了晁蓋，客觀上使他成為梁山英雄的大恩人。可以說，沒有宋江的這一次行動，便沒有後來梁山泊的烈烈轟轟，轟轟烈烈。梁山泊講義氣的人何止一個宋江，但宋江的義氣確實非同凡響，超越了彼山彼水的任何一人。梁山泊講義氣的人多，不義的人一個也沒有，義氣人中，一個突出的人物，則是柴進。柴大官人濟危救困，名頭響亮。人物未曾出場，便有知情者介紹給林衝等人物: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作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丹書鐵券在家中，誰敢欺負他!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常常囑咐我們酒店裏:“如有發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柴進名不虛傳，果然周濟和幫助了林衝，而且在柴進府中還演出了林衝棒打洪教頭一幕好戲，為水滸英雄傳增色不少。宋江與柴進比，有幾處不足。兩個人的出身自然相去很遠，一個是鳳子龍孫，一個是土地主出身，而這在當時確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財力也不同，柴進的財勢自然比宋江強大。加上柴進還有丹書鐵券，尤其了不得，有了這丹書鐵券，是不犯死罪的，所以他救濟犯人，結識好漢，沒有後顧之憂。但是，小旋風柴進固然名震江湖，比起宋公明來，卻又遜色很多。就在柴進府上，也曾埋沒了英雄，而這被埋沒的英雄卻成為宋公明的生死之交。這英雄一出世，便演化出多少情節、多少人物，可說風呼海嘯，山搖地動，把一部《水滸傳》裝點得十分精彩，百倍精神。此人不是別個，乃是後來做了行者的打虎英雄武鬆。宋江、武鬆在柴進莊上相識，情同骨肉，後來武鬆歸鄉，宋江送了又送，依依難舍。送到酒店之中—三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平西，武鬆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為義兄。”宋江大喜。武鬆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鬆，武鬆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兄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卻，我便不認你做兄弟。”武鬆隻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裏。宋江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武鬆拿了哨棒，三個出酒店前來作別。武鬆墮淚，拜辭了自去。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鬆不見了，方才轉身回來。這一段，端的寫得好，仔仔細細，多少情致，關懷得到。宋江果然是宋江，難怪人稱及時雨，多少江湖豪傑，一聞大名，倒身下拜。此種義名，柴進哪裏比得!比柴進名頭更響的，則是晁蓋。晃蓋是劫取生辰綱的領袖，是梁山泊眾望所歸的頭領。他坐第一把交椅，無論新人舊人沒有話講。然而，和宋江一比，卻又遜色一籌。晁蓋喜愛天下英雄，氣象雄大，是非分明，對雞鳴狗盜之類，天生有些厭惡。宋江則不然，三教九流，他都有朋友。雖然朋友與朋友也有不同，但他能一碗水端平。三打祝家莊前，楊雄、石秀來投梁山，向山上英雄講說以往經曆，說到時遷偷雞的情節，晁蓋勃然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報來!”晁蓋為什麼大怒，因為在他看來:俺梁山泊好漢，自從火並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為主，全施仁德於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傑的光彩。這廝兩個，把梁山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吃，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個，將這廝首級去那裏號令，便起軍馬去，就洗蕩了那個村坊，不要輸了銳氣。晁蓋的怒氣，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不合乎他寨主的身份。於是宋江也勸，吳用也勸，戴宗也勸，“眾頭領力勸，晁蓋方才免了二人”。宋江勝過晁蓋，他不但最有義氣，而且心胸博大，什麼樣的投靠者，他都容得。而且宋江的義氣，不僅表現在江湖好漢之間，他周濟窮人，扶危救困，不問強弱。閻婆惜的父親死了，母女二人沒有錢埋葬，是他施舍了棺木。他殺閻婆惜前後，唐牛也幫他，賣湯藥的王公也幫他，衙門的差役也不信他會殺人，這恐怕和他平時所作所為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宋江上了梁山，梁山尤其紅火。從此，今日來一批英雄，明日來一批好漢。這些英雄好漢，或遠或近，或長或短，或深或淺，或直或曲，總與宋江有關。這樣看來，雖然晁蓋、宋江先後做梁山之主，但晁蓋的第一把交椅，卻是奮力拚來，宋江的領袖地位，則是水到渠成。梁山好漢無不講義氣，唯宋江能夠義薄雲天。這是他的過人之處。然而，僅有義卻又不夠，哪怕你義薄雲天，依然不夠。義的上麵還需要忠。忠義二字，自古不能分割，而且忠與義，實際也不處在同一個層次。江湖交友，最要講義，但義是平麵的，它規範的隻是人際關係，好漢與好漢之間的關係，好人與好人之間的關係。忠則是立體的。義反映的是交情，忠表現的是信念。隻有義，沒有忠，那隻是一張關係網，你和我義，我和你義，義來義去，不成體勢。忠則不然，忠不是平等關係，而是上下關係。臣子必須忠於皇帝，但不能和皇帝平起平坐。因而忠代表的雖然也是一張網，卻是立體的網，那麼，忠就是這網的骨架與綱常。宋江有別於他人的地方，在於他從來都以忠為本，以義為節，行的是義，為的是忠，所以，他才最有資格做梁山之主，而且其結果也必然把梁山引向招安，引向朝廷。從梁山眾好漢這個角度看，雖然義字是他們相互聚集的入門途徑，但沒有忠作主導，還是不能成就大事業。王倫沒資格盡忠，他自己既沒有大理想、大風範，別人也不會忠於他這樣的人。晁蓋上山，便有了新氣象。宋江上山，則非同凡響。梁山要發展，非有自己的領袖不可，而梁山眾多的好漢與其領袖的關係，在那樣的時代，又隻能是忠與義的關係。梁山在宋江的帶領和主導下，終於受了招安，但那忠還是屬於皇帝的。如果不受招安，則梁山的前途隻有兩個。一個前途，是草寇下去，就如同對影山、桃花山、清風山，乃至少華山、二龍山一樣，終於抵不住官軍的圍剿，或者沒有什麼大的宏圖，也沒有什麼大的發展。另一個前途，則是發展壯大，立宏圖、紮基業、建體製、行教化，那麼，就是要奪取天下，自己做皇帝。梁山沒有宋江，走的可能是第一條路。有了宋江，卻又沒有走第二條路。不是包打江山，而是千辛萬苦，剖肝瀝膽，走向了招安。宋江心存招安的想法，最早見於與武鬆的一番對話。此前不提招安，因為他本人還沒有成為罪犯，但也不是一成了罪犯，馬上就想到了招安。可見他的招安思想，既有很深的思想基礎，又是經過一個發展的過程的。這一番與武鬆見麵，卻是武鬆有過一番驚天動地的經曆之後。人也變成行者，正走在投奔二龍山的路上，不想怒打了孔亮，自己又喝醉了酒，被孔家兄弟吊在樹上，一頓好打。恰在此時，遇上了孔明、孔亮的師父宋江。兄弟一見，大喜過望，於是，同榻而眠，敘說一年有餘的事情;於是孔太公殺豬宰羊招待宋江的貴友臨莊;於是兩個人議論起未來之事。言來語去，便說到了招安—武鬆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攜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隻是武鬆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隻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同生，也須累及了花榮山寨不好。隻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佑。若如此行，不恥苦諫，你隻相陪我住幾日了去。”細細考究，此時的宋江，議論招安之事，還隻是為別人想。在他自己是絕不肯造反的，更不肯上山入夥，也就談不上有招安的想法了。他的觀念決定了他不到絕境，不會上梁山;即使身陷絕境，也未必上梁山。這裏麵既有他家庭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信念。所以當他和花榮等去梁山路上，被老父騙回，叫到莊上。不久，又受到衙門的追捕，他對父親說了這樣的話: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夠見父親麵？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江自是孝子，而且既與江湖打交道，便早早地把父親的事有所安排。怎麼安排呢？就是先讓老父在衙門中“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宋太公語）宋江的話，既有真情，又有深意。孝父乃是真情，寧可斷配他州，也不入夥江湖，便是深意。由此可知，宋江的義氣，並非一般的江湖義氣。他是同情江湖之人，知道他們的苦處、難處與怨處，所以絕不加害他們，還要冒著生命去救他們。但他不是他們中的一夥，他的誌向自在朝廷。勢如古來的清官，為著百姓可以不要烏紗帽，甚至不要頭顱的，但你要他反對皇帝，卻是不能。此後，宋江被發配路過梁山，被劉唐等人請到山上，兩個解差嚇得要死，但宋江以自己的性命做保，讓他們隻管寬心。劉唐請宋江上山，他不去，而且對劉唐說:“這個不是你們弟兄抬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來挾我，隻是送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說罷，便要自刎。好不容易上了山，他又拚命要離去，絕不肯在山上落草，更不肯在山寨做頭領。山上首領挽留他，他對晁蓋等人苦訴衷腸，說道:“兄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抬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小可不爭隨順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隻就眾位手裏乞死。”入夥，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罪名不可謂不大。何況他演說的對象正是這一群上逆天理、下違父教的人呢!宋江決意如此，梁山隻好放行。然而，官府的黑暗，遠遠超出宋江的想象。在這黑暗之中，他不但看不到自解的一天，而且看不到些許的希望。結果，他在潯陽樓上，自斟自飲，不覺大醉，忘情之下便題下了“反詞”與“反詩”。其詞雲: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實在說，這詞的主調是牢騷，是恨貪官，所謂“血染潯陽江口”，隻不過說報仇血恨罷了。但那詩的意思就有些不同。其詩雲: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籲。他時若遂淩雲誌，敢笑黃巢不丈夫。敢笑黃巢不丈夫，就是要造反了。詩為反詩，罪名不虛。宋江寫了反詩，情況急轉直下。其實，一個文明的社會，是沒有思想罪的，也沒有政治犯。但在專製時代，談話就可能犯罪，反對朝廷則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宋江題了反詩，他的死期到了。若無梁山兄弟，宋江必死。梁山既救了宋江，宋江也隻能隨著眾兄弟，駕往梁山。然而，他人上了梁山，心還在朝闕之內，他的忠義理念依然根深蒂固。這個時候，他心中的魔已經遠走，而心中的忠字佛卻又不招自來。隻是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上，坐的是晁蓋，他不便多言，又不能多言。後來晁蓋死了，死時留下遺言，但捉得史文恭者，便為梁山泊主。然而，眾兄弟哪裏等得及，他們馬上決定，第一把交椅就該宋大哥坐，必須宋大哥坐，管他捉得住捉不住史文恭，總而言之，一言以蔽之，這把交椅隻能由宋大哥坐。宋江坐第一把交椅，確實並不情願，推三推四，並非隻是做表麵文章。但一旦坐在這椅子上，他心中的忠字佛便一時也不肯安靜，馬上發號施令，施行自己的主張。可說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書中寫道:宋江焚香已畢，權居主位，坐了第一把椅子。……眾人參拜了，兩邊坐下。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眾兄弟扶助，同心同意，共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馬數多，非比往日，可請眾兄弟做六寨駐紮。聚義廳今改為忠義堂。”聚義改為忠義，雖隻是一字之別，卻有本質不同。聚義強調的隻是一個“義”字，而忠義便有了綱領，也就是說，“義”字雖然保留，但那性質變了。過去隻是江湖義氣，今後卻要替天行道，存忠義之心。那麼，忠，是忠於誰呢？忠字在春秋戰國時代，或有別的含意在內，自秦漢以降，差不多已經成了與皇帝有關係的專門用語。宋江的招安之心，此時雖未明言，但那意思是再清楚不過的了。其實招安的名頭，在宋公明那裏，真如害上相思病一般—“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一時一刻也不曾忘記。晁蓋在時，因大破連環馬，賺來金槍手徐寧。徐寧剛一到山，宋江便執杯向前賠笑道:現今宋江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後來，三山聚義，設計捉了呼延灼，宋江又說: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為官吏汙濫，威逼得緊，誤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裏隨時避難，隻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後捉了關勝，又講“替天行道”。捉了索超，還講“替天行道”。所罵隻是貪官，所表盡是忠心，如此三番五次，真真不厭其煩。宋江的心乃是一顆儒心，宋江的膽，乃是一顆儒膽。他雖然廣有權謀，又義重如山，但和他的忠比較起來，都是第二位的。待到石碣出現，一百零八條好漢排座次已畢，非但沒有絲毫減弱他接受招安的心，反而這欲望更加強烈了。是年重陽節，宋江酒興大發，吃得大醉，同樣乘醉揮毫，寫下了一首新詞，寫畢，令樂和單唱這首詞，正是:喜遇重陽，更佳釀今朝新熟。見碧水丹山，黃蘆苦竹。頭上盡教添白發，鬢邊不可無黃菊。願樽前長敘弟兄情，如金玉。統豺虎，禦邊幅。號今明，軍威肅。中心願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卻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曾幾何時，還在潯陽樓上題反詩，今又何時，卻在水泊梁山上唱招安？其實，題反詩隻是宋江的牢騷，那情形，可比之林黛玉焚稿斷癡情—稿雖焚了，癡情豈是斷得了的？唱招安才是心底的聲音，那情形，又可以比之於黛玉彌留之際，仍一片癡情難改，以致連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宋江鐵了心，想方設法要請朝廷招安。於是，惹得梁山兄弟—至少是如武鬆、李逵、阮小七這一班兄弟，十分不滿。且說“樂和唱這個詞，正唱到‘望天王降詔，早招安’”—隻見武鬆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們的心!”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且一腳，把桌子踢起，做粉碎。忠義堂上，一陣大亂。然而，作主的還是宋江。他責罵了李逵，又對武鬆說道:“兄弟，你也是個曉事的人。我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如何便冷了眾人的心。”宋江在梁山，除去常常責罵李逵，對於旁人極少批評，此時此刻，卻批評了武鬆。武鬆聽罷無言，魯智深卻有話，然而，宋江的理由更多。他不接魯智深的話頭，隻對眾人言道:眾弟兄聽說:今皇上至聖至明，隻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雲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隻願早早招安，別無他意。宋江言罷，書中寫道:“眾皆稱謝不已。當日飲酒，終不暢懷。”稱謝並非讚同，隻是對方才的行為方式道歉。實際上，內心不服的除去武鬆、李逵、魯智深等，還大有人在，所以才“當日飲酒，終不暢懷”。宋江鐵了招安的心，任是什麼艱難曲折，也攔他不住。自然，他也有眾多的支持者。大體說來，反對者中，以魯智深、武鬆、阮小七、李俊、童威、童猛、公孫勝等最為堅決。所以，後來這些人雖然隨宋江四處出征，但都不願意回朝中領賞，借個緣由，抽身去了。燕青並不反對招安，但他另有想法。其餘如盧俊義、關勝、秦明、呼延灼、花榮、吳用、楊誌、索超、徐寧、孫立、韓滔、彭、董平、張清、宣讚、郝思文等，對招安，本質上都是積極的，而這些人，顯然在梁山首領當中所占分量最重。李逵是個特例，他反對招安，敢罵朝廷，但他絕對不反對宋江。《水滸傳》有一個情節，特別值得注意。說宋江奉詔破遼，兵紮陳橋驛，宋徽宗傳下聖旨，“犒勞三軍，每名軍士酒一瓶，肉一斤，對眾關支，毋得克減。”中書省領了聖旨，差官二員，前去給散。然而，朝廷腐敗透了的，你皇帝不讓克減，他那裏照樣克減—大約隻要貪風一起，便很難糾正，因為這大宋天子，本人就是貪官汙吏的一把安全傘。官員克減軍食，眾人不服，有個軍校出來講話，於是雙方發生衝突，這軍校盛怒之下，把廂官殺了。軍校殺了廂官，宋江如何處置？若是義字當先，便該讓這軍校逃走，或者幹脆為這軍校作主。可那就等於對皇帝的不忠了。於是，在這忠與義尖銳對立之時，宋江舍義全忠，把這軍校逼死了。有人說，這是《水滸傳》的一個敗筆，要寫就該寫殺了廂官的，不是一個無名軍校，而是一百零八將中的某位首領。例如阮小七，例如武鬆，例如李逵，等等。真的如此，才有好戲看呐!這個且不管他，隻說剛剛受了招安，首先對梁山兄弟大開殺戒的，不是別人，正是宋江。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深省。畢竟招安的路與起義的路，二者相去太遠，恰似水火難容。宋江鐵了心，直到喝了所謂奸臣的毒酒，他忠於朝廷的心猶然不改。他耽心李逵在他死後會鬧事，壞了他弟兄的忠義之名，索性把李逵也毒死了。宋江殺了李逵，是他內心的忠魂在作怪。宋江真是一個大儒，不過不是科舉中的儒，不是程朱理學那樣的儒，不是包拯、海瑞那樣的儒，不是孔明、趙普那樣的儒，而是江湖大儒。儒入江湖，不知道對於封建王朝而言，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宋江死了，宋徽宗做夢，夢見了他，也夢見了梁山眾好漢，又夢見了忠義堂。忠義堂在《水滸傳》有三次重要的表現。第一次，是晁蓋死後，宋江剛剛坐上第一把交椅，便命令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這個已經說過了。第二次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畢，宋江便“與吳學究、朱武等計議，堂上要立一麵牌幟，大書‘忠義堂’三字”。第三次，便是宋徽宗這個夢了。徽宗有夢，於是查問情由。又親書聖旨—敕封宋江為忠烈義濟靈應侯，仍敕賜錢，於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妝塑宋江等歿於王事諸多將佐神像。敕賜殿宇牌額，禦筆親書“靖忠之廟”。然而，又有什麼用呢？宋江為了梁山，害了梁山。個中道理，發人深省。後人金聖歎評點《水滸傳》，他最不喜歡的人物就是宋江。既然反對宋江，必然腰斬《水滸傳》。但是，腰斬了《水滸傳》，宋江的形象就不夠完整，而梁山的道路依然難行。沒辦法，金聖歎隻好讓盧俊義做了一個噩夢。夢中，梁山好漢悉數就擒，不是被殺，就是被殘，生生死死，好不淒苦。魯迅先生不滿意金聖歎的處理，說他腰斬《水滸傳》，使《水滸傳》成了斷尾巴的蜻蜓。4.亦佛亦儒《西遊記》從寫作時間看，《西遊記》比《三國演義》、《水滸傳》要晚，它所表現的內容雖不比《三國演義》來得闊大磅礴，也不如《水滸傳》來得轟轟烈烈，但整體上看，它反映的思想情緒更深刻些，也更具“現代化”意味。《三國演義》著力討論明君賢相的理想問題，《水滸傳》在忠君與愛民之間動搖不定，首鼠兩端。《西遊記》則另辟蹊徑，以“心”為主。它的手法是浪漫的，孫悟空的個性是突出的。它雖然不直接與倫理綱常發生如《三國演義》、《水滸傳》那樣密切的聯係，但它的表現未必沒有勇氣，沒有深刻性。《西遊記》的勇氣和深刻性就表現在它追求個性，不受羈束。一個孫猴子，不但要大鬧天宮，即使在皈依佛門之後，依然不失本性，還是要處處表現自己的真性情。《西遊記》敢寫、擅寫性情，固然和作者個人的經曆與觀念有關，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據史家研究，唐代以前人的生活狀態，與近代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差距很大， 宋元以降，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明代的變化更大，其生活狀態與近代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卻相去不遠。明代的這種變化，表現在思想領域，就是心學發達，而且叛逆者漸次登上曆史舞台，成為明朝文化的一種特色現象。表現在文學上，就是小品文成就輝煌。小品文古已有之，但沒有明人這麼重視，也從來沒有享有過這樣的曆史地位，沒有發生過這樣大的作用。小品文，講究的就是性情之作。性情之作，在湯顯祖那裏，還有傑出的戲劇作品和創作理論。在《西遊記》和《金瓶梅》以及《三言》、《二拍》的表現上，則使明代文壇向著通俗文學特別是古典白話小說充分傾斜。站在後人的立場上看，代表明代文學精神和最主要成就的，不是詩歌，不是散文，不是戲曲，不是民歌，而是明代的白話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西遊記》藐視傳統，孫悟空大鬧天宮，其所以名聲遠大，不僅僅因為這猴子神通廣大。實在說，神通廣大的人、妖、神之中，在所多有。孫悟空會使金箍棒，太上老君就有金剛鐲，而且我們後來還知道，這金箍棒還真不是金剛鐲的對手。孫悟空會七十二變，楊二郎也會七十二變，而且他還多了一條哮天犬，從而與孫悟空對陣，因為狗的作用，略占些上風。孫悟空吃了仙丹，長生不老，而天上的神仙，長生不老的居多，除非受到責罰，很少災病，更少死亡。孫悟空來曆不凡，哪吒的來曆同樣奇異。凡此種種，都不能成為孫悟空廣為人知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大鬧天宮，鬧出了名堂。他不是一般的鬧，而是大鬧特鬧，鬧中有精神，鬧中有文化。這精神與文化，用四句話概括，叫做戲弄神鬼、不甘受辱，追求尊嚴、藐視皇權。一是戲弄神鬼。戲弄神鬼，首先是對龍王的不敬。天上有玉帝，海中有龍王。皇室貴胄，始可稱龍子龍孫，可知龍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然而，孫悟空看四海龍王，卻如同兒戲。他因為沒有趁手的武器，就去龍宮借寶，名為借寶，其實就是楞拿。悟空借寶，先說理由。“龍王見說，不好推辭，即著鱖都司取出一把大杆刀奉上。”孫悟空說:“老孫不會使刀，乞另賜一件。”“龍王又著大尉，領鱔力士，抬出一杆九股叉來。”悟空一用，放下道:“輕!輕!輕!又不趁手!再乞另賜一件。”龍王大驚，因為這叉已經是3600斤哩!可是，麵對這樣一個神猴，卻也沒法。“又著提督、鯉總兵抬出一柄畫杆方天戟。那戟有7200斤重。”悟空一用，還是嫌輕，輕!這龍王害怕，說再也沒了。偏這猴子，什麼都懂，他對龍王說:“古人雲:‘愁海龍王沒寶哩!’你再去尋尋看。若有可意的，一一奉價。”什麼一一奉價，不過說說罷了。到底拿到定海神針，重13500斤，不但用著趁手，而且能大能小，於是悟空把它化作繡花針，藏在耳朵眼裏，好不得意洋洋。借完寶，不算，還要借盔，借靴，借甲。於是北海龍王獻上一雙藕絲步雲履，西海龍王獻出一副鎖子黃金甲，南海龍王獻上一頂鳳翅紫金冠。孫悟空穿戴停當，一聲“聒噪”，沒了蹤跡。鬧完龍宮，又鬧地府。鬧龍宮為的是武裝自己，鬧地府為的是追求長生。地府即地獄，或者說是管理鬼魂的總衙門。地獄在中國人心目中，是何等可怕的所在。然而在孫悟空那裏，他要去便去，要行便行，當看到生死簿上與自己相關的猴兄猴弟、猴子猴孫的記載時，一時興起，便把這簿子撕個粉碎，從此閻羅再也無從掌管猴子的生死。二是不甘受辱。孫悟空一通大鬧，天上人心惶惶。有人主張征殺，有人主張安撫。太白金星獻策，把他騙上天庭，做個弼馬溫。弼馬溫究為何物，曆代職官表上是看不到的，但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出於《齊民要術》中的一則記載。那書上說:“常係獼猴於馬坊，令馬不畏瘟惡，息百病也。”這樣看來，弼馬溫實為避馬瘟也。吳承恩妙筆生花，堪為一笑。剛開始孫悟空不知就裏，欣然就道，而且兢兢業業，管馬有方。但當他得知了底細時，卻絕不甘心忍受這種受騙的屈辱，於是“心頭火起，咬牙大怒”，叫道:“這般藐視老孫!老孫在那花果山，稱王稱祖，怎麼哄我來替他養馬？養馬者，乃後生小輩，下賤之役，豈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將去也!”忽喇的一聲，把公案推倒，耳中取出寶貝，晃一晃，碗來粗細，一路解數，直打出禦馬監，徑至南天門。眾天丁知他受了仙篆，乃是個弼馬溫，不敢阻擋，讓他打出天門去了。三是追求尊嚴。孫悟空神通廣大，但在天界的那一班正統神仙眼裏，他不過是個猴兒妖。“妖”已經是不堪，倘若這妖的原形，是龍是虎，也還罷了，偏偏又是個“猴兒”，更不堪了。別人看不起孫悟空，他自己看得起自己，他封自己為“齊天大聖”。就是想跟玉帝享有平等的地位。孫悟空自尊，所以他第二次被騙到天界，給天界看管蟠桃園，又逢王母娘娘蟠桃大會，請各路神仙赴會。他一打聽，這客人中沒有自己，於是心中不樂，便去蟠桃會一番攪鬧。桃也吃了，酒也喝了，醉熏熏錯入太上老君的府第，把這老君煉的金丹又吃了一個葫空丹盡。孫悟空的自尊心，大鬧天空時，自然是受不得半點屈辱，後麵跟了唐僧，頭上戴了鐵箍，行為大受約束，但個性依然故我。唐僧這和尚，心慈手軟，見怪則迷，以致三番五次趕走他的這個大徒弟。《西遊記》第三十一回，寫孫悟空受了屈辱，回到花果山，依然做自己的齊天大聖。唐僧受困，豬八戒求援，孫悟空哪裏肯聽。於是這豬呆來了小智，編一篇謊話出來，“智激美猴王”。孫悟空不聽則已，一聽便“氣得抓耳撓腮，暴躁亂跳”，叫道:“……既是妖精敢罵我，我就不能不降他。我和你去。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普天的神將看見我，一個個控背躬身，口口稱呼大聖。這妖怪無禮，他敢背前麵後罵我!我這去，把他拿住，碎屍萬段，以報罵我之仇!報畢，我即回來。”四是藐視王權。前麵說過，《西遊記》寫天上的玉帝，即近乎人間的皇帝，所以寫來寫去，把太上老君寫成了他的屬下，把如來佛寫成他的客人，並且借如來之口，把他的超凡來曆，宣講一番。天上玉皇，海中龍王，陰間閻王，誰不敬畏，偏這孫大聖，並不把他們放在眼裏。龍王自然不值得一提，閻王更不值一提，戲去戲來，隨心所欲。玉帝也不放在眼裏，動輒大鬧天宮，把個天宮鬧得紛紛擾擾，不得太平。後來皈依佛門，還是幾次上天庭，不是借人，就是問事，出出入入，好不瀟灑。佛祖敬王，悟空不敬，不但不敬，還有他的一番道理。他對如來言道:“玉皇雖年齡修長，也不應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隻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若還不讓，定要攪攘，永不清平!”後來他認唐僧作了師父，對玉皇大帝依然沒有多少好感。自稱一拜佛祖，二拜觀音，三拜師父，其他人等，老孫一個也不拜。這樣的態度，可謂非儒非禮，令人吃驚。《西遊記》作者對儒、道、佛三教，態度有明顯區別。簡而言之，可說是貶道、近儒、禮佛。這情緒反映在孫悟空身上，就是對道教多不尊重，不但指指點點，而且多有諷刺。明代皇帝，雖然靠儒學坐天下，卻是敬道的多。吳承恩主要生活在嘉靖萬曆年間，嘉靖皇帝尤其對道教情有獨鍾，豈但情有獨鍾，已經到了迷戀道教、荒蕪朝政的地步。能寫青詞便可升官，能獻房藥尤其受寵，以至於幾十年不上朝，連朝中大臣都見不到他的麵。《西遊記》貶損道教，不但來得大膽而且具有批判精神，恐怕與作者當時對朝廷不滿有關係。前麵說過，明代思想整體而言可以說是心學的時代。程朱理學以理為本，陸王心學，重點在“心”。陸九淵是宋人，與程朱抗禮，影響不如程、朱。王陽明生在明代中葉，具備了向程朱挑戰的條件。他本人又極有天賦，極重品節，極有能力。雖然他的心學還不出儒學基本範疇之外，但那重點已然偏移，而且為後來人提供了可以發展的基礎。明末反叛傳統奇光四射的王艮、李贄、何心隱，都與王陽明心學有諸多關係。儒學講“心”，並非自宋代開始。孔子重在講仁，其次講禮，對於“心”這個概念，議論無多。孟子就不然，孟子繼承孔子衣缽，但突出了心這個範疇。他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王陽明把心提高到新的層麵，主張“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物，不合乎常理，但有哲學價值。心外無物，是重視心的作用。其意若曰:沒有心，縱有萬物，等於其無。反之，雖有心，而心不正，則修身、齊家、治國，便是一句空話。所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雖然都從“明明德、親民、至於至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起，但走的路數顯然不同。二者在堅持儒學大防這個層麵，未見其異，但強調理的作用，則必然限製個人才智的發揮;而強調心的作用，則有意無意地促進了社會對個性的重視，對於那些外在的條件，不免有所輕視，有所牾，甚至有所不滿和批判。王陽明確立心學，到了李贄那裏，成了“穿衣吃飯，就是人倫物理”，而且認為，人人皆有私，無私不成其人，王學引出這般後果，怕是王陽明先生自己也沒有料到的吧。《西遊記》出在明中葉，不能不受心學思潮的影響，而這種思想，在孫悟空身上，也有或明或暗、或長或短的種種表現。《西遊記》重“心”，僅從回目上看，“心猿”二字反複出現，此既是佛家語，又是儒家語。它所揭示的道理，雖然常常不能清晰明了，但那意向，卻又曆曆分明。儒家講“心”，要在一心持誌，一心不可二用。王陽明回答學生的問題，說:持誌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佛學講心，要在四大皆空。法眼宗創始人文益禪行，早年求學，曾寄住在璋州地藏院。他拜訪那裏的桂琛禪師。禪師問他:“這次出行做什麼事呢？”他回答:“周遊四方，尋師問禪。”桂琛又問他:“尋師問禪又怎麼樣？”他說:“不知道。”禪師說:“不知最親切。”他臨行時，桂琛指著座下的一塊石頭，問他:“你平常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你且說說這石頭是在心內，還是在心外？”他回答說:“在心內。”桂琛禪師反問他:“行腳人到處奔走，為什麼要在心裏放一塊大石頭呢？”《西遊記》的心學，常在儒、佛之間，表現在孫悟空身上，雖然稱為心猿，卻又不是醇正的儒者，也不似悟道的和尚。況且西行路上，魔怪橫行，曆劫八十一難，悟空皆能戰而勝之。其中有以智慧勝的，有以決心勝的，有以勇力勝的，也有請各位神仙菩薩幫助勝的。內有真假孫悟空一節，寫得跌跌宕宕，好不有趣。作者稱真假美猴王為“二心”，說“二心攪亂大乾坤，一體難修真寂滅”。一人不能有二心，但有二心，必成魔亂。這樣看來，所謂二心，實乃一體。因為一體不得二心，所以心能生魔—你一心兩用，魔就出來了。所謂魔者，不過是你的“心魔”罷了。《西遊記》的作者借題發揮，把這個觀念講得尤其生動。《西遊記》常在儒、佛之間，沒有佛是不行的。所以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其實也是魔法。魔在則箍在，想去也去不掉的，一旦心中魔滅，那箍也就不翼而飛了。《西遊記》末尾，寫唐僧與悟空的對話，很有意味:悟空說:“師父，此時我已成佛，與你一般，莫成還戴金箍兒，你還念甚麼緊箍咒兒勒我？趁早兒念個鬆箍兒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當時隻為你難管，故以此法製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豈有還在你頭上之理!你試摸摸看。”行者舉手去摸。一摸，果然無之。《西遊記》在儒、佛之間，尊佛固然尊佛，骨子裏還是儒學精神更其充實，時時處處，都有表現。《西遊記》裏，孫悟空差不多就是一個正義的化身，他的特點，是與天上的神仙大鬧，有些我行我素、不講道理，但遇到尋常百姓，最具同情心; 遇到世間不平事，最肯拔刀相助。孫悟空的這個特點，是儒學的，是俠士的，是講究個性的，也是中國老百姓最喜聞樂見的。且說他在車遲國遇魔，這魔裝成道者，盅惑人心。於是他便和這魔頭比賽，看看誰更有法力，能降下雨來。悟空神通，喚來四海龍王，如此這般，一番吩咐。任憑那假道士無論如何擺布，是既無雨也無風。這行者隻消把棒一舉，便要雨來雨，要風來風。但見“雷公奮怒，電母生嗔”，“那沉雷護閃，乒乒乓乓，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勢，嚇得那滿城人，戶戶焚香，家家化紙。”孫行者高呼:“老鄧!仔細替我看那貪贓壞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幾個示眾!”那雷越發振響起來。與妖魔比法，卻聯想到“貪贓壞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而且呼喚雷公，讓他“多打死幾個示眾”。其情其景，大快人心。然而，這不是佛門之事，而是世俗之事。孫悟空雖入佛門，但行事處事，全然儒家一脈。他與師父的關係，雖有種種誤會與小矛盾，卻又情同父子。他與豬八戒矛盾不少，但在關鍵時刻總能兄弟同心。他和沙和尚最說得來，也最能相互關心。他和白龍馬，可說不打不相識，白龍馬雖然不多言，但對他的所作所為，卻心知肚明，十分欽敬。《西遊記》第三十回，“邪魔侵正法，意馬憶心猿”。說唐僧被妖怪施魔法變成隻老虎，情況危急，孫悟空已被唐僧逼走，豬八戒又常有散夥之心，沙和尚更被妖怪拿住，於是這龍馬纏住豬八戒，執意要他去請孫悟空回來。八戒幹過點對不起悟空的昧心事，良心發現，有點為難，又怕挨打，白馬勸解他說:他決不打你。他是個有仁有義的猴王。你見了他，且莫說師父有難，隻說:“師父想你哩。”把他哄將來，到此處，見這樣個情節，他必然不忿，斷乎要與那妖精比並，管情拿得那妖精，救得我師父。對悟空的忠心，龍馬一點一滴，看得很清，在這方麵，當真是唐僧糊塗，竟不如“畜牲”的了。《西遊記》上，寫孫悟空與觀世音菩薩的關係，有極好的表現。如果說，悟空與唐僧情同父子，那情還是父為子綱的舊儒之情，那麼，他與菩薩的關係，就要親熱得多，雖不好說情同母子，但那情那景，確實令人產生某種世俗親情之想。孫悟空對唐僧、觀音、佛祖三者的態度不同。對唐僧，是既有責任，又有點害怕。不怕別的，怕這老和尚無端念咒，他就要頭痛。雖然如此，又常常不服氣，忍不住還要站出來教訓這和尚幾句—實在這位唐三藏常常人妖顛倒，是非不明。對佛祖則全然信服，沒有話講，畢竟一個筋鬥十萬八千裏都沒有跳得出人家的手掌心。然而，不免肅穆有餘，親和不足。唯有對觀世音菩薩，能夠敞開胸襟，有說有笑。觀世音智慧，自然不會動不動就冤枉好人;又十分慈悲，做起事來，不但比孫悟空高明，而且令孫悟空欽佩。更主要的是他對孫悟空很關心，曾贈給孫悟空三根毫毛，許他叫天天應，叫地地靈，天神地，都來保佑。悟空與觀音，口角不多，說笑不少，一些玩笑，並非存什麼深意，隻是表現了孫悟空的一點童心。《西遊記》第七十一回“觀音現像伏妖王”，那妖王不是別個，正是觀音座下的金毛。這金毛項下有三個鈴鐺，好生厲害。先前已被悟空騙在手中，觀音既收伏這，不見了鈴鐺，便向悟空說道:“悟空，還我鈴來。”行者道:“老孫不知。”菩薩喝道:“你這賊猴!若不是你偷了這鈴，莫說一個悟空，就是十個，也不敢近身!快拿出來!”行者笑道:“實不曾見。”菩薩道:“既不曾見，等我念念緊箍兒咒。”那行者慌了，隻教:“莫念!莫念!鈴兒在這裏哩!”這正是: 項金鈴何人解，解鈴還問係鈴人。這情節頗為有趣，雖然觀世音又把那“咒兒”翻拾出來，但兩個人的關係卻很融洽。寫悟空與觀世音寫得最成功的段落，乃是《西遊記》第四十二回，孫悟空請菩薩出離南海幫助降服紅孩妖的那一篇文字。尋常間，孫悟空需要菩薩幫助，這菩薩或者不請自到，或者一請就到，惟有這一次，彎彎曲曲，費去多少張致。先是悟空到了南海，未見菩薩，隻見二十四路諸天神在門前守候。然後通報，然後得以進見，悟空訴說緣由，說到紅孩妖三味火厲害，龍王的大水滅它不得，菩薩就說:“既他是三味火，神通廣大，怎麼去請龍王，不來請我？”於是悟空又講豬八戒來請菩薩，卻被妖精騙了—那妖怪變作菩薩，戲弄了豬八戒。菩薩一聽，頓時大怒，—“那潑妖敢變我的模樣!”於是:恨了一聲，將手中寶珠淨瓶往海心裏撲的一摜，嚇得那行者毛骨竦然，即起身侍立下麵，道:“這菩薩火性不退，好是怪老孫說的話不好，壞了他的德行，就把淨瓶摜了。可惜!可惜!早知送了我老孫，卻不是一件大人事？”後來，看見一個龜把瓶獻了上來，悟空不覺又發奇想。菩薩問他說些什麼？他回答沒說什麼。菩薩叫他把瓶子拿上來，“這行者即去拿瓶，—唉!莫想拿得他動。好便似蜻蜓撼石柱，怎生搖得半分毫？”孫悟空拿不動，菩薩卻全不當回子事，“走上前，將右手輕輕的提起淨瓶，托在左手掌上”。又對悟空說，這瓶中水，能滅妖怪的火。可是待要你拿了去，你又拿不動。待要讓善財龍女與你同去，你卻又不是好心，需要留你一件東西作當才好，這行者道:可憐，菩薩這等多心。我弟子自秉沙門，一向不幹那樣事了。你教我留些當頭，卻將何物？我身上這件綿衣直裰，還是你老人家賜的。這條虎皮裙子，能值幾個銅錢？這根鐵棒，早晚卻要護身。但隻是頭上這個箍兒，是個金的，卻又被你弄了個方法兒長在我頭上，取不下來。你今要當認，情願將此為當。你念個鬆箍咒兒，將此除去罷;不然，將何物為當？”一番言語，十分俏皮，若非在菩薩麵前，哪有這許多話說。難怪菩薩聞言，要對他說:“你好自在啊!我也不要你的衣服、鐵棒、金箍;隻將你那腦後救命的毫毛拔一根與我作當罷。”悟空道:“這毫毛，也是你老人家與我的。但恐拔下一根，就拆破群了，又不能救我性命。”菩薩罵道:“你這猴子!你便一毛不拔，教我這善財也難舍。”行者笑道:“菩薩，你卻也多疑。正是‘不看僧麵看佛麵’。千萬救我師父一難罷!”於是，師徒兩個興興頭頭出了潮音仙洞。菩薩道:“悟空，過海。”行者躬身，“請菩薩先行”。言罷又添一番風趣，還是菩薩吹一口氣，把站在蓮花瓣上的孫悟空吹過了南海。凡此種種，皆與佛門本意相去甚遠。其實，菩薩出身王公，原為男身，但來到中國，終成女像。《西遊記》中的人物，不是和尚，就是妖怪，女人一少，便覺寂寞。有幾個女子，也上不得台麵，惟有觀音，大慈大悲，又美貌非常，給這部神話小說平添幾分精彩。孫悟空，性雖剛烈，卻也多次傷心。他的傷心，有的是因為委屈難言，有的則因為師情難舍。且說唐僧師徒過獅陀國，悟空等人鬥妖魔不過，行者輾轉而來，看見八戒沙僧，俱說師父已經被妖怪吃了。悟空不聞此言便罷，一聞此言，“心如刀攪，淚如水流，急縱身望空跳起，且不救八戒、沙僧，回至城東山上，按落雲頭，放聲大哭。”這便是師情難舍。師情難舍，即出佛而入儒，撂下佛門教訓，顯出儒家情懷。5.叛悔之作《金瓶梅》明代長篇小說，到《金瓶梅》，算是一大革命。《金瓶梅》深入家庭細事，喜、怒、哀、樂，皆成妙法，油、鹽、醬、醋，盡顯文章。自它出世以來，便在知識階層受到重視，“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更受歡迎。魯迅先生評價此書，說: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麵，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鄭振鐸先生評價此書，說:如果除淨了一切穢褻的章節，它仍不失為是第一流的小說，其偉大似更過於《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更不足和它相提並論。《金瓶梅》的價值，在於它是中國第一部完整深刻又有極高藝術品位的世情書。世情在所多有，但它的不凡之處在於，它不是一般的世情，而是處處與儒學傳統作對的世情。它寫的全是儒學傳統所不恥道、不曾道、不能道，一道便心驚肉跳，便怒火中燒，便不可忍耐的內容。有人說，《金瓶梅》全書，沒有一個好人，這說法恐怕有些過了。但主要人物確實沒什麼好人，站在傳統儒學立場，不但沒有好人，而且沒有好事。開口就是上床，閉口還是上床。無論官前衙後，府門妓巷，總而言之，和上床的事樁樁件件有些關聯。這樣的寫法，豈是傳統儒學可以接受的，又豈是傳統儒學可以忍耐的？所以，中國六大名著中，唯《金瓶梅》被禁毀的時間最長，次數最多，也唯《金瓶梅》的名聲最臭。《金瓶梅》影響奇大，因為它是一部叛逆之作;西門慶等書中的主要人物遺臭萬年，因為他們都是些叛逆之人。不過西門慶的叛逆，不是超離黑暗，衝達光明，而是更其走向黑暗，以毒攻毒，以惡抗惡。如果說儒學在明代已經是頹勢，它是不能再給中華文明帶來光明的了，那麼，西門慶之流，就把這頹勢更其推向黑暗，使壞的更壞，爛的更爛，讓無可救藥的更其無可救藥，讓原本腐爛不堪的更其腐爛透頂。《金瓶梅》由書中三個女性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金即潘金蓮，瓶即李瓶兒，梅即龐春梅，但最重要的人物還是西門慶。西門慶是《金瓶梅》的骨，金、瓶、梅隻是這書的肉。沒有西門慶，則全書不能成形。這書完全與儒學精神大相徑庭，但那結構卻有些“夫為妻綱”的味道。儒學主善，最高的理想，即止於至善。西門慶偏要主惡，而且惡事從頭起，活了36歲，差不多沒有幹過一件好事。交結權貴，網羅小人，欺男霸女，恃強淩弱。但有女色，抓不到手決不罷休。但有財錢，拿不到家又豈肯住手。殺人害命，幾成尋常。今日害東，明日害西，東西南北，樂此不疲。連自己都明白，恨他的人極多。話雖如此，依然凶殘故我，不曾有半點善化。西門慶的惡，不但別人看不過眼，就是他的正房夫人吳月娘，也看不下去了，曾經規勸他說: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隻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兒，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也好， 下些陰功與那小的子也好。 西門慶笑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卻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注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剌剌、胡謅亂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隻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儒學主張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西門慶不但見了美色便魂飛天外，而且為著這目的，無所不用其極，什麼手段使不出來？據大評論家張竹坡統計，書中被西門慶奸淫過的女子，便有19人，另有意中人3位，外寵4人（其中兩個人與前19人重複）。《金瓶梅》寫此，偏能圈中套環，環又加鎖，前後勾聯，曲曲折折。這廂才有半句話，中間又添四回書，彼才唱罷此登場，一波未平一波起。儒學既反對男女之情，對於性生活尤其諱莫如深。西門慶一生一世，多在性上下工夫。他的生活，用三個字概括，就是:權、錢、性;或者說，性、錢、權。總而言之，是沒權便會沒錢，沒錢便沒資格玩弄女性，沒資格玩弄女性，就沒有刺激當官。反之，為著女性，又要拚命抓錢，為著拚命抓錢，還要拚命抓權。西門慶，做官做到錦衣千戶，按明代官爵規定，已經是正五品官級。無賴成了五品官，堪為官家一笑。儒學講仁愛不忍之心，西門慶，偏不能忍。雖然風聲不好時，他也曾貓在家中，不敢露頭。但風頭一過，馬上依然故我。什麼不忍之心，對西門慶而言，簡直就是對牛彈琴，形同放屁。他不但沒有不忍之心，而且心黑手辣，做事殘忍，待人凶惡，後來當個刑官，動不動要動官刑，越是把別人整得慘、整得狠，他還要越發興高采烈。儒學是君子之學，有君子小人之辨。西門慶不愛君子，最愛小人。他那個小人還不是孔子眼中勞力者這樣的小人，而是流氓光棍、幫閑惡少。西門慶愛潘金蓮，除去別的情由，愛的就是她那種女光棍的性格。儒學重義輕利，中國古來寫商人的書極少，寫了也不成功。《紅樓夢》有一個冷子興，說是京都有名的古董商人，然而，說到經商的事情，卻是空白。薛蟠家也有大買賣，講到具體的經商行為，還是空白。西門慶愛的就是錢，而且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他似乎可以算作唯一一位懂得經商之道的人物。書中第三十三回，寫應伯爵認識的一個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裏堆著五百兩絲線，急等著要起身家去”，想折價出賣。這堆絲線價值500兩銀子，西門慶看到機會，隻許他450兩，於是應伯爵於中作好作歹，成全了這事。雖然應伯爵內中另有克扣，但西門慶確實做了一筆成功的買賣。並且他還借風起火，請來韓夥計，在“獅子街開張鋪麵，發賣各色絲線，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西門慶不但做生意，而且放高利貸，使錢再生錢。他雖然人品低劣，對於金錢卻有高明的看法，他說: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好靜的。傳統的中國人，隻愛藏錢，不知錢能生錢，正是小農經濟的本色。西門慶出身商家，對錢有新的見識，這見識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縱然不是絕無僅有，確也十分罕見。儒學講忠，西門慶講詐。不但一生一世沒有真的朋友，對皇帝老子也談不上半點忠誠，他所追求的無非是賄賂高官而已。隻要自己青雲而上，什麼忠、孝、仁、義，全是狗屁。西門慶的出現，不是個別的社會現象。西門慶代表的是一個階層，而社會發展有了產生這樣階層的土壤—且不管這土壤——且不管這土壤是薄是厚，總而言之，是足夠他們生存的了。孟超先生說:西門慶是《金瓶梅》的主幹，沒有西門慶不能集一切罪惡之大成，沒有西門慶看不到《金瓶梅》的全貌。然而我們不能說西門慶是一個個人而存在著的，有了《金瓶梅》的社會，才能產生出這樣的一代“活寶”。這樣看來，西門慶又是社會的必然產物，且不管他是善是惡，因為社會需要他，孕育了他，而且“玉成”了他。但是，西門慶那個階層，還沒有到取得全然社會獨立地位的地步，他們隻是或者說隻能綁在封建專製體製的戰車之上。他們是在戰車的夾縫中成長出來的草木，或者是築寓於戰車的倉鼠狡兔，除非這戰車腐爛為土，否則，一旦衝突於戰陣之間，崩裂於戰場之上，那麼，無論花也好、草也好，鼠也好、兔也好，不是狼狽奔命，便是嗚呼哀哉。這樣看來，西門慶又可勉強算是一個悲劇人物嘍。值得一提的是，《金瓶梅》中不寫文人。雖然西門慶、王三官、陳經濟等也都應該是有些文化、讀過幾本書的富家子弟，其實都是有名無實，他們哪裏信什麼孔孟之道，所謂《四書》、《五經》雲雲，不過是一個古來的“話兒”罷了。倒是有一位水秀才和一位溫秀才值得一提。這水秀才雖然露麵無多，堪稱“有影無形”，卻通過應伯爵的嘴把他有聲有色地介紹了一番。“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如今且說他人品罷。”西門慶道:“你且說來。”伯爵道:“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裏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服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是一個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哄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縱然有應二哥做保，西門慶還是有些害“怕”，於是忙說:二哥雖與我相厚，那樁事不敢領教。前日敝友倪桂岩老先生，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這溫秀才與水秀才似乎大不相同，剛一露麵，便有些風采，不歪不斜，像個讀書人。但像歸像，其實學問稀鬆。這溫秀才學問雖然談不得，拈花惹草，卻樣樣在行。他慣常與應伯爵、謝希大諸位大仙陪西門慶在妓院胡鬧，不但從容自在，而且善為小人做小人。到頭來，因為與西門慶的得意畫童搞同性戀，到底把飯碗丟了。水秀才、溫秀才，在張竹坡看來，也不過是一個影像而已，水即溫，溫亦即水。水秀才、溫秀才，他們的形象，恰是對儒生、儒學的一個諷刺。不過，水、溫二秀才當真入得《儒林外史》。他們二位完全可以稱得起是《儒林外史》中各位“先賢”的前驅者的。下麵再說說《金瓶梅》書中的一位女主角——龐春梅。張竹坡評點書中人物，說:“西門慶是混帳惡人，吳月娘是妒嫉好人，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瓶兒是癡人，春梅是狂人。”是書對潘金蓮的評價最低。“五?四”運動之後，對潘金蓮這個形象有了新說，說她原本不是壞人。提出新說的人，要找出造成她壞的社會原因，以此證明，潘金蓮雖壞，不是生來如此，而是有深層的社會原因。對潘金蓮的分析，差別隻在惡與因何而惡之間。對李瓶兒，則既有惡評，也有同類意見，因為她有柔順的一麵，受欺辱的一麵。被人暗算，孩子死得又慘，本人也死得慘，對西門慶可說有情有義，是真正把心思放在西門慶身上的一個女人。春梅的情形，既不同於潘金蓮，也不同於李瓶兒。後人對她的評價，有時頗為相近，有時截然相反。否定的意見，是說她是潘金蓮的幫凶，與潘狼狽為奸，舉凡潘金蓮進入西門慶家所幹的壞事，件件她都有份。肯定的意見，說她雖為奴才，卻有傲骨。吳月娘她也不怕，西門慶她也不怕，什麼權威種種，不在她的眼中。春梅的性格，尤其是她的文化個性確實複雜，但仔細辨別起來，在其內心深處，也有某些東西其實與儒學的道德觀念相去未遠。龐春梅在金、瓶、梅三個人中，名份最低，性格最烈。所謂名份最低，實際上她並沒有什麼名份。潘金蓮是五姨太，人稱五娘。李瓶兒後來一步，稱為六娘。孫雪娥雖然處境悲慘，但收房得早，論次序還排在潘、李之前，算是四娘。春梅，要排就該排在第七，然而，沒有。她實際上是西門慶的妾，但在名份上，隻是一個丫頭，是潘金蓮房中貼身的丫頭，其地位正和小玉、玉簫相同。雖然沒有名份，卻有一份剛烈的性情。說起來，整個西門宅子之內，敢和西門慶頂撞的人卻是少而又少，沒挨過西門慶鞭子拳頭的確也不多。潘金蓮是光著身子罰過跪的，李瓶兒是吃過鞭子討過饒的，連吳月娘因為和西門慶鬧意見，也被冷遇多時。就是為人最乖覺、最有心機的孟玉樓，也曾含酸吃醋。偏這個龐春梅，沒受過西門慶的虐待，也沒受過他的冷遇，而且時不時，她還要冷淡西門慶幾句，要不就甩手而去，把西門慶撂在那裏，沒的自我解嘲。難怪潘金蓮要說她: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其實，她對西門慶根本說不上忠貞，她真正忠實不二的人，乃是潘金蓮。她對潘金蓮的事知道得最多，支持得也最力。兩個人合力打擊孫雪娥、整治秋菊，動不動把秋菊打得殺豬一般地叫，讓她跪在當院的大日頭底下，頭上還要頂一塊大石頭。不但如此，隻要是潘金蓮恨的，她絕對沒有好感，隻要是潘金蓮喜歡的，她沒有不從命的。在與西門慶的關係上，兩個人從無妒意，而且是潘金蓮有意“成全”的她。對陳經濟也是如此，兩個人同與陳經濟為奸，她還從中穿針引線。潘金蓮的“好事”沒有她，很難辦成，而一旦被西門慶察覺，又是她為潘金蓮解圍。春梅和潘金蓮與李瓶兒有矛盾，與孫雪娥有矛盾，與吳月娘也有矛盾，但吳月娘卻不是她們能撼動的。西門慶死後，吳月娘聽到信息，證實她為潘金蓮和陳經濟通風報信，於是，當機立斷，便令人把她帶出府去，隻留下16兩身價銀，衣裳也不許她帶，叫薛嫂帶她罄身兒一個人出府。這消息傳到潘金蓮那裏，這潘金蓮往日的威風，一下子到爪窪國去了，“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 潘金蓮真的是傷了心了，而且全然沒了主張。春梅本人卻並不驚慌，不但不慌，還有板有眼有根據有說詞。書中就此寫道:那春梅在旁，聽見打發她，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的。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灑淚而別。臨出門，婦人還要她拜辭拜辭月娘眾人，隻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去了。春梅的傲骨由此可見一斑。但春梅的傲骨與自尊，說到根子上，還是貴賤尊卑在起作用。她虐待秋菊，動不動要唆使西門慶打手下的小廝們，和她的這種尊卑觀念其實有關。就是她痛罵李銘，也是這種觀念的典型寫照。龐春梅怒罵李銘，乃是《金瓶梅》作者特別著重的章節，不僅文字異彩紛呈，而且於春梅的性格別有作用。這李銘是教琴的樂師，他的挨罵雖有些影兒意兒，其實冤枉。是彼時，房中隻剩下李銘與春梅，且這—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舉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王八!你怎的撚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王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那王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撚我的手來了。賊王八，你錯下這個鍬钁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裏你來弄鬼，等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王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王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撅臭了你這王八了。”被他千王八，萬王八，罵的李銘拿著衣服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春梅確實狂得可以，但就中分析，卻又另有原因。她實際上是西門慶收了房的，即收了房，在她自己看來，便與別人不同。然而，又叫她與“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和李銘學彈唱，這在她是不平的。不平又無法自解，所以學習的時候，一定是內心不快到了將及爆炸的程度。偏這時候，那不知趣的李銘，酒喝多了，又想占些便宜，於是一篇王八論便噴薄而出。但細聽春梅的言詞，可以看到她的心境。她說:“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又說:“你錯下這個鍬钁了，你問聲兒去。”還說:“我手裏你來弄鬼，等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王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可見在春梅心裏，她便不是一個等閑的丫環。她對潘金蓮，盡奴仆之情，潘金蓮被武鬆殺死，是她為其收屍，為她安化，為她燒紙，並且“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 潘金蓮死了，她傷心欲碎。孫雪娥落在她手，她又往死裏整她，直到把孫雪娥逼入娼門，上吊死了，她才滿意。然而，這不證明她善惡分明。她對孫雪娥的恨，說到底，還與她的等級觀念有關。因為孫雪娥是丫環出身，她也是丫環出身，那孫雪娥因為飯菜做得好，當上了如夫人，又指責過她，這在她是絕對不能容忍，而且是完全不能撂下手的。中國等級文化下造成的窩裏鬥現象，在龐春梅與孫雪娥身上正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分分明明。龐春梅並非有仇即報，雖然導致潘金蓮喪命的元凶乃是吳月娘，趕她出府、而且連衣服也不準帶一件的還是這個吳月娘。但當她成了守備夫人—富貴起來之後，見到吳月娘時，還是執意按老規矩辦事。倒是那吳月娘，憶及當初事體，有些不大自在。書中寫龐春梅在潘金蓮墳前痛哭之畢，來到永福寺，正好與已然敗落的吳月娘等碰在一處。她初時不知月娘等人在此，偏那“吳月娘又不肯出來，隻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罷。’”可長老巴結春梅，隻顧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隻得出來。”書中就此寫道: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展磕下頭去。慌得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下頭去。月娘、玉樓亦欲還禮。春梅哪裏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裏，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裏出身，豈敢說怪。”如此等等，說個不了，但有兩句話，卻是“話眼”。一句話，“尊卑上下，自然之理”。這話是春梅說的，雖是春梅說的，盡是儒學正論。一句話，“奴那裏出身，豈敢說怪”。這話也是春梅說的，雖是春梅說的，又是儒學正論。這說明，儒家道德觀念在龐春梅內心深處是紮了根的，當丫環時固然未曾忘懷，做了夫人更其奉為圭臬，不能忘懷得了。但她也不是真的恪守儒學婦道。如果真的恪守儒學婦道，為什麼還要淫亂，不但肆意淫亂，還要淫亂至死。但是，儒家的道德規範，在她身上確有體現。這一方麵說明，在西門慶的時代，儒家倫理綱常，確實已經亂了頭緒，另一方麵卻又說明，儒家倫理綱常，影響極大，很難全然改變。《金瓶梅》皇皇巨著，一百回文字，近百萬言，情節不能說不複雜，安排不能說不周密。但其中一個中心環節，便是子嗣問題。李瓶兒因兒子受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