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因兒子受害。潘金蓮因無子而哭，又因無子而恨。吳月娘因無子而愁，又因無子而怨。孟玉樓因無子而嫁，又因有子而貴。西門慶因有子而喜，又因失子而悲。孔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孝這件事對西門慶固然等於放屁，但兒子對於他而言，卻是事大如天。僅此一點，可以知道，《金瓶梅》雖然是明代四大奇書中最富有反叛色彩的經典小說，但對於儒學大防，卻又超越不得，或說超越不成。隻是《金瓶梅》的作者，對於儒學道德，講得極少，他不喜歡說什麼“三綱五常”之類，即使想說，卻又插不上嘴。因為《金瓶梅》中沒有主張這綱常的主體，主體缺位，你讓哪個來講。《金瓶梅》的故事，也不容儒學綱常出現，因為那裏麵都是些與儒學倫理不搭界、不搭調，扭著幹、對著幹的東西。《金瓶梅》缺乏理想，雖然並不缺乏批判，但它采取的方式，卻是另一套路數。魯迅說它:“著此一家，罵盡諸色。”確實很有道理。但作者的內心是矛盾的。《金瓶梅》最擅長寫性，雖然很多人說，除去淫穢文字，亦於全書無損，但那隻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金瓶梅》的內容，決定了它非有淫穢文字不可，沒有這些文字，既不能完成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乃至孟玉樓、王六兒、如意兒、吳月娘等人的創作，也就不成其為《金瓶梅》了。但作者對此，卻又顧慮重重。他講性，又怕性，承認性的魔力，又對性誠惶誠恐。書中言說性欲的危害，動輒弄詩一首。因為作者內心矛盾，所以一方麵極寫西門慶、潘金蓮等人的奸淫無度，一方麵又常常要在書中告誡讀者。西門慶死了，寫詩議論積錢與積善。潘金蓮死了，又議論因果報應。《金瓶梅》於儒學沒有興趣，但作者對於書中人物的所作所為又不能認同。不認同書中主要人物的行為，實際上是不認同那樣的現實和社會，但他看不到出路，於是借助因果，以明是非。書中寫西門慶即死之日，便是吳月娘產兒之時。書的結尾，作者寫吳月娘來到永福寺，被普靜點化，送兒子出家。作者寫禪師引她來到方丈內—隻見孝哥兒還睡在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隻一點，教月娘眾人看，忽然翻過身來，卻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係鐵索;複用禪杖隻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月娘見了，不覺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幹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不想被這個老師幻化去了。綜上所述，筆者才說《金瓶梅》是一部叛悔之書。叛是它的主調，悔是它對叛的猶豫、痛苦，看不見反叛的前途。6.堪笑儒林眾生相《儒林外史》是一部奇異的書。但論影響，它比不過那五部經典名著，但這不證明《儒林外史》的水平低，相反，《儒林外史》不但水平不低，而且水平極高。它和那五部著作比，可以說具有兩個第一。首先，《儒林外史》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個人創作的經典白話長篇小說。中國的古典名著，雖然不能就認為是合著之書，但都有著漫長的創作時間，它們大多不是一人一時之作，而是經過很長時間，多人參與，反複增減、砥礪而成。《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是這樣，《西遊記》也是這樣，《金瓶梅》還是這樣。《金瓶梅》的語言應該說是最具個性創作特征的，然而，你比較一下《金瓶梅》與《金瓶梅詞話》，可以知道二者確有很大不同，不僅文字上改動很多，而且在結構上也有改動。《儒林外史》打破了這個曆史局麵，一人創作，獨立成書，而且內容豐富，文字考究，層次分明;雖以儒林為主題，但不局限於儒林範圍。魯迅評論:“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眼前。”其次，它所描寫的內容，多與自己的生活有關，而沒有什麼可以資借的傳世藍本。論個人創作，《紅樓夢》也屬於個人創作。雖然對《紅樓夢》的作者究竟是誰，還有些不同意見，但那書是個人創作出來的，則沒有分歧。但《紅樓夢》雖是個人創作，卻有借鑒，“借鑒”就是《金瓶梅》。《紅樓夢》受《金瓶梅》影響極深、極大，這是任何人也無法否認的。這情勢不但後世行家有此意見，就是《紅樓夢》的知音脂硯齋，也有此見。甲戌本第二十八回，在薛蟠說酒令的一段文字上麵，有眉批道:此段與《金瓶梅》內西門慶、應伯爵在李桂姐家飲酒一回看，未知孰家生動活潑。第六十六回，柳湘蓮痛心之極，憤而言道:“你們賈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幹淨，隻怕連豬兒狗兒都不幹淨。我不做這剩王八。”脂硯齋又批道:極奇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有雲:“把王八的臉打綠了”，已奇之至，此言“剩王八”，豈不更奇。《儒林外史》不是這種情況，它源於生活，出於創作，用中國傳統說法，可以說是“外師造化，內師心源”。《儒林外史》所涉及的內容固然廣泛，但通篇在於儒林，中心是諷刺科舉製下的種種怪現象、異現象，可惜可歎可驚可痛。而且它的筆法精妙，雖對這儒道人心大為不滿，但並不譴責，更不謾罵。所以魯迅說它:“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科舉製興於隋而盛於唐，實在是一個偉大的曆史進步。它的進步意義在於，由於科舉製，中國官吏選拔不但製度化了，而且儒家經典化了。這既給中國士人尤其是出身平民的士人打開了晉身之門又對以儒學觀念治理國家的政策向更深層次作了有力而又有效的推進。任何一種體製，不管它曾經發揮過多麼大的作用，有過怎麼樣的進步意義，它都不能永存，也不會永存。科舉製到了明代，已然進入衰敗之期，朱元璋又極力推行八股文，更使這體製僵化。科舉製在清代有一段複興。實在清人入關，隻靠剃漢人的頭發是無法確立其長久統治的，隻靠安頓明代官員、禮葬崇禎，亦不能長久統治中國。長久統治中國，基礎在於承認小農經濟基礎，安頓民生，順應民心;同時恢複科舉，使內地的士人可以找到如同從前一樣甚至比從前還要好些的出路。清朝早期的統治者這麼做了，他們成功了。然而，科舉製已然沒有生命力，它雖然得宜於一時，但不能安民於長久，更沒有昔日富國安邦的大作用了。相反，它造就了無數畸形的文化、畸形的士人，和更多的畸形的靈魂。於是吳敬梓先生出來，用他的生花妙筆，便對這業已腐朽的種種儒林現象，入木三分地諷刺了一回。《儒林外史》諷刺各種儒林人物，可說分門別類，幾無遺漏。在他筆下，有功名儒，為著功名，命都可以不要，魂都可以不要，人格等等，盡可不要!有名教儒，為著儒學道統，連自己的親生骨肉都可以逼他們去殘去死。有功利儒，什麼儒學不儒學，隻要有錢有名有勢，什麼事體幹它不得。有時文儒，入仕不得，卻做時文，雖然時文做來做去，並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都依然樂此不疲，不肯罷手。此外，還有庸儒，腐儒，玩儒，酸儒，官儒，惡儒，或有些才能品節，或者全無品節，或者隻見其文、不見其人，或者既要害己、尤其害人。總而言之，比比儒徒，不可枚舉，種種畸行，令人痛心。這裏擇要而言，且從周進、範進說起。雖為“粥”“飯”之徒，但在功名麵前，卻又是兩位要官不要命的“死冤家”。周、範二位，是範進名氣更大，因為有關他範先生的業績，不但有京劇，有曲藝作傳媒，而且中學課本也曾選了作為範文。所以雖然《儒林外史》的讀者相對少些，但提到《範進中舉》，卻又耳熟能詳。範進未中舉時，那風景著實可憐—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範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拿集上去賣了，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吃，我已是餓得兩眼都看不見了。”老娘餓成這樣，他夫婦的情形可想而知。於是這範進抱了老母雞，來到集上，插標求售。一個老書生，破衣襤衫，蓬頭垢麵，肚中又無食，麵上更無光，抱著隻雞，從東踱到西，從西踱向東，此景此情，痛煞斯文。然而，一旦報錄的人來報，他範進鄉試高中，成為舉人了，馬上天翻地覆，如做夢的一般。送錢的有了，送禮的有了，連送房子送院子的人都有了。且說這範進大半生辛苦，目的隻在中舉，猛然聽到這好消息，竟然不能相信。鄰居告訴他:“範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 範進隻道是哄他，隻裝不聽見，低著頭往前走。 鄰居奪下他手中的雞，他還說:“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雞去救命，為甚麼拿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誤了我賣雞。”及至真的信了高中的喜訊，卻又喜極生悲，一口痰湧上來，迷了心竅，隻管瘋癲個不了。弄得“頭發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 範進瘋了，怎麼得了!慌亂之中，有人出主意，要找一個他平時最怕的人，打上他一個耳光，把痰吐出來，就明白了。於是，大家想著範進的老嶽父胡屠戶，這胡屠平日對範進最惡，動不動就要訓斥，動不動來一頓臭罵。然而，姑爺如今中了舉，你再讓屠戶罵他，屠戶便不敢張口，讓屠戶打他，屠戶更不敢張手。畏畏縮縮，不敢應承。還是鄉鄰說好說歹，又灌了兩碗酒，這才壯著膽子，吼了幾聲，一巴掌打過去。這一巴掌下去，範進暈了一急，明白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範進中舉，一步登天，他半生夢想成為現實，雖然自己瘋了一回，老母親也高興死了，但功名有了，就算沒了老娘，卻又掩不住他的自得之情。範進緣何能中舉，還在於周進先生的提拔;周進賞識範進，有著特別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周、範二位，經曆相似，同病相憐。範進54歲，考了二十多年，靠了周進的賞識，才得中秀才。周進本人，也曾經連考連敗，做個私塾先生，地位低下，收入微薄，人前人後，好不尷尬。周進後來高中，而且一路順風，“緋袍金帶”，做了學道。成了學道，舊日寒酸，皆為榮耀。昔日中舉，稱作跳龍門。跳過龍門的，鯉魚變成龍了;跳不過去，永遠隻是一條河魚而已。即使不曾中舉，童生與秀才的差別也不小。書中對此有個比方: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為“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嫁時稱為“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與人家做妾，就到頭發白了，還要喚做“新娘”。範進的文章，周學道看一遍，看不出好;看兩遍，才看出點意思來了;看到三遍時，才覺得這文章乃是天地至文，不得了了。這麼好的文章，究竟是什麼樣子，書上沒說。但做這文字的人該有多大學問，書上說了。事見《儒林外史》第七回。說範進中了進士，數年之後，“欽點山東學道，命下之日，範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問先生有什麼事情沒有，這周進先生告訴他，請關照一下自己昔日教過的一個學生荀玫，當時隻有7歲。範學道記在心裏，上任去了。巡考了大半年，範學道來到兗州，童生考生“共是三棚，就把這件事忘斷了。真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才想來。”於是一通亂翻亂找，不見蹤影。酒間向身旁的人們說了，“眾幕賓也替他疑猜不定”。且說:內中一個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吃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範學道是個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隻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一個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汶上縣？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知。”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荀玫，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連蘇東坡都不知道是誰的人，可以想見他的學問怎麼樣了。此等人做的文章，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不難想象。按才取士，其實也是一句虛話。範進雖然有些呆頭呆腦，但在師情上麵卻用心良苦。換句話說，因為有老師囑托，即使那荀玫的文章臭如狗屎，他也會讓他中的。科舉製到了這樣的地步，就算聖人出來，不讓它完蛋，怕也不行。孔夫子說:“學而優則仕。”這其實是科舉的本質。但是，因為天下入學的人多，而能夠提供的官位太少—其實曆朝曆代都是官員太多，最終由於官多吃垮了朝廷。但是相對於赴考的學子而言，這官位還是少了。於是，那些一心埋頭科考，但終於屢考不中的人，便降一等而求之，由選官改為選文。選文即編選時文，把那些好的有中舉參考價值的八股文收集起來，評點說明，廣為印發。選文，其實是為選官的人作選，雖然地位與追求差了一截，卻好像退役的運動員當上了教練，雖不在場上廝拚，卻可以在場外指導。其中的一個代表性人物，即馬二先生，官名“馬靜”，大號“純上”的便是。馬二先生是個好人，能吃能喝，不會假斯文。他與蘧公孫來往，談得高興，公孫夫人備飯招待:“一碗燉鴨，一碗煮雞，一尾魚，一大碗煨的稀爛的豬肉。”這—馬二先生食量頗高，舉起箸來向公孫道:“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這魚且不必動，倒是肉好。”當下吃了四碗飯，將一大碗爛肉吃得幹幹淨淨。裏麵聽見，又添出一碗來，連湯都吃完了。抬去桌子，啜茗清談。不僅如此，馬二先生遊西湖時，多少美景，都不在他眼裏，他隻管跑上跑下，擠來擠去。作者書寫至此，筆下倍添神采，好不熱鬧。雖然寫得繽紛流暢，卻又能處處關照，使人看見馬二先生的內心世界。見了皇匾，是要下拜的，不但整衣結帽，還要把扇子拿出來當笏板，且認認真真，拜了五拜。見到美食，卻又眼饞，看人家一碗一碗的好菜端過去時，不免又羨慕一番。對各種景色，常在似見非見之間，唯對各種匾額，多加注意—這正是文人習尚。對官僚總是有幾分清高，又有幾分敬意;對女人則不理不睬，雖然香風撲鼻，一樣“非禮勿聞”，且“非禮勿視”。—“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跑來跑去，到底肚子要緊。所以，不論什麼東西，少花錢，多實惠，“不論好歹，吃了一飽。”玩了一通，收獲似乎也沒什麼收獲，好在這先生能吃能睡，回到下處，關門就睡，這一睡就是一天光景。馬二先生的本行，還是舉業，舉業不成—業不能舉，便編纂時文。他編時文，態度是認真的，分析是嚴肅的，全心全意，不存虛假，且自己見解猶多。馬二先生論文章，用的是這般尺度，他說: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供，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注疏氣不過失之於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不但做文章，批文章也是如此，他又說，也是全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著得的麼？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采取《語類》、《或問》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才為有益。將來拙選告成，送來細細請教。馬二先生講舉業，也是這一個講法，他還說:“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隻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曆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說來說去，還是要做官，舉業隻是敲門磚，做官才是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因為要做官，所以才選文。因為做官需要的是時文—馬二先生講的“本朝用文章取士”，所以，既不能要注疏氣—那是漢朝的事，又不要詩賦氣—那是唐朝的事。這樣看來，中國士人的人格是沒有的，學品也是不完整的，不過是圍著仕途打轉兒而已。朝廷以詩取士，那麼好，就作詩;以賢良取士，就做賢良;而今以八股取仕，隻好削足適履去作八股了。馬二先生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於八股不但精通，而是精深，他喜歡它，因為它可以使士人入仕。這樣的先生，對於八股仕途固然是一個福音，對於活潑的人生，卻是一個很不幸的消息。但馬二先生好講實話，不轉彎，也不抹角，他認為做文章為的就是做官，而且隻有做好文章才能做官。他信奉這個，這樣想了，也這樣說了，而且苦口婆心，勸誘於人。其實，“學而優則仕”，固然是孔夫子的重要理念，卻不是儒學的唯一理念，甚至並非最高的理念。馬二先生的解釋，並不合乎聖人之道。馬二先生的言論也並不合乎中國士人的實際，更不合乎社會發展的實際。畢竟八股取士，已然是科舉製的窮途末路，再往前走，沒有路了，其結果不是士人的死亡便是這體製的死亡。馬二先生雖然對時文極有研究，而他的所作所為卻是幾個方麵都不討好的。盡管他認為，他選的文章，可以讀一篇而知十幾篇的道理，那也不過是他的“自我感覺良好”罷了。但馬二先生人還是好的，他不但忠厚有加，而且仗義疏財，在《儒林外史》所寫的儒生眾生相中，他雖然算不得一個醇儒，卻是一個中庸之儒。習孔禮，做善人，在他還是身體力行。比如他自己囊中並不寬裕，平日吃飯，隻是“一碗 青菜，兩個小菜碟”。 但他的朋友蘧公孫遇到麻煩，他還是要鼎力相助。把自己好不容易掙來的一百兩銀子，拿出九十二兩為朋友消災。《儒林外史》中的儒林人物，惡儒當中，首推嚴大位;醜儒當中，首推匡超人。嚴大位欺親霸產，行騙使惡，無所不為。書中第六回寫“鄉紳發病鬧船家，寡婦含冤控大伯”，主角就是這嚴大位。且說他坐船回家—那日將到了高要縣，不過二三十裏路了，嚴貢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裏作惡心，噦出許多清痰來。來富同四鬥子，一邊一個，架著膊子，隻是要跌。嚴貢生口裏叫道:“不好!不好!”叫四鬥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四鬥子把他放了睡下，一聲不倒一聲不哼。四鬥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拿進艙來。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著，吃了幾片，將肚子揉著，放了兩個大屁，登時好了。剩下幾片雲片糕，擱在後鵝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害饞癆，左手扶著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貢生隻作不看見。然而，一到碼頭，麻煩來了，他要找那些雲片糕。請問，幾片雲片糕，能值幾個小錢？但嚴貢生一口咬定，自己有個暈病，這雲片糕竟是“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大罵這掌舵的是“豬八戒吃人參果，全不知滋味”。於是連嚇帶唬，鬧個不休。船錢一個不付，“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廝跟著，一哄去了。船家眼睜睜看著他走去了。”這個不算，他還要霸占弟媳的財產。弟媳不服上告，弄到最後，還是七成家財歸了他。這樣一個惡人，橫行無法，竟然安然無事，竟至名列儒林，可以知道科舉製下的儒學儒道已經墮落到怎樣的地步。匡超人則是一個小人。匡超人出身寒微，在外混跡多時，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幸而遇到馬二先生，教導他舉業之路，鼓勵他上進之心，還拿出自己的錢，送他回家，希望他來日有所作為。匡超人倒是一個孝子。隻是做事矯情，不合常理。比如他父親病重，出恭不便，他就跪在地上助他方便。這件事做慣了“太公日子過得稱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腿捧在肩頭上”。但匡超人終因為得罪了鄉紳，住不下去了，於是，跑到杭州，結識了景蘭江、浦墨卿等人，又找到衙門裏的潘三。從此，種種壞事，便幹將起來。諸如替人當槍手進考場，協助潘三做假文書，乃至人前作謊，賭場抽頭，差不多已經是一個痞子了。然而，他卻能逢凶化吉，官運亨通。然而，仕途越走越順，那品行卻越來越要不得。獄中的潘三當然是避之唯恐不遠，就是對大恩人馬純上，也絕不會忘記抓住時機便貶他幾句。所謂不打擊別人，不能抬高自己，在匡超人心裏，確是兩句至理名言。當然，學問二字是說不上的。就在他高興長安道之後，回到南方，遇到牛布衣、馮琢庵等，說到編選時文，他馬上吹牛說:我的文名也夠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個賬，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隻愁買不到手。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灶，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妙在這匡超人吹牛吹到了天上，竟然稱自己為供桌上的“先儒”，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也紅了臉—雖然他臉皮很厚，但他仍然堅持說:“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匡超人行狀如此，偏能“以優行貢入太學”，而且考取教習，大有希望。且京師李給諫對他很是賞識，不但極力提拔於他，而且執意把自己的外甥女許他為妻。匡超人一步登天，好事紛然，不覺聯想到蔡狀元招贅相府的戲目，更是得意非常。然而，好事卻又多磨。考取教習，要回本省地方取結，取結本不是多麼難的事，但家中還有妻子，卻令匡大貴人煩惱。如果事情敗露，豈不是成了陳世美了嗎？可是，人家匡超人的時氣好、運氣好、風水好，他回到原籍，他妻子已經死了。原配妻子死了，好不快活。於是趕回京師，穩穩當當做他的教習，度他的蜜月去了。《儒林外史》中作為真儒形象的，應首推虞育德、杜少卿、莊紹光和遲衡山。莊紹光前已言之，遲衡山事跡無多，這裏說說虞博士和杜少卿。虞博士自是醇儒、真儒、大儒。之所以如此說，是他為人做事最有品行。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教書;一日坐船回家，忽然看見一個人跳下河去，他“嚇了一跳，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一問是父親死了，買不起棺材，想不開，不想活了。虞博士對他說道:“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尋死的事。我這裏有十二兩銀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總給你，我還要留著做幾個月盤纏。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你拿去和鄰居親戚們說說，自然大家相幫。你去殯葬了你父親，就罷了。”當下在行李裏拿出銀子，稱了四兩，遞與那人。那人接著銀子，拜謝道:“恩人尊姓大名？”虞博士道:“我姓虞，在麟紱村住。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不必隻管講話了。”那人拜謝去了。這一段，說得平常，但有講究。字字句句，反映虞育德的忠厚長者本色。救人當然是最主要的事體，還要送銀子給他。送銀子不擺架式，更不說仁義道德、思想境界之類的話。而是實話實說，連自己一共有多少銀子都說給人家聽。說給人家四兩銀子，就給四兩銀子，而且還要用秤稱了。人家謝他，問他姓甚名誰，他也不隱瞞，說自己姓什麼，住在什麼地方，然後催促人家不必講話，快去料理喪事要緊。但也唯其如此，可見出這虞博士的真品節、真性情。後來，他去鄉試，老東家祁太公來送他，說他今年一定要高中。 他說:“這也怎見得？”太公說:“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然後把他替人葬墳、救人的事說了。說這些都是他積的陰德，虞博士因而笑道:陰騭就像耳朵裏響，隻是自己曉得，別人不曉得。而今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那裏還是陰德？虞博士為人處世，始終如是。所以當這些名儒主持泰伯祠修禮，要推他為主祭。所謂泰伯祠修禮，又是《儒林外史》中寫得嚴嚴整整、肅肅穆穆的一件大事。寫泰伯祠祭孔聖、修儒禮，文字用去不少，場麵亦稱得體。然而，在那樣的社會狀態下，修禮隻管修禮，其於世風世態，又能有什麼用？《儒林外史》貴在諷刺，妙在諷刺，但他的儒心未冷，因此才有修禮之舉。虞博士是真儒大儒醇儒，杜少卿則是才儒新儒風流之儒。論其性情風采，比起虞博士來，雖顯得忠厚樸訥不足，卻來得更其色彩鮮明。杜少卿的特色是，恃才而不傲物，雖不傲物，卻要傲官，官是一定不做的，你非讓他做，他就裝病。死不做官的儒，實際上已經不是儒了。孔夫子“學而優則仕”，杜少卿學則稱優，仕則不仕，這樣的儒，如果孔夫子在世，能讚賞他嗎？他最大的特點，是不分貴賤男女，但要平心做事，率意而行。他的風格，則是好善如俠，揮金如土。比如有一位婁老管家，替他父子兩代管地三十餘年，年老體衰，不經事了。他對這老人禮遇有加，還要多多幫助。不但為他備下壽材，更要為他看病治病，養在府中，如家中的老人一般。後來，老人去世，他趕到老人家裏去致祭。“在婁太爺柩前大哭了幾次，拿銀子做了幾天佛事，超度婁太爺升天。婁家把許多親戚請來陪。杜少卿一連住了四五日，哭了又哭。陶紅一鎮上的人，人人歎息，說“天長在府厚道”。又有人說:“這老人家為人必定十分好，所以杜府方如此尊重報答他。”杜少卿夫妻相愛，魚水和諧。因為他雖然是飽學之士，但有新解新論在心頭，他說:“但凡士人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裏，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又說:“據小弟看來，《溱洧》之詩，也隻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杜少卿熟讀《溱洧》，而且能讀能解能行。《儒林外史》寫他娘子初到南京，想到外麵去看看景致，於是夫妻兩個約姚奶奶做陪客，叫了幾乘轎子，便去清涼山姚園一遊。這一遊真不打緊，遊得園中多少士人女子大吃一驚。《儒林外史》不限於儒林，所以開篇先寫一個不做官隻做賢士的榜樣，後麵又添四位雅客，叫作“添四客述往思來，彈一曲高山流水”。這四位雅士，說來都不是士人，一位是書法家，一位是賣火紙筒子的，一位是開茶館的，一位是做裁縫的。但他們個個風流儒雅，個個是吳敬梓先生的世外知音。且說這一位裁縫—這人姓荊，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著一個裁縫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作詩。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為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裏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隻為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談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汙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倒是清涼山一灌園姓於的老者，與他脾胃相投，一日—荊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於老者已焚下爐好香，在那裏等候。彼此見了，又說了幾句話。於老者替荊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荊元席地坐下，於老者也坐在旁邊。荊元慢慢地和了弦，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攏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不覺淒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儒者不在儒林，幸耶、不幸耶？倒是那兩句話說得通曉爽利: “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汙了不成？ ”通行的《儒林外史》，另有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詔旌賢，劉尚書奉旨承祭”。賜書中所表彰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進士及第，三甲登名。從一甲第一名虞育德算起，一直到三甲32名郭鐵筆，共得55人。後人考證，認為這一回文字屬於贗品，是別人妄加之作。所謂狗尾續貂的便是。但也由此可以看出，世俗文化有多麼大的勢力。隻是這動機雖好，效果其實更壞。因為連匡超人這等貨色居然也名列三甲21名，嚴大位也名列三甲26名，可以知道，所謂賜進士出身，也不幹淨。儒學淪落至此，當真是不可救藥了。7.哀亡絕唱《紅樓夢》《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紅樓夢》不同於《三國演義》，《三國演義》抱著儒學的理想，明君賢相，奮力直書。《紅樓夢》那裏既沒有明君，也沒有賢相，而且對這一切都沒有興趣。不唯如此，還要借賈寶玉之口，對這些東西批判一番，揶揄一番，說“文死諫，武死戰”是沽名釣譽，屬於不負責任的行為。《紅樓夢》也不同於《水滸傳》。《水滸傳》立意忠義，以義為動因，以忠為歸宿。它的情節與故事雖然比《紅樓夢》來得激烈，卻沒有《紅樓夢》來得深刻。《紅樓夢》不講造反，也不讚成造反，但它的內容比造反式反抗還要嚴重十倍。它以自己的方式證明:因為這大廈的地基已經動搖，所以終於有一天—而且這一天差不多就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會“忽喇喇大廈將傾”。《紅樓夢》又不同於《西遊記》。《西遊記》對“心學”很重視，講述了個性，而且通過孫悟空這個形象表現了個性，但其主旨終於走回到儒學舊路上去了。天宮固然鬧過，妖魔固然降過，但心猿終於思定，悟空終於成佛。《紅樓夢》更不同於《金瓶梅》。雖然它借鑒《金瓶梅》多多，但二者仿佛世界的兩端，一者為黑，一者為白，一者為明，一者為暗。《金瓶梅》多寫社會黑暗，雖是堪稱對傳統文明，尤其是儒學傳統的叛逆，但又“叛”得沒有希望，至少它沒有一個光明的主體。《紅樓夢》中的黑暗，遠遠大於《金瓶梅》，又深刻於《金瓶梅》，但它表現了光明，雖然這光明是以悲劇的形式出現的，但它畢竟給了人們啟發和希望。《紅樓夢》亦不同於《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對儒林傷心。但作者的儒心還在，隻不過他的表現不同於傳統的儒學儒者儒道儒經罷了。所以，他固然對儒林中的種種醜惡，極盡嘻笑怒罵之能事，然而並沒有絕望，所以開篇中既有王冕作榜樣，結尾又有高山流水覓知音。《紅樓夢》則不然，它所表現的對象，已然從根子上爛掉，這在它看來就是“末世”，任何才華橫溢的人物，對於末世都將無可奈何。就是作者最衷心熱愛著的人物，也隻有淒然死去或者當和尚。從這個意義上說，《紅樓夢》真正屬於經典意義上的悲劇性作品。其實，以情節而論，六大名著都具有悲劇含義。以風格論，則《儒林外史》與《西遊記》更多喜劇風格。西方大哲黑格爾對悲劇有很深刻的見解，他認為悲劇是善與善相互衝突而新的善為舊的善毀滅了，這就是悲劇。但他的敘說方式過於晦澀艱深，換成通俗的語言，似乎可以這樣表示—把善表示為我們中國人習以為常的好人，悲劇就是好人殺死了好人。《紅樓夢》正是好人殺死了好人。具體地說，不是別人，而是與賈寶玉最親的幾位親人，他的母親，他的父親，他的祖母，險些要了他的命，而且已經要了林黛玉的命，把個賈寶玉終於逼得走投無路，隻好當和尚去了。賈母、賈政、王夫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壞人。僅以王夫人為例。她對林黛玉的死，對賈寶玉的出走，負有最直接也是最重大的責任。因為大觀園是她主張查抄的，晴雯是她轟出園子去的，因而導致她慘死的。賈寶玉的婚事雖然並非她一人作主，但她顯然是主謀之一。雖然表麵上看，榮國府裏，最說了算的是賈母，最活躍的人物是王熙鳳，但真正掌權的卻是她。比如王熙鳳，對哪一個人不敢玩權謀，唯有對她，卻是恭恭敬敬，一句話也不敢多說，一步路也不敢多邁。唯其如此，她才真正是打破林黛玉與賈寶玉愛情迷夢的元凶，也是搗毀大觀園詩一般生活的禍首。然而，她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壞人，並且，她也是深深地愛著賈寶玉的。怎麼見得？請看如下的情節。情節之一，且說，林黛玉、賈寶玉、薜寶釵人等，到在王夫人住處，母子倆談起黛玉吃藥—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蓋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隻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有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個捶我的。”這一段對話，表現了多麼溫馨和諧的母子關係呀！情節之二，事見《紅樓夢》第三十三回，“手足耽耽小動唇舌，不肖種種大受笞撻”。這一回寫得細。賈政怒責寶玉，下了狠手，好不容易有人進去給信，那—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隻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趕往書房中來，慌得眾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加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才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眾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絕將來之患!”說著，便要繩索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該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隻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裏有個依靠。”說畢，爬在寶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歎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這一番真是生死線上的大表現。 王夫人對兒子固然情深意切，賈政對兒子又何嚐不是“恨鐵不成鋼”。所以兩個人在管兒子這一點上並無分歧。不但絕無分歧，而且全是善心。善心固然善心，那行為卻又是兩樣。賈政是死打，王夫人是死攔。攔阻不住，還要傷心欲絕。 這個就要變成善對善的毀滅了。雖然，賈政不曾真的勒死寶玉，但從此之後，王夫人卻又處處留心，終於和襲人有了私房話，又發現了繡春囊，於是雜七雜八，終於釀成查抄大觀園那樣的慘劇，而真正受害的，卻是如晴雯那樣的最是清白無辜的女子。情節之三，事見《紅樓夢》第七十七回，“俏丫環抱屈夭風流，美優伶斬情歸水月”。賈政要帶著寶玉、賈環、賈蘭去看秋賞花，那寶玉雖念著晴雯，卻又無法—隻得忙忙的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裏吃茶，十分喜悅。寶玉忙行了省晨之禮。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寶玉。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如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強你們作詩，寶玉須聽便助他們兩個。”王夫人等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賈政誇獎寶玉，王夫人便有意外之喜。但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轟走晴雯，在寶玉卻是意外之悲。雖然王夫人愛子之心極深極切，到了這個關口，這種母子之情，是很難維係的了。寶玉回來，作《芙蓉誄》追悼晴雯。誄中憤而寫道:“毀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念猶未釋!”不知這裏痛斥的奴是誰，悍婦又是誰？縱然這悍婦之中不包括他母親在內，那種激憤無邊的情緒，不能不使他走上感情的絕路。賈寶玉的悲劇，正是對儒學倫理的含淚控訴。因為賈政與王夫人之所以能夠毀滅寶玉與黛玉的愛情，不僅因為他們身為父母，尤其是因為有儒學傳統文化在後麵為他們撐腰，有封建文明為他們的“善行”作主。《紅樓夢》雖然以極其深刻的藝術表現，反映了禮教的凶殘與沒落，但書中人物夠得上一個“儒”的資格的，實在不多。即使按《儒林外史》的標準，依然不多。賈府上下，從頭算起，除去那個賈政，賈赦能算儒嗎？雖然他是賈府中輩分最高、年齡最大的男主人，但他的行為實在太凶殘，心理太陰暗，從而太沒有儒者味—人味了，不但骨子裏與儒無關，就是表麵上也絕對不能貼一個儒的標簽上去的。賈珍能算儒嗎？也不能。這是一位亂倫的禽獸，荒淫的魔王。他的兒媳婦秦可卿其實是就死在他手上，他還要勾引小姨子，結果，被尤三姐夾頭夾腦一頓臭罵。但是，狗既改不了吃屎，那賈珍大爺也一定改不了作惡，終於惡有惡報，把個寧國府搞塌搞敗的正是此君。賈璉能算儒嗎？又不能算。這賈璉一表人物，骨子裏卻是男盜女娼。《紅樓夢》上直寫的淫亂，大半歸於赦、珍，小半要歸之於他。且尤二姐表麵上死於狠心刻毒的王熙鳳，實際上也是死於他手。偏他娶了一個潑辣得要命的王熙鳳，可說“惡人自有惡人魔”了。 但那畢竟是男性強權的社會，到頭來，還不是把個王熙鳳也逼死了。賈蓉能算一個儒嗎？斷然不能。這個賈蓉，在賈珍麵前就是老鼠，在王熙鳳那裏，又是狐狸，在薛蟠那裏，便是狼狽為奸的狽。他雖有媳婦，也等於無。所以秦可卿死，他老爹傷心欲絕，他卻沒事人一般。他原本也不愛她，實際上他誰也不愛，他所愛的隻是吃、喝、嫖、賭而已。《紅樓夢》對他著墨不多，但這是一個紈絝子弟無疑。薛蟠能算儒嗎？把薛大爺與儒字連在一起，都是對孔夫子的莫大侮辱，賈蓉、薛蟠以下，整個賈府，能與儒學沾邊的，真個是鳳毛麟角。那麼，賈寶玉能算個儒嗎？絕然不能。賈寶玉不能算儒，而是儒學的叛逆。但他的叛逆，與西門慶不同，他是有情有理，卻又無權無勢。他的失敗，不是他本人比不過那一群肮髒齷齪的東西，而是時機未到。因為時機未到，所以他才做了愛情的犧牲品。《紅樓夢》夠得上儒的，隻有一個賈政，一個賈雨村，還有一個代表著賈府未來的賈蘭。先說賈政。賈政，其實不正。雖然對賈寶玉威風八麵，不可一世，實際上，除去擺擺儒學的空架子，身邊亂哄哄圍一圈幫閑的文人，其實百無一能。賈政不能齊家，他那個家其實亂得可以，難怪人家批評說，除去門口外的兩個石獅子幹淨，就沒有幹淨的東西了。但他對此，不但視而不見，尤其充耳不聞。他所責罰的兒子寶玉，正是這賈府裏最好的人。而那些真正壞的，與儒學道德大相徑庭，拆儒家的廟，毀儒家的神，把儒家道德當幌子、當招牌，頂在頭上嚇別人的，把儒學儒禮視為無物，有意無意加以詆毀踐踏的，乃至把儒學儒禮當破爛，看都不看一眼，揚手便扔、隨手而棄的，他卻一個也不肯懲治，甚至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看在眼中。儒學最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你想用賈政這號人修、齊、治、平，等於白日作夢。賈政也不能為學，他的學問，說到底，也不過是—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隻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賈政也不能為官。儒的理想，是邦有道，則做官，邦無道，則退隱。賈政，退隱既做不到，做官又做不出名堂。高鶚續《紅樓夢》，寫賈政到外省為官，雖然自命清高，卻是不通俗務，結果，被手下人戲弄，好不尷尬。對這樣的惡奴才，賈政偏能夠容忍，不但能夠容忍，而且聽了手下的一番做官高論，反而借坡下驢，默認了他們的為非作歹。他的親隨下人李十兒對他這般分析:“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兒的幾位老爺嗎？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裏？現有幾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升的升，遷的遷。隻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著老爺不準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隻要老爺外麵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裏頭的委屈隻要奴才辦去，關礙不著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幹。”說著，便踱了進去。這李十兒的建議，實在是一個陷阱。然而，賈政大老爺，還是踱著方步走進去了。由此可知，他心中的那些儒學道統，不過是個門麵而已。這以後—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鉤連內外一氣的哄著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都相信。便有幾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樸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僚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尚無隕越。這樣的貪官汙吏，竟然安然把官兒做了下來，可知這製度是應該打倒它了。再一個儒便是賈雨村。賈雨村的事，前麵說過幾句。他雖然掛著儒的牌子，也曾做過林黛玉的先生，但那骨子裏，卻是一個大大的貪官。不過，他城府極深，連給他提醒的門子都叫他找個由頭遠遠發配去了，可見與這樣的人同在屋簷下，最是危險不過。他貪財，尤其貪官，即使丟了官，表麵上卻又不十分在意。但那心是黑了的。唯其黑了心，所以才官運亨通。但也唯其黑心，所以，雖然有多少神仙般人物點化於他，他也隻是執迷不悟—那道人說:“來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曆的，便長揖請問:“老道從何處修來，在此結廬？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真修，豈無名山？或欲結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蘆’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豈似那‘玉在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之輩耶？”賈雨村聞此，似有所悟，而終於無所悟者，蓋名利熏心，名利既已熏心，管你什麼神仙道長也喚不醒他。還有一位賈蘭，看似是賈家的希望所在，所謂蘭桂齊芳，那個蘭就是他了。然而，賈蘭實在是《紅樓夢》中寫得最不成功的一個人物。在我看來，《紅樓夢》中有兩個人物沒有寫好，寫平了，寫癟了，寫得概念化了。一個是香菱，香菱的敗筆，在於因為極力安排而扭曲了情節，又因為情節而畸變了她的個性。另一個便是賈蘭。賈蘭則子虛烏有，既寫不出個性，也寫不出根據。既不能把賈蘭寫成一個叛逆者—那就是又一個賈寶玉了，又不能把賈蘭寫成一個衛道者—那就差不多又成了賈政了。其實在政、玉之間，沒有第三條路子好走。因此，這個人物沒有文化根據。沒有根據的人物，又怎麼可以寫得好、寫得活呢？《紅樓夢》的奇異之處，不但在於它塑造了賈寶玉、林黛玉這樣的新式文化人物，而且在於它對儒學的綱常倫理大防敢於表示決絕與輕蔑的感情。筆者在前麵說過，儒學倫理，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三綱五常”以“三綱”為核心，“三綱”則以“君為臣綱”為核心。忠孝不能兩全，就應該以忠盡孝。所以，檢驗一個人的儒學立場，怎麼對待皇帝乃是一塊試金石。忠與奸嚴重對立。但忠的標準，並不是一味順從皇帝的意見，而是為著皇家的安危與江山的穩固，竭盡全力，不畏強暴，不怕風險，敢於直諫，敢於犧牲。文官死於諫，武將死於戰，都是非常榮耀的事情。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你不要以為這種汗青隻是個人的品節，它本質上還是反映了對皇室的忠心。隻是文天祥作這詩的時候，大宋王朝已然全然沒有希望，甚至根本沒有大宋王朝了，但唯有憑這一顆忠心，才能完成自己忠貞不貳的生命曆程。《紅樓夢》一反這似乎千古不變的傳統，不但對忠奸之說不感興趣，對“文死諫，武死戰”之類，也通過賈寶玉之口表示輕蔑，說這是糊塗思想。不但如此，就是對於皇帝本人也有種種非忠非禮表示。這表示，不是崇敬，不是忠貞，不是敬仰，而是不滿。這不滿當然不是如李逵一樣的叫罵，或者如阮小七一樣的弄件龍袍穿一穿，而是雖然曲折卻又不失深刻地把它藝術地表現出來。比如講到皇家的闊綽與氣派，雖然王熙鳳與李嬤嬤一提此事，便激動個不了，但給人的印象，卻是天下糜亂自皇家而始。比如講到對臣下的寬忍厚德，雖然站在賈府的立場上看，確實如甘霖雨露一般，但給讀者的印象，又是昏庸不明，清朗無望。比如講到賈雨村的升升降降，薛蟠、賈赦之類的橫行霸道，更讓人感到，這樣的王朝，如果不走向衰敗，簡直就是天理難容。不僅如此，《紅樓夢》還通過林黛玉的口，對於皇家的聖物表示出十分的不屑。而這種不屑其實也就是對於勢權以至於皇權的輕蔑之意。且說，林黛玉去南方為父親奔喪，許久才回家。此時，秦可卿的喪事剛剛辦完，而賈元春又入選了鳳藻宮，賈府上下正為此事而激動。“好容易盼到明日午時”，“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彼此見麵，痛哭一回—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著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苓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還不取，寶玉隻得收回。從文字上看，沒有提到皇帝，但北靜王將它贈給寶玉時，卻說過“此係前日聖上親賜苓香珠一串”。賈寶玉將它送給黛玉時，不知道提沒提這個情節，書上雖未明言，但那意思卻是清楚的。以後，賈元春省親，尤其寫得超凡脫俗，銘心刻骨。且說—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裏皆有許多話，隻是俱說不出，隻是嗚咽對泣。即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圍繞，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來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倒哭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來!”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見麵就哭，今人已難理解，一手挽著祖母，一手挽著母親，三個都有滿心話講，卻又說不出來，隻是嗚咽對泣，今人更難理解。好容易說出話來，卻說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這句話可說有千斤分量，又有萬般傷痛在其中。萬般傷痛壓在心頭，可知宮中的女人所過的是怎麼一種生活。中國傳統小說數量雖多，但能寫到這般境界的，則非《紅樓夢》而莫屬。此所以《紅樓夢》為古典文學名著中不可多得之書。對賈府一片忠心，對儒學道德倫理一絲不苟的，反而是那些處在社會下層的賈府的奴仆們。雖然不能說每個奴仆皆如是也，卻有很多一片忠心、絕無二想，一生一世盡責盡職於賈府的人。如鴛鴦、紫鵑、平兒、麝月、晴雯等，這些另題專論。此外，還有一位賈府的焦大，更是忠心耿耿，不但是一位“忠臣”，而且是一位“諍臣”。焦大的出名，在於他的高聲叫罵，而且不罵則已，一罵就罵出了“國際”水平。書中赫然寫道: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焦大敢罵、能罵，因為他有資本。他的資本就是“從小兒跟著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出來了，得了命;自己挨著餓，卻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尿”。焦大敢罵、能罵，因為他有忠心。 他罵他們，不是恨他們，而是為他們好。賈府在他心裏其實是神聖的，他可以不要自己，但不能不要賈府，所以後來錦衣衛查抄賈府時，真正拚命的，不是別人，還是他焦大。焦大若有詩才，便是楚國的屈原;若有本領，便是梁山的宋江。楚國的屈原，梁山的宋江，賈府的焦大，雖然經曆不同，個性不同，時代不同，但忠心耿耿這一點，卻是千古遙對，一脈相承。然而，曆史已然錯位:廟堂之儒向江湖之儒轉移，於是有了宋江;貴族之儒向賤民之儒轉移，於是有了焦大。可是，聖人是這般看待人生的嗎？孔夫子明明教誨人們:“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紅樓夢》所反映的儒學文明，確實沒有希望了。至少，從作者的角度看，他已經看不到複興的希望。雖然看不到複興的希望，卻又不忍心看著它衰落下去，所以，《紅樓夢》的叛逆觀念，不是把這舊的文明打碎，而是為這舊文明的不爭氣、不講理、沒希望而痛心。曹雪芹又何嚐不是如此。他為這千古大廈不再輝煌而痛苦，為它終將傾覆而傷心，為那個大家庭的蠅營狗苟而煩惱，又為無數善良美好的人被無端毀滅而痛心。他不滿意自己，所以當賈寶玉尚未出場時，要寫兩首詞責備他。但他又明明知道這賈寶玉是最好的男人，所以，他又用種種方式表現寶玉不平凡的一生。他愛著書中眾多的女子，卻又不能為挽救她們找出一點辦法。他的內心衝突是激烈的，心境是悲涼的，頭腦又是清醒的，雖是“假語村言”，卻有真情實感。所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言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紅樓夢》所表現的分明乃是《離騷》一樣的情緒，太史公《報任安書》一樣的情懷。隻是他的心境或許比《離騷》更激烈，比司馬遷更悲苦，誠如魯迅先生所言: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一人而已。《紅樓夢》雖並非雪芹先生的自傳，這裏講的“獨寶玉而已”，卻可以看作是對曹雪芹的莫大肯定與褒揚。
第二章 儒論（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