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學文化批判
儒學在中國曆史上功莫大焉。它不是一開始就不合理，而是隨著曆史的發展，漸次顯露出其不合理性。前麵說過，儒學在漢代之前，屬於自立之學，雖然不被當權者采納，自有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深厚的社會基礎。漢代之後，主要是漢武帝之後，儒學成為官學，在漢代起了莫大的作用。魏晉南北朝大亂，但儒學的根脈不絕，威力還在。唐代儒、道、佛共同發展，成一大文化奇觀，但骨子裏還是儒在起作用。盛唐時代，百花爭豔，安史之亂後，尊儒的人越來越多，儒學地位日益顯要。經五代十國的大亂，宋代儒學地位更高，道學還有相當市場，佛學已漸次失去往日的輝煌。儒學自明代中葉開始交上惡運，不是明儒不如漢儒、宋儒，而是時代不同了。西方文明迅速崛起，中華文明相對滯後，兩相比較，差距日益擴大、日益明顯。清代雖然依舊尊儒，但鴉片戰爭終於打斷了儒學的迷夢。戊戌變法之後，新思潮湧入中國，民國宣告了帝製的滅亡，“五?四”運動掀起新文化運動，儒學何去何從，成為社會的主題。曆史的經驗，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的經驗，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證明，儒學不見得走向滅亡，但舊的體係已不合現代化的要求，時代要求儒學跟上曆史的步伐，儒學必須自新而後可以自強。本書對儒學的批判，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曆史基點之上。1.儒學價值觀念批判儒學價值觀念即等級價值觀。中國古代文化，等級最多，等級最濫，等級最重。人分十等，等等有別。不是職業之別，而是貴賤之別。越是處在等級上層，身份越貴；越是處在等級下層，身份越賤。宰相門前七品官，雖然說的隻是宰相府門前的侍從，然而，已經不得了了。宰相府的仆人已然如此，皇帝的仆從，更其令世人難堪。從皇帝到王公貴族，從王公貴族到高級官吏，從高級官吏到中下層官吏，又從中下層官吏到富豪劣紳，從而一等一等，等到了普通老百姓，已經成為螻蟻之屬。中國老百姓，身如螻蟻，命如草芥，不是因為他們不勤勞，不智慧，不上進，而是因為他們的等級太低。等級代表人格，等級如此之低，再談人格二字，都是對儒學禮教的不尊重。所以中國人的毛病，是不問是非，先論身份。兒子與父母爭論，就是兒子的錯;下級與上級爭論，又是下級的錯;明明你說得對，因為你態度不好，也是你的錯。可是什麼叫態度好、什麼叫不好？對上級不尊敬就是態度不好。什麼叫尊敬、什麼叫不尊敬？上級說得不對，你居然大庭廣眾之下，就指出他的不對，就是對上級的不尊敬。孔夫子主張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為尊者諱。你一諱也不諱，不是你錯，能是誰錯？中國的等級之毒，既深且長。道學家、道統人物、統治者，固然彼彼皆是，即使傑出如林黛玉，亦難全然出離此境。所以我們讀《紅樓夢》，知道林黛玉是一個要強的小姐，又是一個多心的小姐。她愛賈寶玉，不許賈寶玉情有別顧。但奇異的是，她嫉妒薛寶釵，但不嫉妒襲人，還和襲人開玩笑，管襲人叫“嫂子”。她也不嫉妒晴雯，而且對於晴雯的死，既沒有多少同情，對賈寶玉情深意重寫《芙蓉誄》，也不多心，還幫著賈寶玉修飾詞句。隻是改來改去，改到自己頭上了，才不覺大驚，忙忙離去。林黛玉不嫉妒襲人，襲人也不嫉妒薛寶釵，她隻嫉爐晴雯。對於薛寶釵，不但不嫉妒，還特別希望她嫁給賈寶玉，自己就做她的助手。襲人不嫉寶釵，寶釵更不妒襲人，二人相契相合，甚不合同性相斥、異性相吸之理。然而這一切，都因為有等級觀念和等級禮教在作怪。林黛玉不妒襲人，襲人不嫉薛寶釵，因為在她們眼裏，她們本不是一個層次—即一個等級中的人。等級如格子，既不在一個格子裏，要嫉妒，嫉妒她什麼呢？中國等級文化之可怕，於此可見一斑。等級埋沒了人才，所以，做了皇帝的，就永遠做皇帝，即使他是個混蛋，依然坐在皇位之上。做了臣子的，隻配做臣子，你有再大的本領，也隻能給皇帝老爺做臣仆，做奴才。做了奴仆的，又隻能做奴仆，盡管你比皇帝精明一千倍，甚於一萬倍，到頭來，他還是主子，你還是奴才。等級製的克星是平等，而平等是中國走向現代化所必須達到的文明標誌之一，最重要的文明標誌之一。2.儒學倫理觀念批判儒學最講道德。但是講得過了頭，便發生異化，道德成為本位，人反成為道德的工具、道德的奴仆、道德的影子。以現代觀念理解，道德再重要也沒有人重要。這道德如果對人的發展有益，那麼，就允許它存在；否則，對不起，就不要這道德，讓它滾一邊去。但儒學視道德如生命，你讓它滾一邊去怎麼能行。賈政無才亦無德，但聽說兒子辦了不道德的事，便像打氣打過了頭的輪胎一樣，別人不摸它，不碰它，它自己都想爆炸。仿佛若不把兒子打死，便對不起列祖列宗，對不起皇天後土，對不起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閻羅、海裏的龍王。道德本位已然十分悖謬於曆史的發展，動不動便冠以江山社稷的大名義，尤其來得橫蠻可怕，無邏輯可言。中國傳統文化，動不動要講江山社稷，講整體利益。作為家庭成員，先講家庭的利益。作為國家官吏，先講國體的安危。中國人習慣了這種思維，以致沒有了個體的位置，隻有集體的位置。然而，這個集體其實是空的。真的國家，不是眾人之天下，而是皇帝個人之天下，皇家個人之天下的私天下，到了臣民這裏，竟成為天下之公。這不但是一種曆史的謬誤，而且是對天下公心的莫大諷刺。中國人在為道德活著的時候，先要為自己活著。如果你連自己的位置、甚至連自己都找不見了，那麼，道德、社會、集體、人民雲雲，豈不成了空中樓閣，高妙固然高妙，隻是無靠無依。六大名著中，賈寶玉是最具有自由意識的人，然而，仍然前瞻後顧，進退維穀。他既不會像盧梭那樣大喊大叫，也不會如於連式的色膽包天，又不會如伏爾泰式的對專製傳統極盡嘻笑怒罵之能事;更不會如華盛頓、潘恩、傑斐遜一樣的公然向舊體製宣戰。賈寶玉是風流公子，雖然他已然出類拔萃，但不過是早春時節，剛剛顯露些茸茸綠意的小草而已。未來的大廈，需要巨木做支撐，需要新的構思、新的設計和新的基礎和新的工藝。3.儒學禮製批判儒學道德之所以厲害無比，因為它不僅是一種善、惡的判斷，尤其是一種體製的表現。中國古代社會，確切地講，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禮治。而所謂禮治，其根本原則，還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不變，任你顛來倒去，還是換湯不換藥。中國之禮治，雖然以道德為本，卻有權力機構做後盾。一個人，如果他隻是犯了法，那麼，還可能法外開恩，皇帝老爺一高興，便赦你無罪。但如果違背了禮教，那麼，就是天王老子出麵怕也救你不得。所以中國的禮製又具有暴力鎮壓的強權性質。禮治影響之大，任什麼人也是違背不得。《紅樓夢》中的王熙鳳，殺伐專斷，是何等人物。然而，一與“禮”打交道，照樣前思後量，反複斟酌。大的不說，隻說為薛寶釵過生日的事，鳳姐又動開了腦筋。為此，特把賈璉喚住，對他說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裏。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今兒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了。但昨兒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想來若果真替他做，自然比往年林妹妹的不同了。”一個15歲女孩的生日，就如此麻煩，一葉知秋，可以想象封建時代的禮教何等厲害。生日事小，婚姻事大，所以，一到賈寶玉的婚姻大事，便釀成了生離死別的大問題。緣何如此？說到底，還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禮古製在興妖作怪？孔夫子說:“父在，現其誌;父沒，現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這也是禮，而且唯有照著這個去做，才夠得上是孝呢!孝在尋常時期也還罷了，倘在“以孝治天下”的時代，孔融雖然是聖人之後裔，但因為講了不合禮教的話，就被曹操給殺了。禮製，在當初也許並非壞事，但它要有益於人的身心健康才行。4.儒學中庸觀念批判什麼是中庸，就是不前不後，不偏不倚，不急不慢，不上不下。中庸相對於專製，可能有些作用。因為專製的特點就是無法無天，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個時候，來點中庸，未嚐不是好事。比如皇帝一怒，就要殺人，殺人乃天底下最悲慘的事，殺人無度則更其悲慘，來點中庸，化無度為有度，無論如何，總是好些。而且中庸的特色，不僅拒絕先進，尤其拒絕落後。太先進了，固然不行，因為不中庸;太落後了，卻又不行，因為也不中庸。中庸適應小農經濟要求，人家種地，你也種地;人家澆水，你也澆水;人家過年，你也過年;人家逃荒，你也跟著找打狗的棍子。中庸則天下無造反之心，天下無造反之心，縱然窮人不樂，起碼皇帝是樂的。而中庸的毛病也在這個地方。現代社會，一是務求平等，二是務求自由。平等了，在儒家看來，就是沒大沒小、沒上沒下。孟子辟楊墨，楊是楊朱，墨是墨子。楊朱主張為我，孟子認為“為我”就是無君;人人為自己，哪還有君主的地位嗎？墨翟主張兼愛，孟子認為“兼愛”是無父，人人可以相愛，那麼，父親的權威地位就沒了保證。在孟子眼中，無君無父是禽獸，不批他們批哪個？所以儒學不能同意平等。中庸妨礙創造性，而創造性是人類發展的動力。所以中庸是其有曆史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