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人經常在報告、講話中聲稱自己是“人民公仆”，一句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並且在表麵上也確實幫群眾解決了一些具體困難，甚至還自己掏腰包參與一些扶貧濟困活動，使群眾認為他們是清廉的“好官”。然而，在另外一種場合卻完全成了另外一副麵孔。他們精心打造了一個小圈子，與密友相互勾結，組成一個利益共同體，無惡不作、為所欲為，直到醜聞曝光，群眾才知道他們的真實麵目。江蘇省原組織部部長徐國健在公開場合為人非常低調，下基層調研從不收禮，實在推不掉便將其上繳。他還經常教育下級，要廉潔自律，做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好官”。然而，另一方麵，他卻結交了原江蘇省檢察院副院長、省反貪局局長韓建林，原江蘇省國信集團董事長王益民，原江蘇省國資集團董事長李雙成等有“實力”的“小兄弟”，精心培育自己的“小圈子”，利用職務之便，大搞權錢交易，先後收受人民幣460萬元和8000美元，接受禮金價值10萬元，最終東窗事發，成為全國第一個落馬的省級在任組織部長。
第二，弄虛作假，熱衷於搞“政績工程”
這種人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雁過留聲，人過留名”。他們喜歡做“大事業”，使自己彪炳史冊。口口聲聲說要為人民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實際上卻熱衷於搞虛假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在任阜陽市委書記期間，竟把阜陽“九五”期間經濟平均增長目標定為22%。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王懷忠對各種指標逐級分解，層層加碼。各級政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采取財稅“空轉”的辦法，虛構納稅人，於是在蒙城縣的交稅登記冊上居然出現了以“秦始皇”、“葉利欽”、“克林頓”等死人或外國人的名字交稅的鬧劇。為了展示阜陽的經濟發展，為個人撈取“政績”，王懷忠還下令耗資32億元修建飛機場，結果由於客流量不足，新修的機場連一年也沒有運營下來。除此之外，王懷忠還一手操辦了如“大油田”、“大電廠”、“大動物園”等一係列作秀工作，使阜陽市的經濟元氣大傷。
第三，對上級阿諛奉承，對下級專橫跋扈
這種人對上級與對下級是兩副麵孔，兩種形象。對上級對領導的“業績”大加吹捧，極盡阿諛之能事。在下級在群眾麵前，喜歡擺架子、耍威風、愛發脾氣、動輒訓人，聲色俱厲。在工作作風上，習慣獨斷專行，個人享有很高的權威，說一不二。遇有不同意見，或者當麵頂回去，或者尋機打擊報複。
第四，表麵聲言“維護大局”，實則搞宗派小團體。
這種人喜歡培植自己的親信，熱衷於建立自己的“嫡係部隊”。對人對事都要分親疏遠近，對親近的人關懷備至，對他們的缺點錯誤視而不見，百般庇護，甚至與之策劃於密室，幹見不得人的勾當。對持不同意見的人，百般挑剔，不予信任和重用，甚至看作“眼中釘”、“肉中刺”，采取不正當手段，進行打擊報複。
上述“變色龍”公務員，雖然在數量上並不多，但對黨和國家的事業危害卻非常大，因此必須予以清除。而作為我們自身來講，一定要深刻認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做個真正一心一意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的公務員。
“自保”式：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在目前我們的公務員隊伍當中，“在其位不謀其政”的現象可以說非常普遍。而這些人之所以逃避責任，不是因為能力不夠，更不是因為沒有時間，而是為了“自保”。他們認為，躲避了責任，就可以安然做一個“小小”的公務員。事實上，正是由於行政的不作為，才導致了重大事故的發生，而這些人也必然受到法律的懲處。
“在其位不謀其政”一般表現為，對該做的事消極應對，不是對該做的事不做，而是不屑於做、懶於做。縱觀曆史，我們會發現很多帝王之所以會被滅國，就是由於“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些人雖然可能在其他方麵有很高的造詣，但身為帝王，卻不能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最終國破家亡。李煜是南唐最後一個君主。他身為帝王，卻不善管理國家，反而成為一個優秀的詞人。我們不能不說他是作詞的天才，但也不得不說他是管理國家的庸才。當國家麵臨危險之時，自縛雙手，抬著棺材向趙匡胤請罪投降。南朝後主陳叔寶也是一樣，他在音樂上有一定的造詣，隻是生不逢時，當隋朝打來時，竟然還高唱《後庭花》，最後落得和李煜一樣的下場。劉禪也是，孫皓也是。宋朝的徽宗在繪畫上有很高的天賦，可是生在了帝王之家，最後卻被金人擄掠到了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