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國至今，我國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公務員，如焦裕祿、孔繁林、鄭培民等人。他們本著為人民服務的高度責任感，兢兢業業、不辭勞苦，在各自的崗位上幹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搭建起了一座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溝通的橋梁，因而也成為我們每一個公務員學習的榜樣。
焦裕祿：不改變蘭考麵貌，我決不離開
在派焦裕祿到蘭考工作之前，組織上明確告訴他：蘭考是一個最窮的縣，一個最困難的縣，要他在思想上有接受最嚴峻考驗的準備。焦裕祿堅定地說：“越是困難越能鍛煉人，不改變蘭考麵貌，我決不離開那裏。”1922年8月，焦裕祿出生於山東博山縣（現已並入淄博市）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7年，日寇侵入山東後，焦裕祿的父親被逼上吊自盡，他自己也被押送到撫順煤礦當苦工。1943年，焦裕祿終於逃回山東老家，隨後又攜妻兒老小外出逃荒。抗戰勝利後，焦裕祿回到家鄉，加入解放區的民兵組織，並於194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的人生道路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1962年12月，焦裕祿受黨的委派來到蘭考，任縣委書記。此時，正是我國國民經濟處於暫時困難時期，蘭考的風沙、內澇、鹽堿等自然災害異常嚴重。在這年春天，風沙打毀了20萬畝小麥，秋天又淹壞了30萬畝莊稼，鹽堿地上也有10萬畝禾苗被堿死，全縣的糧食產量下降到曆史最低水平。
焦裕祿沒有被眼前的困難嚇倒，他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帶領蘭考人掀起了挖河排澇、封閉沙丘、根治鹽堿的除“三害”鬥爭。他拜群眾為師，向群眾學習，經常住在農民的草庵子、牛棚裏，跟群眾一起吃飯、一起勞動。從中，他學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堿的辦法，總結了不少寶貴的經驗。
蘭考是一個老災區。縣裏有些幹部被災害嚇怕了，對改變蘭考麵貌缺乏信心，總是想著兩手向上，依賴救濟。麵對這種情況，焦裕祿感到：要改變蘭考麵貌，幹部是關鍵。
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召集在家的縣委委員開會。大家到齊後，他沒有宣布議事日程，就領著大家到火車站去了。當時，蘭考車站上北風怒號，大雪紛飛。國家運送蘭考一帶災民往豐收地區的專車，正從這裏開過。也還有一些災民，穿著國家救濟的棉衣，蜷縮在貨車上，擁擠在候車室裏。
焦裕祿指著他們，沉重地對大家說：“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是災荒逼迫他們背井離鄉的，不能責怪他們，我們有責任。黨把這個縣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焦裕祿再也講不下去了，幾位縣委領導低下了頭，而心裏卻豁然開朗，大家都下定決心，就是拚上身家性命，也要把蘭考的“三害”治住。
通過一年的艱苦奮戰，蘭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然而，積勞成疾，焦裕祿的身體漸漸不支了。有一次，他和另一位同誌下鄉檢查工作，走到半路，肝病發作，疼得厲害，兩個人隻好推著自行車慢慢地走到公社。大家看他臉色不好，勸他休息一會，他笑笑說：“談你們的情況吧，我不是來休息的。”焦裕祿一邊聽著彙報，一邊按著作疼的肝部記筆記。劇烈的肝疼使他手指發抖，鋼筆幾次從手中掉下來。但是他仍然堅持聽下去。
1964年3月，焦裕祿的肝病到了嚴重關頭，蘭考人民除“三害”的鬥爭也達到了高潮。他懷著滿腔熱情坐在桌前，想動手寫一篇題為“蘭考人民多奇誌，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文章，但文章隻開了個頭，肝病又嚴重發作了，病魔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筆，黨組織決定送他到外地治療。
焦裕祿的病越來越嚴重，醫生們開出了最後診斷書，上麵寫道：“肝癌後期，皮下擴散”。陪焦裕祿看病的同誌心裏非常焦急，懇切的向醫生說：“醫生，請你把他治好，俺蘭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5月初，焦裕祿的肝病更加嚴重了，護士噙著眼淚給他注射止疼針，他感到自己的病已無法治療，便搖搖手說：“我不需要了，省下來留給別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