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碩儒
回憶總伴著縷縷惆悵，哪管歲月激揚、世事通達，當他站在成就的高山、回望登山時的蜿蜒小路，也不禁會慨歎連連，這或許就是人們“追憶似水年華”時興歎迭起的緣由，也是近年來，每每夜深人靜朝柱和我通話時屢屢流露的歲月催人的脈息所在。
我們常常掐指計算，論年月，我們已經相識相交23年了。那時，我們正當壯年；那時，國門初開，西風東漸，隨著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紛起；文學藝術界無不想求新求變，模仿、舶來、橫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識流、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內容上，解構傳統解構觀念，於是出現了重塑信仰重塑觀念重塑審美的風潮。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同朝柱認識了。先是編輯趙燕玲拿來了他的《李大釗》和《土肥原賢二》兩部厚厚的書稿，說她以為書稿不錯，頗有曆史價值。於是我抓緊審讀，讀後以為，作為堪與英國大間諜勞倫斯媲美的土肥原，無論其謀略、奸詐、野心、陰毒及至他在直奉戰爭、謀殺李大釗、炸死張作霖、“九一八”事變、策動溥儀出關、籌建偽滿洲國、策反汪精衛等事件中所起的謀劃指揮作用，都寫得出神入化，其文獻曆史與社會價值自不必說，即使當時出版界已孜孜追求的經濟效益也殷殷可期；至於皇皇72萬字的《李大釗》，以當時的曆史背景和人們讀書趣味的選擇，怕是不易有多少印數。可看看朝柱那宏大高遠的立意、嚴謹大氣的結構、豐盈翔實的史料，特別是李大釗堅定的信仰與當今信仰迷失的對接與啟示，此書的價值遠在那時一部部熱炒著的圖書之上！何況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作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學人和革命先烈，至今尚無一部完整的傳記出版，豈不是文化界、出版界的失職？於是，我請責任編輯邀請朝柱來出版社麵談。
是個初冬的上午，他身著一件舊綠呢軍大衣，頭戴一頂也是半舊的灰呢鴨舌帽，蹬著一輛嘎嘎作響的自行車來到了出版社。出版社連環相套的四合院已拆得零零亂亂，正建如今的辦公大樓，我們無處可坐，隻好在後院的食堂接待他。不知是仍未走出他創作的思維，還是軍人的不苟言笑，第一次見麵的他沒有現在的滔滔不絕，隻是定定地用那雙近視鏡片後麵睿智而多思的眼睛看著我。為打破沉默，我直截了當說出了我對他兩部書稿的評價和意見，當我說到《李大釗》一書篇幅太長，引文太多、希望他刪除十萬字時，他說話了：請讓我想想，過幾天回答你……我深知作家對作品的感情，為禮貌也為慰藉，我留他吃飯。但以那時的條件風習，在機關食堂吃份客飯，多加幾個菜，也就隻能如此了。後來，當兩書出版，特別是《李大釗》一書破格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作品研討會，當時出席的國家主管最高領導人胡喬木、馮牧和眾多著名評論家都滿懷深情地給予了高度評價後，朝柱聲名鵲起。他這也才暫時忘卻了《李大釗》一書刪掉十多萬字的遺憾。可當後來談起我們的初次見麵時，朝柱總是幽默地調侃著：那是他告別音樂（他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之前主要從事音樂創作）、踏入文壇的第一步，可那一步並不愉快，因為我不容商量地“割了他的肉”，而他對我的第一印象是“霸氣”。
以書結緣，雖然我們性情不同、審美有異，雖然他仍以為我“霸氣”不小，可因為彼此的真性情和相通的心靈，我們的關係卻從作者與編者的友情潤物無聲地流向披肝瀝膽、以誠相見的知己境界。就在《李大釗》和《諜海奸雄——土肥原賢二》兩書出版後不久，他拿來了一部厚墩墩的書稿《龍雲、盧漢和蔣介石》，之後，或一年一部或一年兩部又陸續拿出《李宗仁和蔣介石》、《馮玉祥和蔣介石》、《宋美齡和蔣介石》、《汪精衛和蔣介石》、《張學良和蔣介石》。開始，我被他的寫作題材大轉移蒙住了：一個作家怎麼可能自研究寫作共產黨創始人始，僅用半年多的時間就接續跳到蔣介石和那麼多國民黨的重量級人物上？而且一年一至兩部、每部都在三四十萬字以上！他是如何寫出的？這樣的書稿經得起推敲嗎？我不能不在認真審讀的同時提出一個個疑問。他倒並不反感，說他是在“文革”中趁別人忙著打派仗，並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勞改6年中認真研習、陸續寫出的。一位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的畢業生扔掉音樂、研究近現代史不覺可惜嗎？他自幼鍾愛音樂，16歲就進入音樂學院附中，大學畢業後學校又已準備讓他做院長趙渢的秘書，本該在樂壇有所作為，一旦決絕地扔掉音樂真是撕心裂肺地疼痛，可那時沒有自由，隻能如此。那又為什麼選擇了蔣介石作為研究對象？因為他的一生幾乎涵蓋了中國現代史的方方麵麵。在他身上還集納著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特別是治國平天下的治國之術。這才想以曆史唯物主義史觀，學習太史公“以人為史”的手法，在塑造曆史人物的同時，盡可能真實生動地揭示這段極為複雜的曆史，借以道出這段曆史文化的內涵，以啟悟後人。果然，從成書後的效果看，他的確未負初衷。無論是他筆下的蔣介石和他麾下的各路國民黨大員，都從曆史、文化、謀略各自不同的角度，刻畫得鞭辟入裏入木三分，而由他們衍釋出的那段紛繁詭譎的曆史也呈現得條理分明。如在《汪精衛和蔣介石》中，他集中表現的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衛擊垮右派元老胡漢民，而後又利用胡漢民逼迫汪精衛拱手讓權、下野出國，最終達到了蔣介石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國民黨軍政大權的目的；在外交方麵，“九一八”事變前，他對日、美采取等距離外交，事變後才逐步過渡到聯美抗日，才使得美援源源而來，這真是典型的因時而異的遠交近攻策略；在《宋美齡和蔣介石》中，他濃墨重彩渲染的就是兩個人身上附著的不同文化心理結構，他們有影響有滲透有碰撞，終歸衍釋出種種不同平常夫妻的戲劇來……正是基於他艱苦的研究、別致的視角、成熟深邃的思索，他筆下的蔣介石形象才從表層到深層、從臉譜描畫到文化探究，終於以一個背離曆史進程的縱橫高手的悲劇形象展現在今日的讀者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