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知識分子起碼應擁有以下特性：
首先是啟蒙性，所謂的啟蒙，康德的意思是“獨立運用每一個人的理性”。站在這個角度，中國陳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最合乎標準。先生在那個一花獨放的時代，竟然拒絕惟一的一朵花——拒絕學習馬列主義！1953年年底，汪篯（清華大學曆史係畢業，1947年曾任陳寅恪助手，時為北京大學曆史係副教授）攜郭沫若、李四光的信來廣州勸說陳寅恪任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對此作了書麵答複，即《對科學院的答複》，其中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要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現在我們對陳先生頂禮膜拜，更大的程度上，並不是先生的學術貢獻，而是他的人格魅力——獨立與理性！這一點是知識分子最基本的標準，但是在那個年代裏，這種精神居然成為稀缺品，讓人不勝唏噓！
其次是批判性，知識分子應該“保持對傳統的永恒批判的姿態”（福柯語）。這種姿態體現在一個“反”字上。老子雲：反者道之動。反有兩意，一是“相反”，二是“返歸”，二意相通。反，就是逆向思維，而返歸，並不是一種回到起點的簡單重複，而是從一個更高的層麵鳥瞰，帶動傳統和定型事物及其正反因素進入新一輪思考。
但是這裏我想歪解老子的原意，我希望歪打正著——也就是說，在中國特殊的語境下，我覺得“反動”這個詞最能體現中國知識分子的原生狀態，基於這個層麵，我認為，反動應是知識分子的最高境界，它首先是文化意義上的批判性。問題是我們中國，硬是把這詞糟蹋成了一個政治術語和殺人武器。據陳寅恪的助手黃萱回憶，“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偷機會去看陳寅恪，有一次先生突然問她“反動”二字作何解，黃萱無言以對。當然，1958年陳寅恪榮任“中山大學最大的一麵白旗”，一個“反動學術權威”，他當然會對反動二字作一思考的。對於一個學者，十年的思考足夠了，所以，民間傳說1969年陳寅恪在自己的人生曆程即將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認自己是“反動學術權威”。我相信這個傳說，我希望先生一生都為自己的反動而驕傲，在那個年代裏，不反動，才真正是知識分子的恥辱！
西方第一個反動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當屬雅典的蘇格拉底。當然蘇格拉底自稱自己是國家的牛虻，主要任務就是叮——責備和鼓勵。而蘇格拉底也做到了——很稱職的牛虻。他所身處的雅典，實行的是令現代人都不可思議的充分的直接民主製，一切重大問題都由公民全體討論，然後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表決通過。問題是這麼一種民主，竟然遭到了蘇格拉底的批評，他說：“要想得到正確的判斷，要根據知識，而不應根據多數！”在當時，蘇格拉底這話可是夠反動的，但是兩千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發現蘇格拉底的話居然有驚人的智慧。他的觀點與當代管理學中的木桶理論——一隻木桶，其存水量的多少，不取決於最長的那塊木板，而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很相近：一個多數決定少數的社會，隻能是多數盲眾統治少數精英！當然我這裏無意爭論蘇格拉底的對錯，我隻想說的是，蘇格拉底的反動很是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