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外交文化簡說
有史以來，一個國家、地區、民族的外交觀念與外交方式，其實就是它自身的一個文化符號。如今，全球已漸趨一體化，文化雖然還具有各自的特質，但外交規則，或者說遊戲規則，基本上全球大同了。大同之前，中國奉行的是自成體係的傳統外交——朝貢外交。這種外交建立在“中國屬內以製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的朝貢製度（或曰朝貢體係）之上，所以人們把它叫作朝貢外交。這種外交模式的目的是“際天極地皆王臣”，其後盾是強盛的國力，其實質是政治上的招徠及利益上的誘惑，其表現方式是朝貢一方“稱臣納貢”，另一方，也就是宗主一方“冊封賞賜”。前者降格以求，得到的是比通商還要安全保險的高利潤，後者高高在上，用沉重的財政代價得到政治上的虛榮與心理上的滿足。雙方基本上是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的事兒。隻不過，站在純經濟的角度，有時候我們分不出誰是周瑜誰是黃蓋罷了。
中國傳統外交的基調是慕化外邦，以德感人，聲聞於外。“朝”與“貢”合在一起使用，始見於班固的《漢書》，內有“修奉朝貢，各以其職”一語。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朝貢外交起於漢時。相反，中國的朝貢外交由來久遠，甚至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神話時代。相傳早在三皇五帝時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領前來朝貢，比如《竹書紀年》載：“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中國古代文獻中，與“朝”、“貢”相近的詞太多了，“獻”、“奉”、“貢獻”等不一而足，所以，雖然西王母亦男亦女亦人亦仙亦母係氏族首領抑或男係氏族首領等身份方麵的迷惑我們難以確認，但是中國朝貢外交起源甚早當是確切的。它應該起於先秦，規範於秦漢（範曄的《後漢書》裏，“朝貢”一詞數次出現），成熟於隋唐（朝貢此時已成為專用語），明清時期，朝貢外交走向製度化（此乃費正清先生的觀點，中國有些學者不以為然，認為應該遠在明清之前）。
中國朝貢外交的立足點是際天極地皆王臣，際天極地皆王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麼一種觀念下，導致中國的統治階層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國際主義或曰世界主義的眼光，也就是說，凡是天地間所能出現的人，都是華夏的子民，凡是天地間所能看見的地，都是中華的田園。用現代一個術語來概括，叫“通吃”。這種立足點有兩個根基：一、中華是世界的中心，二、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這就導致華夏統治者在要求外夷臣服朝貢的同時，懷了一種與近代西方殖民者截然相反的心態：自視優越，對夷狄之邦那是悲憫慈善示柔情。心態決定了手腕或曰方式，所以中國朝貢外交的基調是慕化外邦，以德感人，備有武力卻輕易不用，當然偶爾一用，至於用兵不行（比如大宋一代）也並不影響宗主一方的優越心態：野蠻之邦，進化落後，向往華夏文明，卻又不知如何對它臣服，咱們不能跟他們一般見識。
如果世界真的隻是我們想象的那樣華夏乃中心、周邊小夷拱環中土的話，那麼中國的這種傳統外交倒是十分令人向往的，老子的那種返樸歸真的社會理想倒可能實現了，全世界到今天，估計還正在什麼康乾盛世裏打盹兒。可惜的是，上帝在創世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我們的一廂情願，所以當我們愈來愈堅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世界則發現我們隻是文明中獨特的一枝時，我們正舒服地打盹時他們則像章魚一樣把觸角伸向了我們。遺憾的是我們並不明白這觸角跟以往的夷狄小邦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近世以來的外交舞台上，我們鬧出了諸多國際笑話。當然，這些笑話我們笑不出來。因為當西方按照他們那一套遊戲規則，試圖與中國建立平等外交關係的時候，他們收獲到的，隻有來自中國政府的無知和傲慢；而中國政府，最終也為自己的傲慢與無知，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交出了巨額的學費。時至今日，當我們用現代眼光來審視中國傳統外交的時候，心中的感慨是比較複雜的。每換一個角度，就多一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