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上最頑固的力量，其實不在中央，不在政府，而在民間，在基層。從民眾心理上講，政府被洋人推翻，跟民眾關係不大，反正給誰做奴隸都一樣，大清叫我們剃頭留發我們都忍了，還有什麼不能忍的？可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不能被打亂，鄉俗倫理不能被譏笑。民間有民間的習慣法，洋人的治外法權是對民間真正的統治者——鄉紳階層和族權的挑戰；民間有民間的信仰與倫理觀念，教徒們蔑祖欺宗的一切行為，讓鄉人們怒火中燒。基層力量由於基督教文化的介入，被分為兩大對立的陣營，衝突在所難免，所以，民間開始出現各種反教揭貼，當是意料中事。揭貼上的內容，讓傳教士與中國教徒膽戰心驚：其有中國人習彼教者，經各鄉族長查出，不必稟官，公同處死！
西方入侵者一直認為，中國政府是個野蠻的政府，他們說對了，但是他們應該知道，野蠻的政府統治下，臣民隻有兩種：順民與暴民，而且順民與暴民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掂根棍子，反了，順民可以變作暴民；放下屠刀，招安，暴民可以變作順民。所以，中國民眾超越於法律之上與政府之上，視生命為草芥以所謂的族規族法隨便處人以各種精神與肉體刑罰，乃是天經地義的事。即使把政府本身推翻，他們也認為是替天行道，何況區區幾個教民幾個洋人？義和團把他們認為該殺的人分作三等：一等是“大毛子”，專指洋人傳教士等；二等是“二毛子”，專指教民；三等是“三毛子”，指同情大毛子二毛子或者具有同情嫌疑的人。當然了，實在弄不清該殺不該殺，就用升黃表的辦法來確認，具體如下：讓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義和團的神壇麵前，向他們的神燒一張黃表，人有罪無罪就看紙灰是向上飛還是向下落而定！還有，帝國的臣民們已經發現，天旱久不雨也跟那外國教堂有關，至於鐵路、電線杆子、火輪船，哪個不是在毀我風水？
有了這樣的信念與底氣，民眾被集體動員就為期不遠了。義和團就這樣迅速成長起來。如果說帝國的軍政大臣如楊芳們把英夷當作鬼才用尿盆作抵禦工具的話，那麼帝國的民眾們會比他們的統治者更不堪，他們的招牌就是法術，而且這些法術也沒有什麼新創意，其版權完全屬於《封神榜》《聊齋誌異》和《西遊記》等幾部著作。比如遁地啦，刀槍不入啦，閉住槍炮啦，呼風喚雨啦，飛簷走壁啦，意念滅火啦，一個饅頭會生諸多饅頭啦，一個砂鍋永遠吃不完啦。帝國貧民，所有的理想，都帶有饑餓後遺症般的幻想。至於打仗，根本不用我們操心，各路神仙都在，一請示就都來了：“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
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朝冷於冰，九請華佗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兵！”問題是天上十萬兵碰上了洋法海，張德成最後失敗了，失敗就失敗唄，國人向來同情失敗者，問題是這些失敗的“民族英雄”一點也不爭氣，不但不自殺殉國，還趁亂揩油：張德成攜帶巨款逃走了。行至某地，要求一王姓鹽商招待他。鹽商派了兩人抬的轎子迎接他，他大怒：“我在天津坐的都是總督級別的八抬大轎，你派兩人抬的轎子來，是褻瀆神靈！”鹽商不得已，隻好把關帝廟作為關帝代步工具的八抬轎借來。
張德成到了之後，鹽商設盛宴款待，張德成竟然說：“飯菜太差，無法下筷子。”鹽商忍無可忍，與村民共謀抓住了張德成，眾人抽刀出來，說：試試看他是否刀槍不入……咱的“英雄”就這樣被人玩完了。至於朱紅燈，死的也不怎麼光彩，內部分贓不均，被團員們扭送袁世凱，袁世凱當然會送他上天：與各路神仙會合去吧！曆史教材上說山東百姓把老袁叫作袁黿蛋，我覺得，不要隨便用百姓的名義說話。要說山東的義和團有此叫法，我倒是相信的，因為袁一到山東，就給一些義和團的首領下了請帖，讓他們來巡營表演他們的“法術”，袁世凱的槍，要當場驗證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兩聲槍響後，兩個大師應聲而倒，斃命。這樣的情形下，袁世凱在山東執行什麼樣的政策，我們應該能想到。而義和團特恨袁世凱，也是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