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兩個例子來看，武帝不分親疏貴賤、公正執法，確實得到了先秦法治思想的真傳，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漢武帝的法治思想是吸收先秦法家思想而形成的。
漢武帝重法治也是當時客觀形勢的需要。武帝即位不久外事四夷、內事興作，尤其是對匈奴的戰爭勢必激化各方麵的矛盾，為此就需要增訂法律，嚴明賞罰，以推動事業前進。《漢書·刑法誌》說：“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在這種情況下，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武帝任命張湯、趙禹定律令。這次條定的律令特點是：
法令文深、嚴酷：《漢書·張湯傳》說“張湯與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文深”。《漢書·刑法誌》說：“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出所謂律令文深、嚴酷。法令條文繁多、嚴密。《漢書·刑法誌》說武帝時法網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條，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上述記載說明，漢朝的律、令、科、比四種法律形式，其中律、令是兩種最基本的形式。
律，是皇帝令製定的一種穩定的基本的法律形式，是判定犯罪性質、名稱、輕重的準繩。漢武帝時，據《晉書·刑法誌》說張湯作宮廷警衛的“《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作“《朝律》六篇”共計三十三篇。
上述高帝、武帝共作律六十篇，武帝時製定三十三篇，占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五。上引《漢書·刑法誌》說“律令凡三百九十五章”，統稱漢律，後亡佚。後世所說漢律，就是上述這些篇章。
令，就是皇帝的詔令。《漢書·宣帝紀》注引文穎說“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
科，按犯罪性質分類進行處罰的條律稱科或科條。《釋名·釋典藝》雲：“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後漢書·梁統傳》載“武帝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
比，是以舊的案例作為判決的標準，遇有案子與其比較進行判定，所以稱為“決事比”。
法律條文的明顯增加，使“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漢武帝就是“霸王道雜之”的開創者和實踐者，尊儒且重法，任用儒法兼用的公孫弘和從獄吏中提拔起來的張湯、杜周等執法大臣，用嚴刑峻法打擊諸侯王叛亂、豪強、商人、農民起義。因此說以法治國是漢武帝治國的重要辦法和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