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要改革，要前進，就需要通過法治清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此外，“法治”作為一種治國的重要方法，想把國家治理好是不能不用的。這就是漢武帝重法治的原因。
周代重德治，對舊貴族的利益和特權是很維護的，所以《禮記·曲禮上》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有的學者指出，周代的禮，也包含著法。春秋戰國隨著法家的出現提出了法治思想。
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用法“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二是公正執法，要求“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韓非子·問辨》）。
這就要求以法治國，要求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韓非也稱這一學說為“刑名之術”。他認為，具體的法令條文叫名，依據法令條文進行賞罰叫刑。名是刑的根據，刑應合乎名。這就叫“刑名之術”。由於中國的法治思想是先秦法家提出的，所以探討漢武帝的法治思想離不開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漢武帝繼承了先秦和漢初執法公平“不別親疏，不殊貴賤”的法治思想，以法治國，是突出的。武帝妹妹隆慮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兒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當死，隆慮公主臨死前，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其贖罪。
按漢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錢贖罪的，所以武帝批準了。隆慮公主死後，昭平君又犯法當死，因為是公主之子，廷尉不敢作主處決他，又請示武帝決處其罪。
武帝“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妹）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麵目人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仇，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漢武帝在處理這一案件時可以說繼承了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武帝執法嚴明，如方士欒大，在樂成侯丁義的推薦下來到了武帝身邊，靠詐騙博得了武帝的信任。武帝賞給他大量財富，並封其五利將軍、天道將軍、樂通侯等官、爵，授其六顆金印，還把自己的女兒、衛皇後生的長女嫁給了他。
但後來武帝發現了他的詐騙活動後，堅決處死了他，並對推薦他的樂成侯丁義也判處棄市。
王船山就此事說：“樂成侯丁義薦欒大，大詐窮而義棄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懲一人而天下誡，國家之福也。義既誅，大臣弗敢薦方士者，畏誅而自不嚐試也。義誅，而方士公孫卿之寵不複如以前的方士文成、五利之顯赫。其後求仙之誌亦息矣，無有從諛（奉承）之人也。故刑賞明而巧言諛媚之人收斂。武帝淫侈無度而終不亡，賴此也夫！”王船山稱讚漢武帝的嚴明執法起到了除奸、防奸的作用，甚而說武帝最後沒有亡國，就依賴於他的執法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