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在處理其妹之子昭平君的案子時“垂涕歎息良久”說“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因）弟（女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麵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為此東方朔稱讚他如古代聖王“賞不避仇仇，誅不擇骨肉”。
武帝在晚年悔過，下《輪台詔》，轉變政策，改弦更張，指出“當今之務，在於力農”。其行為是一般的皇帝是做不到的，隻有武帝這樣以社稷為重的大智大勇的皇帝才能做到。
武帝為漢朝江山著想，有時也做出“暴”的事來，如立鉤弋夫人之子劉弗陵為太子，卻賜鉤弋夫人死，實際是考慮“主少、母壯”，為阻止再出現呂後專權之事而采取的預防措施。
司馬光評論此事說，武帝“鑒於諸呂，先誅其母，以絕禍源，其於重天下、謀子孫深遠矣”。這就說明，武帝對國家、社稷有高度責任心，這也是其成就事業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是他成就其事業的一個先決條件。
漢武帝善於用人，對臣下嚴格要求，不養遊手好閑，無所事事的懶人，要求臣屬全身心地投入其事業，否則決不寬貸。漢武帝是位尊儒重法的皇帝，不僅選拔人才、加以任用，具有很強的人情味。但同時要求很嚴，鐵麵無私。
汲黯說漢武帝“愛才樂士，求之無倦”，得到以後，“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如果這樣下去，人才殺盡了，將來誰和陛下一塊治理天下呢？武帝笑著對他說：人才“猶可用之器”，如人才不能適應任務的需要，如同“器不中用”一樣，“不殺何施？”況且“何時無才”，言外之意是說，不愁找不到人才。
由此可見，武帝對官員的要求是很嚴的。若屬下官吏們不能忠心耿耿地完成所擔負的任務，將受到嚴厲懲罰。馬邑之謀王恢就因不能主動出擊敵人而被處死。
武帝不僅在戰爭中對將領實行重獎重罰，對國家行政官員要求嚴格。這種高標準、嚴要求雖有殺人過多的弊病，但保證了政令、軍令暢通，雷厲風行，言必行，行必果。督促各級官員、將領振奮精神，去完成自己所肩負的任務。
國家任用大量官員，軍事將領就是讓他們把國家的事情辦好，如果他們不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就應受到嚴厲的懲處
從這種意義上說，武帝對臣下的高標準、嚴要求正是他能完成其英雄偉業的一個重要原因。
漢武帝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文景時期孕育出來的曆史人物，從小受過很好的教育，博覽諸子群書，有很高的智慧，思路縝密。
這從對匈奴戰爭中可以看出：從元朔年間幾次北擊匈奴，主要都是為收複長安北邊的河南地、置朔方郡。
幾次戰役下來，穩固了這一地區控製，取得了勝利。而後在元狩二年春、夏兩次派霍去病統大軍大敗匈奴，取河西地。
這兩個時期的戰爭，漢朝控製了河南、河西兩塊戰略要地，於是使匈奴對關中地區的威脅得以解除。
同時，這兩個時期的戰爭還大量殲滅了匈奴的有生力量，並使渾邪王率眾四萬歸服漢朝。
在這個基礎上，元狩四年武帝派衛青、霍去病率大軍進行漠北會戰，尋殲匈奴單於主力，並取得勝利。匈奴問題；是漢武帝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打敗匈奴，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
在這一過程中，武帝充分顯示了他大政治家、大軍事家、戰略家的素質與才幹。
漢武帝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出現於曆史舞台上的。在這種情況下，天資高低對其成就事業自然影響很大。假如當時在位的皇帝是位如漢惠帝劉盈那樣“仁弱”的人，是絕對成就不了漢武帝所成就的事業的。
正如武帝成就的英雄偉業既有曆史提供的現成條件也有他個人的貢獻一樣，他的失誤同樣也是如此。在巫蠱之禍中他的嚴重失誤就是明顯的一例。
曆史是一本厚重的書，記載漢武帝時代的一頁已翻過去了，但他的精神和業績已滲透曆史的沉澱，人們依然可透視他那耀眼的光輝，漢武帝在繼承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統一中國、發展生產、科技等方麵所建樹的豐功偉績將永遠彪炳中國史冊。
漢武帝銳意創新、開拓進取、勇於悔過的改革精神，善於總結曆史經驗，辯證處理繼承、發展關係的精神，大膽吸收外來優秀文化的精神，以及那時中國各族人民驚天動地的英勇奮鬥精神，猶如長鳴的號角，將永遠啟迪和激勵著後人奮進。
漢武帝時代中國位列世界強國所積累的經驗教訓，時至今日仍有可資借鑒之處。從某種程度上講，漢武帝時代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座不朽的豐碑，令人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