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萌學會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在湖南瀏陽創設，成員全是湖南瀏陽一帶的鄉紳士庶。其主旨是要創導團結精神，認為族類的認同就在於合群，引用荀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群也”的話，指出“一家之中，而父子兄弟群。一都一邑之中，而鄉鄰宗族群。人孰不群，而群固有道焉”。使人合群的“道”，就是“仁道”，“故立群莫大於群仁”。有了“仁道”，那麼，“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進夷則夷之”。
從根本上說，該會主張的還是傳統的“教化”思想。這種民族主義傳播思想實際上是“自強”思想的後退。
（六）蒙學公會
蒙學公會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創建於上海，以教導幼學為目的。其《蒙學公會會啟》上說，“蒙養者，天下人才之根柢也。根本不正，萌芽奚遂？……務欲童幼男女，均沾教化為主”。其與群萌會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隻是該會主張“教化”工作應從童幼做起。
（七）公法學會
公法學會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創立於湖南長沙。其章程說：“此會專講公法之學。凡中外通商以來，所立約章，以及因應諸務，何者大弊，何者小疵，何者議增，何者議改，皆須細意講求，不可稍涉遷就，尤不可故立異同，庶為將來自強之本。”表麵上是一個學術性質的團體，但是實質上該學會希望通過對公法的研究和討論，來喚醒對國際公法茫然無知的社會公眾，“以收自主之權，振屍居之氣”。
（八）保國會
保國會成立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會址北京，創始人是康有為。《保國會章程》第一條說，“本會以國地日削，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為保國會”。保國會要“保”的內容有：“保全國地、國民、國教”，“保全國家之政權土地”，“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聖教之不失”。
該會把民族主義的“保種”思想跟保國、保民和保護儒家學說結合討論，比其他學會有明顯進步。
從晚清各類學會的創設，可以看到近代民族主義傳播的萌芽、發展和變化，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能夠把中國的民族主義理解，從族類、文化和主權三方麵結合考慮，其中將儒家思想融進近代文化，並將國家主權和國家自強的願望作為民族主義的直接回應，這是極大的進步，從而也形成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傳播思想的一大主要特點。
晚清知識分子的傳播思想
一、近代儒學的傳播思想
中國儒學在乾嘉朝代發展到鼎盛期，出現了大批小學家和經學家，但是至道光就日漸衰微，“新政”取消科舉之後，傳統儒學終成強弩之末。隨著西學的引進，國內救國自強呼聲的激烈，一些有識之士抱著文化救國的理想，開始對傳統的儒家思想進行了反思。以“教化”為本的儒家傳統的傳播思想在近代儒學中獲得了新的動因，其代表的幾種觀點大致如下。
（一）原儒學思想
漢劉向在《漢書·藝文誌》中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近代學者試圖從原旨上重振儒家學說者，不乏其人。劉師培的《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說》把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解釋為教民的職能，他說：“夫儒家出於司徒之官，以儒家之大要在於教民。周官塚宰，言儒以道得民，道也者，即儒者教民之具也。蓋以道教民者謂之儒，而總攝儒者之職者則為司徒。說者以司徒為治民之官，豈知司徒之屬，均以治民之官而兼教民之責乎。舍施教而外，固無所謂治民之具也。”他批評傳統儒家局限於講授“先王之成績”的經學，而不能“化民訓俗”，因而“名之曰儒，蓋有儒名而無其實者也”。
劉師培從縱向的曆史角度考察了“儒”的職能，結合晚清時期的時代特征，提出了“儒”的原旨應該是“教民”。章太炎則從橫向的功能角度考察了“儒”的含義，他認為“儒”應該包括三個內容：達、類、私。他在《原儒》中說：
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類名為儒，儒者知禮、樂、射、禦、書、數。私名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然後他批評在後世的演繹中漸漸使“儒”的含義發生了變化，致使實與名異。他進一步說：
今獨以傳經為儒，以私名則異，以達名類名則偏。要之，題號由古今異。儒猶道矣，儒之名，於古通為術士，於今專為師氏之守。
……謂自師氏之守以外，皆宜去儒名，便非獨經師也。這樣把儒家的基本思想歸結為教育，而此教育的含義又不單是經學，實際上劉章兩位正是希望把古代狹隘的“儒”改造成為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後來有的學者更是幹脆把“儒”定位為“教書匠”了。傅斯年說：“所謂儒者，乃起於魯，流行於各地之‘教書匠’。儒者以孔子為準，而孔子之為‘教書匠’在《論語》中甚明顯。”“其實一部《論語》2／3是教學生如何治學，如何修身，如何從政的。孔子誠然不是一個啟蒙先生，但他既不是大夫，又不是眾名，開門受徒，東西南北，總要有一個生業。不為匏瓜，則隻有學生的束；季孟齊景衛靈之‘秋風’，是他可資以免於‘係而不食’者。不特孔子如此，即他的門弟子，除去那些做了官的以外，也有很多這樣。”這些觀點一反中國的文化傳統，把儒學定位在知識的傳授，把聖人孔子定位在“教書匠”。不可否認孔子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偉人，他所提出的一些政治觀點和傳播理念，影響著中國幾千年的文明進程，尤其在禮儀和教化傳播方麵，無論老子或其他諸子，沒有一個古代學者可以跟他相比擬。但是，稱他為“教書匠”，雖說有點刻意貶低，然而在促進中國近代文化革新和知識更新上具有非凡的意義，也無疑推動了知識分子自我價值的重新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