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
一、中國儒學傳統的民族主義思想
中國古代的民族主義是建立在以漢民族為中心基礎上的一種族類思考，其中包括了族類的自我認同和民族文化的確立。中國的曆史文獻始終是以中原統治集團的階級利益為基本觀念，並以中原民族為主體對周邊各民族進行識別和認定，從而把周邊民族稱之為“夷、狄、蠻、犬戎、犭嚴狁”等，用一些鄙夷義的文字形式來命名他們。
就族類認同來說，可以上推到早期神話和上古文獻，許多傳世的原始記錄中都有華夏民族自我認同的文字，在儒學傳統的經典著作中更加明顯。早期的族類的認同並沒有引起相互的排斥，而是在連年不斷的戰爭中實現著相互兼並和融合，如黃帝、炎帝和蚩尤本來不是同一個族群，但是經過戰爭的兼並和融合，逐漸形成了族群的重新組合。如《左傳》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論語》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證明雖然在認知上產生了“諸夏”和“夷狄”族群之間的差別，但並不相互排斥，而是具有一種兼容態度。但是隨著中原民族的迅速發展，漸漸出現了中原民族與周邊民族的文化差異和語言差異，於是原始族群的相互認同觀念發生了變化，由相互認同轉化為相互排斥。例如《左傳》中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這一思想影響下，周邊民族也形成了與華夏族不認同觀念，如春秋時期晉國認為北方戎族雖然幫助自己在殽之戰中建立功勳，但畢竟“非我族類”，故反對戎族參與晉國政治，戎族首領薑戎子駒支申辯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可見當時在周邊民族心目中也已經有“華族”概念。
隨著族外排斥思想的出現，族內的自我認同思想得到不斷強化，以致《荀子》說：“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禮記》說：“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這種自我認同，通過語言、服飾、飲食，以及禮儀製度進一步分化，最後形成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
但是，中國漫長的曆史時期中，華夏民族始終通過製度文化不斷加強。至於對待周邊民族，大多數情況不是用戰爭方式來兼並或吸納，而是用同化的方式進行融合。因此，中央集權的中原王朝從來沒有建立過民族本體概念下的國家，國家不是“民族國家”，其含義是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所有百姓不分族類都是國家的子民。百姓隻按有教化和無教化來區分，臣屬隻按官製分等級，一切以帝王維係為中心，“國家”僅僅是一個邦土範疇的概念。所以章太炎曾說：“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為言。”柳詒征說得更為透徹：“中國乃文明之國之義，非方位、界域、種族所能限。”所以民族的自我意識並不十分強烈，即使到了漢代一般民眾已自覺為漢民，但仍無“漢族”的基本認識，隻從自己的“國家”身份來進行族類認同。正如《公羊傳》所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當時人們對“漢”的認定事實上也是繼承了這一思想而形成的，與其說“漢”是民族認同，不如說是對“漢”這個國家以及對這個國家的文化體製的認同。
促使這一觀念轉變的大概是在中國曆史上出現“五胡亂華”時期，不同文化體製的民族突然打破了中原帝國的社會秩序，粉碎了“漢人”唯我獨尊的美夢。漢末在強大的農民運動中走向消亡，遂出現三國鼎立局麵，北方兩晉在門閥統治下日趨衰落，此時北方出現了五個強大的民族群體——鮮卑、匈奴、羯、氐、羌。東晉覆滅後曾在北方建立了16個國家，它們是前"、後"、南"、西"、北"、前趙、後趙、前秦、後秦、西秦、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夏、成漢；此外還有6個小國，代國、冉魏、西燕、吐穀渾等。中國曆史通常稱為“五胡亂華”時期，實際是民族大融合時期。這些國家統治時間短暫，相互戰亂不休，西北和東北的大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於是出現了北方胡漢雜居的情況；另一方麵則是北方漢人大規範逃亡遷徙到南方，南北方言的混合。但是北方民族在中原建立國家後的體製仍然仿照傳統模式，胡漢通婚也不忌。三個半世紀中從三國、兩晉至南北朝，進入中原的一批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已基本上與漢族相一致，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異逐漸消除，經過雜居與通婚，血統上二者也融為一體了。至北魏後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已不見於史冊，柔然、吐穀渾、敕勒等也與漢族逐漸融合，洎至隋朝統一黃河流域，從北方遷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被漢族融化了，連鮮卑族也最終完成了漢化。民族融合是一個互相滲透的過程，少數民族的漢化與主體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時進行。相類似的情況後來在唐的五代十國，宋時北方的遼夏金，以及入主中原的元朝和清朝，都大致經曆了相同的過程，外來民族被“漢化”，漢民族被“胡化”，整個中華大地各民族幾乎共同完成了“華化”。在這種社會曆史和文化背景下，民族主義思想已被徹底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