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全體，競與一副絕精巧之機器，各司其職，缺一不可，與天地之大機器相似。獨是天必造此一種全體之精巧機器，果何為也哉。原是要使人頂天立地，做出一番事業來，所謂讚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也。諸君當知此堂堂七尺之軀，不是與人當奴仆，當牛馬的。諸君諸君，我輩不好自為之，則去當奴仆牛馬之日不遠矣。雖然對人權平等的表述尚十分幼稚，但已經深刻體現出近代知識分子在民主自由上的追求。談人權必然引出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問題，到鄒容就更為明確地提出了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追求。他說：“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與此同時，陳天華把“自由”思想擴展為民權思想。“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鍾鳴？”陳天華寫下了《警世鍾》，率先向世人敲響了警世的鍾聲。書中他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人權的定位，認為老百姓好比出資造船的東家，官府好比水手，帝王是一個舵工，隻有東家才能真正指揮這艘船。所以國家領導、政治領袖從根本上說他們是老百姓的公仆。他說：
譬如一隻船，皇帝是一個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資本的東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著急，東家越加要著急。倘多工水手不能辦事，東家一定要把這些多工水手換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斷沒有袖手旁觀，不管那船的好壞，任那多工水手胡亂行駛的道理。陳天華《警世鍾》於1903年寫成，他的白話文筆使文章容易在當時的軍、學界中傳播，成為最有影響的新潮讀物。
鴉片戰爭後的軍事傳播思想
一、冷兵器向熱兵器轉型的傳播思想
火藥是中國發明的，雖然早在宋元時期就已經出現將火藥利用於戰爭的個案，但是在封建體製下的中國，其軍事傳播始終以冷兵器為主，停留在大刀長矛階段。人類戰爭形態由冷兵器戰爭向熱兵器戰爭的變革，是一個長達近千年的曆史過程。當世界正完成這一轉化而接近尾聲時，中國的晚清卻經曆了一場被熱兵器打敗的戰爭，並因此從戰爭中忽然覺醒，開始進行一係列軍事改造運動。
本來兵器的轉型本質上說是軍事傳播觀念的轉型，事實是世界上每當出現重大軍事變革的曆史時期，都是思想觀念進行變革的重要曆史時期。但是，當時的中國統治集團，並沒有真正從軍事失敗中得出觀念上的覺醒，相反僅僅著眼於軍事兵器的變革。
鴉片戰爭後，中國許多有識之士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是，他們隻感到中國武器裝備不如西方，而看不到軍事機器是整個社會肌體的一個外在表現，是複雜社會係統中的一個跟經濟、外交、教育等直接關聯的部分。連洋務派中最開明的傑出人物李鴻章也認為：“中國文武製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他隻看到了武器裝備方麵的差距，而忽視中國整個軍事傳播係統的落後。在這種狹隘軍事傳播觀點的影響和主導下，甲午戰爭前，中國向西方購買了幾萬支洋槍，建立了全部新式裝備的陸軍；還買了幾十艘英國、德國的軍艦，建立了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
從軍事領域看，清政府從西式武器的購買、製造，到新式陸軍、海軍的編練，武備學堂的創建，近代軍事人才的培養，以及近代軍事製度的建立和完善等，從而初步建立了一個近代國防體係。然而由於這一些軍事變革並沒有從軍事傳播係統上進行實施，軍事變革的結果，隻能是內戰有用，外戰無用。按當時中日甲午戰爭前的軍事力量來看，單是武器裝備的技術水平和數量，中國軍隊並不比日本軍隊差，但是在軍隊內部組織傳播的體製上，在軍事行為中信息傳播的有效性上，在軍隊訓練中官兵傳播關係上，以及其他諸方麵，中國卻落後日本一個時代。中國遠沒有實現軍事傳播係統的全麵變革。當時日本已經模仿西方實行了軍事體製的改革，陸軍從編製到戰術都模仿德國陸軍，作戰實行散兵隊形。日本海軍則模仿英軍。可是清朝陸軍則還是古老的湘軍營製，打仗時拿著近代的武器裝備卻排列著古代的密集隊形，往往成為日軍進行炮火襲擊的對象。甲午海事一開戰，雙方的武器裝備差不多，武器性能也不相上下，中國個別艦船的性能甚至超過日本。然而，從軍事戰略思想和軍事傳播觀念上，由於大清水師觀念落後、作戰理論陳舊，官兵關係承襲著“八旗”等級觀念，根本無法適應近代化的鐵甲艦海軍的指揮。於是熱兵器在冷觀念指揮下，最終潰不成軍，含恨沉沒黃海波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