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許多轉型的士大夫紛紛投入報業寫作，如李善蘭、管嗣複、王韜、蔣敦複等人都曾為墨海書館工作，曾是縣試第一名的秀才王韜也參與過《六合叢談》的編輯，蔣芷湘、何桂笙、錢昕伯、黃式權等人擔任過《申報》主筆；蔡爾康是《滬報》主筆，後來又成為《新聞報》的首任主筆。一時間，士大夫轉為近代作家、報人的不在少數。王韜在香港編《循環日報》時指出：“西國之為日報主筆者，必精其選，非絕倫超群者，不得預其列。”他看到報人在西方社會中的地位，他認為中國也應如此。在他的心目中，報人與士大夫是相通的，“故秉筆之人，不可不甚加遴選。其間或非通材，未免識小而遺大，然尤其細焉者也；至其挾私訐人，自殃其忿，則品斯下矣，士君子當擯之而不齒。”報人實際上已經成為新型的士大夫角色，某種意義上就是近代知識分子了。
官紳層次士大夫辦報的也多起來。除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外，1895～1900年間官紳辦報有20餘種，其中在上海發行的10種，長沙發行的2種，成都、澳門、天津、北京等地都有辦報如此多由中國官紳和士人創辦的報刊，說明近代知識分子隊伍的形成，以及晚清士大夫階層在政治上的覺醒，對新聞傳播意識的自覺加強。
二、晚清士大夫的經濟傳播思想
鴉片戰爭使整個中國發生了巨大的突然變化，引發了以官紳為主體的士大夫思想觀念的大裂變。以魏源等人為代表的經世致用派，包括龔自珍、包世臣、林則徐、徐繼佘等，以及因個人遭際而引發遐思的農民知識分子代表洪仁玕等，這些人在鴉片戰爭後都從不同角度對中國固有經濟形態進行反思，對傳統農業經濟、重農抑商進行批評，並表達了對商品經濟和發展對外貿易的向往。
林則徐在鴉片戰爭期間及之後對我國的對外貿易已有突破傳統觀念的認識，他認為，發展對外貿易，於民於國均有益處。在《附奏夷人帶鴉片罪名應議專條夾片》中指出：“利之所在，誰不爭趨？……且聞華民慣見夷商獲利之厚，莫不歆羨垂涎，以為內地人民格於定例，不準赴各國貿易，以致利藪轉歸外夷。”在《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中又說：“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征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炮造船，則製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在林則徐看來，經濟傳播活動就要講交換價值，對外開展正常貿易將獲得充裕的經濟利益，國家就可以利用征收關稅的盈利去發展國防事業。
魏源也主張擴大進口貿易量和擴大進口的範圍，例如大米、武器、鉛、鐵、硝、布等隻要有利於我國經濟與國防的物質都可以引進。至於出口貿易，他認為應由私商來操作，國家可派軍艦護航，以保護之。魏源在《海國圖誌》中指出中國將麵臨海上貿易的挑戰，為使中國進入海國時代，他提出“四策”：創設新式海軍，倡導海軍近代化；發展工業與航運；經營南洋作為藩鎮；倡導海洋風氣，轉移國民觀念。基於這一思想，他著重強調要培養和訓練海事人才，其中特別是改良科舉和開創水師（海軍）特科教學。
19世紀是一個海洋時代，西方海國依仗著其發達經濟和海上運載設施，向外擴張，直接威逼中國。在此大背景下，魏源等正在完成轉化的近代知識分子較清醒地認識到，當前世界海洋經濟的重要性，它不隻是經濟貿易問題，也牽涉到軍事、政治和教育問題。
但是，對這一點並不是所有官紳和士人都能認識的，如湯鵬在《浮邱子》卷10中主張要“嚴中外之防”，“毋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損中華之利而苟予之”；龔自珍雖然反對閉關鎖國，但他隻從“民以食為天”出發，認為對外貿易主要是解決中國人吃的糧食問題，他這樣說：“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國家斷斷不恃榷關所人”，則反映了他傳統“農本”思想。其實在林則徐、魏源等人都存在這種觀念，他們始終潛存著經濟傳播的農本意識，他們所主張的與海外進行互動性經濟傳播，也隻是感性上的一種認識，理念上還很不成熟。直至19世紀60～90年代，鄭觀應等人才提出了較明確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