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的發生到90年代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這30多年時間裏一批早期改良思想家如馮桂芬、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陳熾、鄭觀應等，其中以鄭觀應為代表，開始對海洋經濟傳播有了明確的認識。首先是對重農抑商的思想進行了強烈批判，王韜在《代上蘇撫李宮保書》中指出：“蓋西國於商民，皆官為之調劑翼助，故其利溥而用無不足；我皆聽商民之自為，而時且遏抑剝損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務使利權歸我，而國不強，民不富者，未之有也。”在對中國抑製商業發展的情況進行揭露和批判之後，一些學人提出了重商的觀點，如馬建忠有一段論述：“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為本……”鄭觀應曾指出：“商以懋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於民，有利於國，與士農工互相表裏。土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商之義大矣哉！”他們指出西方所以富裕強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商業發展通過法律形式進行了保護，同時從經濟發展的內部環節指出士農工商四者的傳播關係：知識分子沒有商業知識，就隻能囿於狹隘的思想境界裏；農業沒有商業的傳播，就不可能發展經濟作物；工業沒有商業的流通，產品就會滯銷而影響生產；商業發達既是生財之道，也是推動教育、農業、工業發展的關鍵。應該說這一傳播觀念在近代思想發展史上具有積極意義。
經濟傳播思想的發動，必然會引起政治傳播思想的轉變。甲午戰爭後，中國知識界深痛中國經濟的落後，於是強烈提出了政治體製改革的要求。嚴複從自由經濟開發角度出發，認為政治民主權利才是經濟發展的保證與前提。康有為在《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折》中說：“今天下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若決欲變法，勢當全變。”經濟傳播觀念在知識界先發性的轉變，引起文化觀念的變化，於是在經濟傳播上提出了“商戰思想”，政治傳播上提出了“民權思想”。
三、晚清“政治自由”的傳播思想
晚清政治自由思想的發展和傳播，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晚清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是在傳統社會中培養教育出來的，都屬於“儒”的思想範疇，但是隨著晚清西學的傳入，“儒”的概念漸漸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一部分仍然沉迷於考據之學或應試八股的官宦仕途的拚搏之中；相當一部分開始自覺地吸收西學，成為新一代的文人。這樣，“儒”便不再是一般文人的通稱，從中分化出了“知識分子”。台灣學者王爾敏曾這樣對晚清知識分子進行界定：“對於這類人的描寫……第一，沒有政治傳統的階級性，而是在個人憑藉各項有利的條件下成功為社會領導分子。第二，是受教育的分子；但卻限於正統的知識灌輸。其他如僧徒的研究佛法，工商的書算技術，優伶樂工的傳習技藝，均不被視為知識分子。第三，是傳統職性分類中的‘士’，即傳統社會中農工商四民之一。第四，對於身份立場，他們的自我認識，是有幾項原則的條件，認為必然屬於知識分子行為的表征。也就是他們身份責行的自省。”從傳統的“儒”分離出來的知識分子，在晚清表現出極大的政治自覺性，這種自覺性主要來自：一是身處民族危亡之際的惶恐感，二是受西學文明傳播的感悟而接受了新理論和新觀念，三是出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傳統思想啟迪下的社會責任感。
（一）樹立存亡自覺觀的傳播思想
二次鴉片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強烈衝擊著中國新生知識分子的心靈；同時，西方傳入的思想觀念，強烈衝擊著由儒學脫穎而出的文人的傳統意識。這就喚起了他們奮發的強大動力，促使他們重新思考中國的未來。在西方傳入的各種思想中，基於進化論的“物競天擇”觀點起了很大作用。嚴複在《原強》中開宗明義說：“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以此他大聲疾呼，喚起國人的存亡危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