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記者修養，需要“四能”
黃遠生認為新聞記者，須尊彼此之人格，敘述一事，要能恰發其分。新聞采訪，記者須有“四能”；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
“調查研究，有種種素養，是謂能想”。這就是說，記者要有正確的思維，正確的理性分析。而要做到這一點，記者要經常地深入調查研究，要有豐富的科學知識，才不至於空想、胡想。“交遊的肆應，能得知各方麵勢力之所存，以時訪接，是謂能奔走”。黃遠生所說的“腿腳能奔走”，並非簡單的指“腿勤”，而是既要善於廣交各界友朋，又要善於應付各種人物和各種事項。這樣，才能知曉各方麵勢力的情況，進行切合時宜的采訪。他經常出入於官場巨宅，周旋於總統、總理、部長之間；因此，別人不知道的政情，他能知道；能抓到很難得到的獨家新聞。“聞一知十，聞此知彼，由顯達隱，由旁得通，是謂能聽”。這是一種高水平的采訪藝術。在采訪中聽到這一點，就可知道那一點；聽到一些表麵現象就能探求其本質。遠生在訪問當場不做記錄，而是憑自己的記憶力把被采訪者的一些原話記在自己的腦子裏，這確是黃遠生成為名記者的過硬功夫，是真本事。“刻畫敘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紳士之風度，是謂能寫”。尊重事實，尊重被訪對象，實事求是，如實反映，這是一種高水平的寫作能力。他在實踐中履行自己的主張，很是勤快。有很長一段時間，他規定自己“每日必登通訊一篇”。他認為，記者不應該借口材料窘乏而擱筆。他說這種情況是由於采訪消極所造成的，“故耳無聞，目無見”，思路為之蔽塞。
（四）坦白真誠，嚴於律己
作為民國初年的著名記者，黃遠生稱得上是個巨人；然而作為民初政壇的社會活動家，黃遠生卻是個矮子。盡管他對袁世凱怙勢攬權、大借外債等倒行逆施作過不少揭露與批評，但他的基本政治態度還是擁護袁世凱、反對孫中山的。他認為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應有“百年休息”，除袁世凱外無人能駕馭中國政局。據此，他對袁的統治抱有幻想，寄予希望，他崇拜強權政治，也幻想袁世凱能真正統一中國，能真正搞起資產階級那一套民主政治。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在1913年向袁世凱上了條陳，主張袁政府通過警察廳設專門機構來檢查報紙，對反袁的國民黨報紙也要進行新聞檢查，連國民黨反袁的新聞自由也要加以管製。曾在日本專攻法律的黃遠生，迷戀日本的所謂法治管理；同時，又由於他對袁世凱還有幻想，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存在偏見，所以，產生了向袁上條陳一事。“餘與前清時為新聞記者，指斥乘輿，指斥權貴，肆其無法律之自由，而乃無害。及於民國，極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顧其自由不及前清遠甚，豈中國固隻容無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黃遠生主張有法律的自由，反對的是無法律的自由。
值得一提的，作為一個新聞記者，黃遠生嚴於律己，對待自己的缺點錯誤和不足之處，經常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餘今年僅三十有二，綜餘之一身，而諡以至確之名號，實一墮落青年而已。”“蓋餘之魂之死，亦已久矣”。“吾之一身，有如兩截，一為傀儡，一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靈魂。吾之靈魂，實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獄，將此靈魂，內置於暗室之中，不複能動，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尤若監獸羈禽，騰跳奔突，必欲衝擊藩籬，複其故所，歸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籠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衝突，皆屬無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謂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視，跛不忘履。則時時從獄隙中，稍冀須臾窺見天光。慘哉天乎，不窺則已，一窺則動見吾身種種所為，皆可不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遂之，綜之恨不能即死。質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責而已”。他又說：“吾於科舉時代，絕無作官思想，至為留學生將畢業時，則謀生之念，與所謂愛國之念交迫於中。自此以往，乃純然理欲交戰之時期。理不勝欲，故以墮落；欲又不能勝理，故以苦痛。愈苦痛則愈墮落，愈墮落則愈苦痛。二者循環相生，擾擾不絕，遂令一生非驢非馬，既不能為真小人，亦不能為真君子，推究病根所在，由於生活太高，嗜欲太光，思想太複雜，道力太乏而已”。黃遠生知過能改，嚴於律己，以至最後與袁世凱決裂。袁世凱鑒於黃在輿論界的聲望，對他十分器重，並許以高官厚祿，多方設法拉攏利用。黃遠生十萬元錢不要，部長不當，勇敢地逃出北京，逃遁國外。黃遠生的悲劇在於正當他開始反對袁世凱複辟帝製的時候，而被中華革命黨人誤認作袁世凱的走狗而被暗殺於美國舊金山，一代報人，死得實在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