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黃遠生選擇新聞記者為終身職業，除兼任上海《時報》、《申報》駐京特約撰述外，1912年11月21日，又同藍公武、張君勱合辦《少年中國周刊》。在指斥時弊、主持公道，啟迪民智方麵起到了積極作用。黃遠生、藍公武、張君勱三人被譽為“新中國三少年”。《少年中國周刊》，也因“敢言直諫，屢批逆鱗”，被看作“總統府的都察院”。每期刊印2000份，出版後不數小時內，即以告罄。創刊不久，內外之議蜂起，有誇獎過甚者，有妄相精度者，亦有平日同誌以矯激相規者。影響之大，波及國內外。正因為時局動蕩，禁忌又多，廣大讀者出於切身利益的需要，都非常關心政局的變化。《少年中國周刊》則“今盡吾黨良心之所欲言者，一新政治或社會之空氣”。黃遠生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國實現真正的“平民政治”，即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民主立憲政治。他說：“立憲的政治，今世界之大勢也。世界不立憲之國家，其所有存者，今幾何矣。然同一立憲，要自有本國之特性。”黃遠生認為，民國建立後，中國並未實現真正的“平民政治”，國民仍處於奴隸地位，國家也隻有專製，沒有法治，報紙也根本不可能為國民的疾苦去呼喊。為了實現真正的“平民政治”，他主張實行法治。黃遠生認為，民初政局弄得那麼糟糕，是因為袁世凱實行獨裁專製統治的結果。黃雖然對袁世凱有過較長期的幻想，但後來畢竟看到自從袁竊國後，辛亥革命不過成了“改朝易姓，不過去一班舊食人者而換取一班新食人者”之事。他尖銳地指出：“政治之日趨於險惡者，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之自為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則吾國命運可以二言定之：蓋瓦解於前清，而複爛於袁總統而已”。由於專製餘毒猶在，國民無法享有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由於袁世凱蓄意培植私人勢力，資產階級政黨的內哄，演變成黨爭不已、互相攻訐的局麵。報紙淪為政黨操縱輿論的工具，踐踏了國民的意願。
黃遠生憂國憂民的思想，貫穿在他的新聞觀點裏，也體現出他的新聞實踐中。他所報道的，大都是全國民眾關心的重大政治新聞。而且往往是讀者欲知未知的國計民生大事。遠生在《？少年中國？之自白》自述辦刊動機，乃因“神州之正氣日以消絕，遂令墮心喪氣，親見大難之將至”。而“舉國言論，趨於暮氣，趨於權勢，趨於無聊之意識，不足以表現國民真正之精神”。他認為創辦《少年中國》的目的，在於“主持正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使“百年之後，吾黃種猶有再興之日”。
（二）客觀真實，不說假話
報道要客觀，評論要公正。黃遠生主張“選言記事，決不偏於政治一方”。對於政黨，對於政局，論事不存成見。例如《三大勢力之警告》，他當時屬進步黨，他的朋友也是進步黨居多，但他在此文中，把進步黨與國民黨相比較，認為國民黨毗於“進取”，“有將來而無現在”；進步黨毗於“保守”，“有現在而無將來”，對於袁世凱，“既自顧手執政權者十餘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為其牢籠而宰禦，則益驕視一切，以為天下事不過如此，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執行益以勇往，乃至舉中國之人物為供奔走，盡中國國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於此，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曆史上雖永不失為中國怪傑之資格，而在吾民國曆史上，終將為亡國之禍魁”。
黃遠生主張報章文字，“當一麵求其精確，一麵求其係統”；“逞臆懸談，騰其口說”，為其所不取；偶有差錯，他也敢於公開糾正。“若令吾人所綜合事實，尚未足令吾人下筆判斷之時，則吾人與其妄發主張，貽日後之懺悔，不如僅僅提出事實，以供吾曹及社會異日之參考資料，而決不急於有主張”。因此，他所寫的政論與短評，一般都要由本人證實過的材料，才肯相信；然後再綜合事實，據事論理，予以評述。
黃遠生主張新聞報道要真實客觀，不說假話。“夫新聞以報道真實之事為主；詼諧雜出，拾掇個人瑣事，實非正宗”。他指責一些記者以傳聞為新聞，杜撰虛構，“可將一無辜良善之人，憑空誣陷，即可陷其人於舉國可殺之中”，“蓋一人杜撰，萬報眷寫，社會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於憑臆造論，吠形吠聲，敗壞國家大事，更易為矣”。
1914年1月，黃遠生接編天津《庸言》雜誌，他便表示：“吾曹此後，將力變其主觀的態度，而易為客觀。故吾曹對於政局，對於時事，乃至對一切事物，固當本其所信，發揮自以為正確之主張，但絕不以吾曹之主張為唯一之主張，決不以一主張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張”。“吾人造言紀事，決不偏於政治一方。以事到今日，吾人以深知一社會之組織美惡，決非一時代一個人一局部之所為”。“吾曹此後當力求開拓心胸，放眼以觀域外。蓋所謂改造國群者，意在使吾國群，合於國際上之平等位置，令一切潮流與之針對”。“吾曹不敢以此區區言論機關，據為私物，乃俗以此裒集內外之見聞，綜輯各種方麵之意見及感想。凡一問題，必得期與此問題有關係之人，一一發抒其所信，以本報為公同辯論之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