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唐的大部分子民而言，從貞觀二年末到貞觀三年元月這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登基已滿兩年的皇帝英明睿智，又愛民如子，盡管天災還時有發生，不過生活還是已經從隋末的戰亂中漸漸恢複了平靜。而對於那些身處廟堂高處，後宮深處的男人與女人來說，不過四十多天的時間卻是暗潮洶湧，讓人措手不及。
皇帝陛下祭天回來後的第二天，太子、四皇子與長樂公主便被毫無征兆地從別宮接了回來。這原本就引起了不少人的觀望與懷疑，不過陛下隨即下的第二道命令，可就造成了宮中極大的不安，原本在宮中各有居所的皇後的三個親生子女被安排住進了甘露殿，由陛下親自照顧。
皇家有皇家的規矩，不過即使不是皇室，那些貴族世家的孩子也大多由乳母、下人照料，親生父母反而極少自己撫養，更何況當今皇上登基不久，正值日理萬機之時，這一行為直接造成的流言便是，皇後似乎已拖不了多少時日了，故而陛下將親自負責孩子的教養，以此來寬慰皇後之意。
而更加令人震驚的事發生在翌日的早朝上，群臣們竟然發現太子殿下換上了隻有在大典中才穿過的太子朝服跟在陛下後邊，隨後麵色平靜地跪坐在皇帝的左下方。
早朝剛開始的時候，誰也沒有說話，而是都拚命地不留痕跡地向國舅長孫無忌和太子太傅李綱望去，誰知兩人一個是氣定神閑地立著，目不斜視，另一個卻表現得同樣詫異。
隨後，隻聽見皇帝波瀾不驚地說了一聲：“從今日起，太子每日早朝隨朕在兩儀殿聽政，用過午膳後，再由太傅在書房教授課業。”
這完全隻是一句告知而非詢問，甚至連一句形式上的“眾卿家有何異議”都略去了。
即使在太子出現之時，不少人已有猜測，但是當皇帝明白無誤地說出“聽政”二字時，眾人還是驚愕不已。皇權是獨一無二的，而如今皇帝的邊上出現了另一個人，即使是國之儲君、未來的天子，但今上正值盛年，子嗣承繼又毫無隱憂，那麼如今讓年僅八歲的太子殿下如此鄭重地出現在群臣麵前，其宣告的又是什麼呢？是明召天下太子的地位無可動搖，還是……無人敢繼續深想下去。
在位於三公之內，可以參加內朝的官員中，尚書左、右仆射，房玄齡與杜如晦，皆與長孫無忌相交甚深，對皇後也極為敬重，自然不會對皇帝的舉動有所異議。
而侍中王珪在看了一眼魏征後，還是沒能忍住心中的疑惑，不過還是用了比較委婉的語氣出列諫言，認為太子尚還年幼，蒙童授業還未齊備，聽政似有所不妥。
皇帝卻不以為然道：“朕幼時擅於騎馬，好弄弓矢，而讀書甚少，而後方對史籍兵略多有涉及，皇後年十三婚配於朕，不久時逢太穆皇後早逝，家族內務疏於掌管，皇後代為管之，謹言慎行，公正寬厚，眾人無一不服。太子身為朕與皇後的嫡長子，又是將來的一國之君，書中確有聖賢，但仍應及早涉於朝政，才不至於將來隻懂得紙上談兵而禍及家國。”
下臣均再無他言，開始正式論及朝政。
房玄齡先上書道：“啟稟聖上，自貞觀元年七月山東大旱，陛下免其一年租賦，可今年關東各郡縣仍少雨多旱，莊稼收成甚少，關東的地方官奏請聖上望朝廷能否再免其一年賦稅？”
李世民接過鄭吉遞上的奏則，仔細看過後，便交給太子過目，隨即便開口道：“各位卿家有何建議？”
魏征最先進言，認為應當予以免除，天災無可避免，若君王無所行為，百姓無所依靠，則必將造成人禍。
不過，馬上就有人反駁道，魏征本為關東人士，如此言論多有偏頗，且關東今年並無太過嚴重的災情，若是再免其一年的賦稅，對其他地方豈非不公？
在一片爭論聲後，皇帝依然沒有表態，反而轉頭向太子相詢對此事的看法。
起初，所有人都沒有太過在意，盡管他們敬服陛下的雄才大略，皇後的賢德仁厚，但對他們的兒子，一個處於懵懂之年又頗有些頑劣的八歲小兒大多是不以為然的。
承乾恭謹地起身向父皇行過禮後，方才出言相對：“兒臣早前聽說魏大人曾上過一道疏奏上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此也正合‘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意，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現今關東地方官既有上書，百姓受苦，朝廷應當有所慰藉。更何況，關東之地自古便多有紛亂，昔日秦末，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而隋末的起義之士亦多發起於此，父皇早有‘天下大治’之願，必將對關東之地尤為安撫。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倘若關東旱情並不足以免於賦稅而免之，的確有失公允，兒臣以為不如先遣一人親赴山東，既可予以宣慰，又可察看實情，屆時再作決斷也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