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導論(1)(1 / 3)

中華古代文學理論是中華古老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它的現代意義日益顯示出來。中華古代文論無疑帶有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鮮明特點,同時也揭示了文學的某些普遍規律。正是中華古代文論所蘊涵的普遍的規律,把中國文學及其文論與世界的文學及其文論緊緊地聯係起來。

清末民初,中國的學術開始轉型,中國古代文論的學術也開始轉型。從梁啟超和王國維開始,文論的發展由古典形態轉向現代形態,盡管前者主張文學的“功利”論,後者主張文學的“超功利”論。經過許多學人一個世紀的共同努力,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已經蔚為大觀。但是時代在發展,世界文論也在不斷更新。特別是20世紀被稱為“批評的世紀”,文論更新的速度是驚人的。如果說當年王國維以叔本華、尼采的“生命哲學”為參照係,擷取中國古代文論的資源,融合成新的理論的話,那麼我們今天所麵對的參照係,已經是20世紀西方所產生的俄國形式主義批評、英美新批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評、榮格的原型批評、法國的結構主義批評、德裏達的解構主義批評以及新近興起的文化批評等,已經是我們自身在一百年中形成的中國的文學理論現代形態。參照係的重大改變,要求我們以更新的現代視野來觀照、考察、研究中華古代文論。換言之,研究中華古代文論究竟要經過怎樣的現代轉化才能走進中國當下的文學理論園地裏,融化到現代的文學理論中。現在有不少學人正從事這一“轉化”工作。我們嚐試以宏觀的視野、開放的心態、嚴謹的態度,對中華古代文論作一番現代闡釋,參與到這一有意義的研究工作中。

一、本課題的社會現實背景

“五四”的“反傳統主義”和當代的“傳統主義”都以反對平庸、虛偽、俗氣、淺薄為旨歸,都以人的精神現代化為旨歸。“五四”的“反傳統”是要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來擺脫古代傳統文化那種無生氣的麻木的僵死的東西,以實現人的精神的現代化;今天我們承繼文化傳統,是要以傳統文化中的人文倫理精神來擺脫現今流行的拜金主義、拜物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其目的也是促進人的精神的現代化。因此,在建設人的精神的現代化上,它們似乎是相同的。

中華古代文論已經被公認為“國學”的一個重要方麵。為什麼在經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烈的反傳統運動之後,在經過改革開放商業大潮的洗禮之後,在20世紀90年代,在21世紀之初,所謂的“國學”又會熱起來呢?這是偶然的嗎?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說的這不過是某些知識分子“為學術而學術”,以逃避社會喧嚷的無奈行為?這裏我們認為有必要談一談“五四”新文化運動和90年代以來的“國學熱”之間的聯係。

90年代以來,文化界出現了一種呼喚中華古老傳統文明的熱潮。

先秦諸子學派、漢代儒學、魏晉玄學、隋唐達到高峰的佛學、宋明理學、明代心學、清代乾嘉小學等,都被重新拿出來研究。傳統的文學藝術及相關理論的研究熱潮也有增無減。對中華傳統文化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空前的。更不用說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大量印刷和廣泛流傳。《唐詩鑒賞辭典》、《宋詞鑒賞辭典》等的發行,可能創造了書籍發行之最。我手邊的一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唐詩鑒賞辭典》就發行了80多萬冊,到90年代已超過百萬冊。目前不少所謂的暢銷書都在它的麵前“相形見絀”了。在“五四”時期被打倒的“孔家店”之主人孔子,在經曆了近70年後,又被尊為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教育家、古代文明的先驅和聖人。

一部由中國書店1994年出版的規模達280萬字的《孔子文化大典》就是為“隆重紀念孔子誕辰2545年”而作的。在此書題為《孔子———永遠的人類偉人》的“代序”中讚美說:“孔子作為一位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儒家哲學的開山鼻祖,首創儒家學說體係。他的學說、思想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在哲學、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政治學等諸多人文科學領域內均有獨創與建樹,其博大思想,符合中華民族的需求,適應了當時的中國國情,形成了傳之久遠的時代精神。”甚至說:“孔子站在中華民族的前列。‘背著因襲的重擔,肩著黑暗的閘門’,使中國奔向新的未來。”耐人尋味的是用當年反孔先鋒魯迅的話來讚美孔子,其美化孔子之“用心”可謂“良苦”。所謂“新儒學”更是不脛而走,成為學術時髦。老子和莊子開創的道家哲學,也成為香餑餑,受到眾多學者的青睞。一時間,“國學”又成為顯學。連“五四”時期為革命開路的“反傳統主義”也受到各種質疑和詰難。林毓生教授那本廣為人知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集中批判了“五四”時期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的“反傳統主義”,書中說:“這三人的性格、政治和思想傾向方麵的差異影響了他們反傳統主義的特質。但他們卻共同得出了一個相同的基本結論:以全盤否定中國過去為基礎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現代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因此,對‘五四’反傳統主義所以激烈到主張中國傳統應該予以摒棄的問題,是無法從心理的、政治的或社會學的概念來加以解釋的。”(參見[美]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這本書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學界引起廣泛注意。不少學者沿著這條思路對“五四”的“反傳統”進行這樣那樣的批評,似乎“五四”“反傳統”精神不行了。當然,也有人不能理解對傳統文化的鼓吹和對“五四”反傳統的否定,認為這些人又要躲到“故紙堆”裏去討生活,對現實生活采取隔離的態度。爭論甚為激烈。這個新的學術景觀是怎樣出現的呢?是傳統文化變了呢,還是人們的觀念變了?就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境遇”來說,在經過了六七十年代的冷遇後,在80年代改革開放後就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90年代,傳統文化似乎迎來又一個“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