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的傑作大都畫的是山水、翎毛、花卉、樹木、竹子。一幅山水畫裏,在山腳下,或是在河岸邊,總可以看到有個人坐在那裏欣賞自然美,參悟超越天人的妙道……總之,道家對文藝不重實用,而重審美。這就引導文學追求自然、率真、清新,給人以豁朗、曠達、灑脫、浪漫的情懷。李白是一個道家思想比較濃厚的詩人,他的詩就有一種衝破一切網羅的氣勢和無拘無束的浪漫精神。例如他的名篇《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有一種看破一切的、無拘無束的、豁達灑脫的自由精神寓含在其中。道家的文學功能觀可以說是無直接目的的審美的自由,與儒家的重實用的詩學功能觀是很不相同的。
五、儒家、道家、釋家文學思想的互補儒、道詩學觀念的互補性,反映到詩歌創作上,就出現了種種複雜情況。有的詩人身居廟堂之上,卻心隱山林之中;有的詩人身寄山林之中,卻心在廟堂之上;還有的則因進退而異,進時寫美刺之作,退時則以寫山水詩、田園詩自娛。
他們總能在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達到某種平衡。
儒家、道家和釋家的文學觀的確有其對立的方麵。事實上,儒家思想是入世的、現實的、積極的、社會性的;道家思想是出世的、超現實的、消極的、個人性的。儒家著重人倫道德的匡正、禮教的約束,以道德、功用作為詩歌寫作的基本指引;道家著重真性的保存,無為的向往,認為詩應該“妙造自然”,“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儒家的文學觀念有一定的限製,道家的詩學思想則絕不受約束。兩者相反而相成,形成中國文學觀念的主要特色。
儒家、道家、釋家的文學思想也有相同和互補的一麵。這裏我們想指出兩點:
(一)“和”是儒、道、釋三家的交彙點儒家主張在人與人的關係中“以和為貴”。道家則主張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也要“與天地萬物相往來”,與自然保持“和”的關係。
為什麼儒家和道家都主張“和”或“和而不同”呢?這就與先秦儒家和道家所產生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時代背景相關。中國雖然有很長的海岸線,但在長達幾千年的曆史發展中,中國古人迷戀黃河流域,耕作是他們生活的主要來源。這樣,絕大部分人口都從事著農業。
農業收成的好壞,關係到他們生活的好壞。對土地的關切,對在這塊土地上勞動著的人的關切,如何保護好自然,如何組織好農人,成為那時不同派別的思想家共同思考的核心問題。長期以來,古老的中國把人分為四等,這就是士、農、工、商。農是在土地上勞作的農民,士是土地的擁有者,他們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擁有者。
從“無”中生產出“有”,是最值得尊敬的。所以古代中國一直存在著“上農”思想,而對僅僅販運貨物的商人,則有諸多不好的看法(可參見《呂氏春秋》“上農”篇)。先秦的儒家和道家原創者,他們在“上農”這點上是一致的。道家熱愛土地,熱愛自然,土地和自然是農民立足之本,倘若自然遭到破壞,農民就失去根本。他們的理想是“小國寡民”:有各種器具但不使用,老百姓看重生命,但不輕易遷移到其他地方,有舟有車,但不必去乘坐它,有甲兵但不動用,使老百姓恢複結繩記事,政治達到最善的境地,人民各自飲食而感到甘甜,穿衣服覺得美麗,習俗舒適安逸,安居樂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春秋)李耳著,(清)魏源撰:《老子本義》,見《諸子集成》第三冊,65頁。）,這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儒家則熱愛擁有土地和在土地上勞作的人,認為擁有土地和在土地上勞作的人,要有好的組織,他們的理想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就是儒家的“五常”。
還有一點,就是孔子、老子、莊子、孟子都生活於春秋末期或戰國時期,當時出現了“禮崩樂壞”的情況,周王朝的統治力已經衰落,各個諸侯國之間互相征戰,人民痛苦不堪,儒家與道家都想尋找到解決社會問題和安頓人心的方法。他們的理論都是對同一社會現實所作出的應對之路。他們終於都找到了“和”這個基本點。但是道家突出了與自然之“和”,儒家則突出了人倫之“和”。“和”是儒、道兩家的交彙點。可以說,無論哪種“和”,都表現了農人在那個社會環境中所抱的願望與期待。這一交彙點反映到文學觀上就表現為以柔為貴。儒、道和釋三家都主張詩歌要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儒家的“溫柔敦厚”和道家的“清新”、“真趣”、“超脫”,實際上都以“柔”為特點。詩是抒情的,而情發自內心。溫柔敦厚、清新、真趣,是針對詩人發自內心的感情來說的。溫柔的感情對人來說有什麼價值呢?感情大體可以分為三種,即熱的、溫的和冷的。太熱的感情,具有刺激人的作用,刺激過分,就有可能變成昏熱,昏熱就不清醒,就要做出過分的事情來。太冷的感情,則可能變成一種冷漠,使人不易親近,或者成為一種僵凍的生硬。總之,太熱和太冷的感情,都缺少彈性。溫柔敦厚、清新、真趣,則具有彈性和吸引力,因此這種感情對人來說是一種精神的家園,人要是沒有這種家園,是很難生活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