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儒家學派就成為一條永不幹枯的河,長流不息。任何人想割斷它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既然是一個學派,就必然有它合理的東西,這些合理的東西就是生長點,它不斷萌發,產生出更新的東西來。
這是勢之必然。
文學也是這樣,中國的文學傳統不會永遠停留在《詩經》那裏,它在不斷發展、壯大、變異。清代學者顧炎武說: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
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為合格。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為之,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唐人者,以其未嚐不似而未嚐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詩體代降》,933頁,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
顧炎武這裏主要強調的是文學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最後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似”與“不似”的問題。前人的詩作為傳統是根基,如完全“不似”,那麼就失去中國詩的品格;但如果“太似”,則又會失去自己的創造性,所以文學的發展應在對傳統文學的“似與不似”之間進行。這個道理是很深刻的。中國古代文論似乎在“五四”新文化革命後,換了一套新的話語,什麼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似乎一切都是新的。其實並非如此。中國古代文論的最後一人是王國維,中國現代文論最早一人也是王國維。在他那裏既有新的話語,如叔本華、尼采的生命哲學、康德的美學,但同時又保留了“情景交融”、“弦外之音”等古代的話語;而他的文論最偉大的貢獻應是“境界”說的提出與闡發,但這半是古典半是新聲,是新與舊的結合物。魯迅是一位反對封建文化的先鋒,似乎他的思想言論一切都是新的。其實隻要我們仔細地研究,就會發現他身上充滿文化悖論。他的確吸收了新的思想,的確對中國古代的某些東西進行了批判,但同時又熱愛中國古典中優良的傳統。僅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就足見其對中國文學鑽研之深厚。
王國維和魯迅都在與傳統“似與不似”的關係中發展自己的學術。幾十年後,幾百年後,他們的學術又成為傳統的一部分。
誠然,一切事物都要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如果不通曉古代積累的各種資源,要求新變也難。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篇說:
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製,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南朝)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520頁。）劉勰對文學發展史的描述有點厚古薄今,但他認為文學發展中不能“競今疏古”還是對的。尤其他最後的論斷“變則可久,通則不乏”的觀點更為辯證。藐視傳統的作家注定不可能寫出什麼驚世的作品來,因為他沒有民族文化的根底。
更重要的是,中華傳統文化有自己獨特的精微的東西,如果中華民族自身不珍惜,那麼別人也就更不會珍惜。這樣我們先輩創造的寶貴的精神文化就要失傳,這不但是中國的損失,而且也是人類文明的損失。例如我們前麵從王充那裏爬梳出來的“意象”概念,用以說明人類創造的象征型文學,是很深刻的,很有價值的,不但可以解釋過去的作品,連今天的現代派作品的象征意蘊也可以做出某種解釋。我們不整理出來,那麼這個概念、範疇也就湮沒無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