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古詩翻譯成現代漢語,也是一種詮釋。如果客觀地比較一下原詩與譯文,我們立刻會發現,一首很有意境的詩已經變成了蹩腳的散文,詩意和詩味已經完全喪失掉。語言的改變不僅是語言的改變,這背後還有文化的距離。原詩“一片冰心在玉壺”一句,本來是很雅致含蓄的比喻,“玉壺”,就是盛冰的玉壺,這在古代象征著潔白純淨。駱賓王《上齊州張司馬啟》:“加以清規玉舉,湛虛照於玉壺;玄覽露凝,朗機心於水鏡。”又,陸遊《月下三橋泛湖歸三山》:“山橫玉海蒼茫外,人在玉壺縹緲中。”“玉壺”是一種比喻、象征、暗示等,表現出一個人有很高的素養。但翻譯成現代漢語後,原有的文化意味不但喪失了,而且有一種自誇自傲的意思,什麼“我的品行節操高潔無瑕,這正同在玉壺中放置一片冰心一樣”,在謙謙君子古人那裏,怎麼會用此語氣給親友傳話呢?況且“一片冰心”又原樣存在,並沒有翻譯出來。我們這樣說,不是說翻譯錯了,而是說明語言不僅僅是語言,語言也是一種文化,古代漢語中的文化意味,現代漢語中往往詮釋不出來,因為古與今的文化有了變化,有了距離。在對古代文論的詮釋中,情況也是如此。中國古代學人並不是不會用學術術語,但他們常常回避這些術語,而用一種深微的、朦朧的詞語,以表達他們所追求的文化情調。例如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一部可與亞裏士多德的《詩學》相媲美的文論著作,但劉勰用駢體文寫,有的語句很美,本身就是文學創作,但他似乎不追求十分確切的意思。例如把藝術構思中的心理活動叫“神思”,現在一般都詮釋為“藝術想象”,其實劉勰的“神思”與現在文學理論中的“想象”是有不同的,這具有更豐富的意思,我們常常忽略了這一點。
再如“風骨”這個概念,在《文心雕龍》中是很重要的,對後代的文學創作影響很大,但是今人的詮釋歧見紛呈,達十餘種之多,費了很多筆墨,仍然沒有搞得十分清楚,這就是古今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這就說明詮釋根本無法越過文本的障礙,要消除文本與詮釋者之間的差異是十分困難的。詮釋隻能是一種對話,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詮釋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認這種差異的條件下交流對話,展開一個新的意義的世界。
詮釋中華古代文論,要克服兩種傾向:
第一種傾向,即“返回原本”。
“返回原本”隻能是一種願望。中國古人活動的場景已經不可重現。我們無法親身去體驗。一種無法親身目睹並體驗的場景,詮釋者僅憑一些死的資料,是很難“返回原本”的。就如同春秋時期的禮儀,盡管有《周禮》、《儀禮》和《禮記》等一些資料作為根據,但今人要完全複活它,已不可能。又如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定勢”篇,曆來也是眾說紛紜,要真正理解他所說的“勢”也是不容易的。曆史就是曆史,不可能變為活的現實。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按照我們在“導論”中提出的“曆史原則”,盡力考察中華古代文論家們提出某種觀點的曆史背景,盡力摸清楚他們論點的針對性,盡力趨近闡釋對象的本真性,即對被闡釋的對象的意義有真實的了解,對被闡釋的對象豐富複雜的內涵有真實的了解,當然更不可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古人身上。
第二種傾向,即“過度闡釋”。
在詮釋的方法上,無非是“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兩種方法。所謂“過度闡釋”就是在“六經注我”過程中,生硬地勉強地以古人的觀點來印證自己的觀點,甚至把古人的觀點“現代化”,而不顧古人的原文與原意。如前麵所說的劉勰提出的“風骨”概念,有些論者就以“內容與形式”這種現代的概念去套,明顯離開了劉勰原有的意思。但是,我們又不能不對古代的文論進行現代的詮釋。
不進行詮釋,就不能把古代的東西激活,就不能實現古為今用。所以如何獲得闡釋的恰當的分寸,是一個大問題。詮釋隻能從曆史的資料出發,從曆史資料提供的思想出發,翻譯可以翻譯的部分,延伸可以延伸的部分,對應可以對應的部分,比較可以比較的部分,而不能完全用今天的邏輯去推衍古代的邏輯。在文論方麵我們也要把握這個分寸。例如,關於“意象”問題,我們要充分考察王充提出的“意象”與劉勰提出的“意象”的不同,前者是“象征意象”,後者則是“心理意象”,不可不看他們的區別,僅從字麵的意義與今天的一般“藝術形象”相比附,或認為是“象征意象”或“心理意象”之外的另一種具有創造性的觀念。這裏對語境的考察是至關重要的,千萬不可脫離原有的語境孤立地進行任意的解釋。詮釋還必須對自己的詮釋對象的獨特性有深入的了解。中國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各有其獨特的文化品格。一般說,西方的文論是總結創作實踐的結果,是創作經驗的升華。中國古代文論則不完全是從創作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儒、道、釋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文化根基,先有儒、道、釋的哲學,然後再向文論轉化。儒家、道家、釋家的理論都具有詩意,富於想象,這是儒、道、釋哲學向文論轉化的前提。這一點我們在第一章已經作了闡述,我們想強調的是中國文論的生成,常常不是對具體創作經驗的總結,常常是從儒家、道家、釋家概念向文論的轉化。“文以載道”這個“道”,就是儒家之“道”;“虛靜”的創作境界,就是道家體道的境界;“妙悟”則是釋家語向文論術語的變化,如此等等。針對中國古代文論這一獨特性,我們在詮釋的時候,也要體現出方法的獨特性來。或者說在詮釋的時候,應更多考慮文論的文化語境和哲學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