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曆史文化語境”的關鍵。既然我們無法回到曆史現場,獲得本真的曆史真實,那麼我們要進入某個文論家提出某個文論命題的曆史文化語境,就隻能走建構曆史文化語境這條路了。如何重建某個文論家或文論命題的曆史文化語境呢?重建的關鍵在哪裏呢?
“重建”的意思是根據曆史的基本走勢,大體框架,人物與事件的大體定位,甚至推倒有偏見的曆史成案,將曆史資料的磚瓦,進行重新的組合和構建,根據曆史精神,整理出具有規律性的曆史文化語境。這樣一來,“重建”曆史文化語境的關鍵在於“發現”。應該看到,曆史文本不可能完全達到曆史真相的揭示。曆史的真相是曆史人物與事件的原始狀態。它是存在過的,是“有”,但人物與事件的狀態,既千變萬化,又稍縱即逝。它的原始性、複雜性、偶然性、暫時性等,常常是無法把握的。就是親曆現場的人,雖然親睹親聞,也很難完全把握。這樣那些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始性、複雜性、偶然性、暫時性和混沌性,對於任何人來說,就可能從“有”轉到“無”。所謂重建曆史文化語境,就是要重新從“無”中發現“有”。
從原始性中發現現時性,從複雜性中發現一致性,從偶然性中發現必然性,從暫時性中發現規律性。所以重建曆史文化語境,並不是拚湊陳舊的瑣碎的曆史故事和趣事,重要是發現曆史發展或轉型的規律,其中也包括大規律中的小規律。恩格斯談到如何把握曆史的時候說:“整個說來,在曆史現象領域內同樣也是偶然性支配著。不過凡表麵上看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實這種偶然性本身始終是服從於內部的隱藏的規律的。全部問題就在發現這種規律。”（參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曆史科學》,22頁。）恩格斯對於曆史的這種理解,正是我們所講的“曆史文化語境”的核心。“曆史文化語境”是要“把曆史的內容還給曆史”(恩格斯語),發現曆史的必然的聯係。
聯係到中華古文論研究,所謂進入曆史文化語境的考察,就是要在曆史文化的聯係中、在曆史文化發展的規律中去理解文論家、文論文本、文論命題、文論範疇等。為什麼中國古代時代的傳統是“詩言誌”?為什麼孔子把《詩》的作用概括為“興觀群怨”,其曆史文化的根據是什麼?為什麼會在漢代出現儒家最典型的文論《毛詩序》,提出“發乎情,止乎禮義”等觀點?為什麼到了曹丕那裏則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命題?為什麼陸機的《文賦》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的新思想?為什麼在梁代的劉勰那裏提出“神思”作為文學創作的理想?鍾嶸的“以味論詩”有何曆史文化根據?為什麼到了唐代的杜甫,才提出“不薄今人愛古人,清新麗句比為鄰”的思想?韓愈的“文以載道”是在怎樣的曆史文化語境中提出來的?為什麼到了唐末的曆史文化語境中,司空圖提出詩歌的“景外之景,味外之味”的命題?……如果我們把這些問題都要放回到曆史的聯係中即“曆史文化語境”中去考察,那會就有可能獲取中華古文論的真義。
二、煥發新義———現代闡釋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中華古文論能不能為我們今天建設現代的文學理論所用的問題,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當然,建設中國現代文學理論主要應依靠總結中國現當代的文學活動的實踐,但借鑒中國古代文論的精神,煥發古文論的新義,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麵。有人提倡研究文論應該有為學術而學術的問題,不必談用的問題。我的看法是,研究的時候的確要盡可能保持客觀,追求真實、真義。因為既然是文論研究當然要回歸學術。但研究者把真實和真義揭示出來了,就可能進一步思考這研究的結果對於我們今天建設新的現代文論有什麼用的問題。所以“用”的問題也是中華古文論研究題中應有之義。1996年文論界提出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的命題,屬於“用”的問題,當時提出的問題的確有其意義,這一點是要充分肯定的。
既然要“用”,就麵臨一個現代闡釋的問題。對此,我認為可以從淺層與深層來考察:
從淺層說,中華古文論的某些概念、範疇,經過較淺層次的解釋,已成為現當代文論的構成部分,直接進入現代文論的體係。換言之,中國現當代的文論中,已經內在地包含了不少古文論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