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莊轉型：一個觀察農村變遷的視角
中國農村改革與轉型的30年實踐，正在衝擊我們所熟悉的農村、農業與農民理論。有些衝擊顯在而有趣，足以直接改變成見。例如，通常認為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時代的國家或地區，農民、農業、農村的現代改造會充滿經濟、政治與社會的震蕩，往往會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的瓶頸；基本結局則是農村衰落，大批農民轉移為城市人口，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份額減少並經曆現代化改造。但是，中國農村改革卻是整個國家改革中最活躍的部分，農村30年間的進步總體上也並沒有伴生農村衰落現象，反而有可能趨向於2004年聯合國治理理事會“人類居住項目”第19次會議所期望的城鄉聯結模式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Urban·RuralLinkages：AnAnnotatedBibliography1994—2004.UN·HABITAT，2004.；通過農業耕作、非農經濟以及小城鎮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等，農村經濟和農業經濟繼續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盡管大量人口還在農村，但是貧困人口卻急速減少。
為此，2008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把中國視為全球減貧最成功的國家，認為“過去十年，農村地區的貧困率得到降低，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舉世矚目的減貧成果”該報告指出：根據每天1.08美元的國際貧困線計算，發展中國家的整體貧困率僅從1993年的37%降至2002年的30%；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貧困率僅從35%降至32%，農村地區的貧困人口僅從10億減少到9億。按照每天2.15美元貧困線的高標準計算，貧困率僅從78%下降至70%，貧困人口僅從22億減少到21億。相比之下，(1)過去25年，中國農村減貧成就為全球最高。1981—2001年，中國的貧困率從53%降至8%，5億人擺脫了貧困。(2)中國的減貧成就主要歸功於農村人口減貧。1980—2001年，中國農村貧困率從76%降至12%，農村減貧取得成就約為整體成就的四分之三。(3)農村地區貧困率的大幅下降主要歸功於農村地區的發展、停留在農村地區人口的實際貧困率降低，而不是源自於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
研究者具體指出：1981—1985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銳減，歸功於1978年開始的農業體製與政策的改革激發了個體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些改革包括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政府采購價格的提升和部分商品的價格自由化等；部分則得益於高產量雜交水稻對於農業產量的急劇提升(同前，第52頁)。此後，改革開創的農村非農經濟領域又提供了農業閑置人口的就業和收入機會。但是，有些研究者明確認為，縱觀全過程，工業和服務業對減貧的貢獻不能與農業增長的貢獻相提並論(Ravallion,MartinandShaohuaChen.China·s(Uneven)ProgressAgainstPoverty.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4，82(1)，pp.142)。。在世行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說明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小農戶作用、以農業促發展是明智選擇。
然而，也有一些衝擊顯得影響深遠、複雜而足以引發歧見。例如，中國農村的一係列政治改革和市場化改革，固然應該被讚譽為“靜悄悄的革命”或“無聲的革命”Goodman,DavidS.etal.China·sQuietRevolution：NewInteractionsbetweenStateandSociety.Melbourne：LongmanCheshire,1994.劉亞偉編：《無聲的革命——村民直選的曆史、現實和未來》，西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但是，站在反對過於信任市場力量的角度看，中國農村遠未經受布洛維所謂市場化“第三波”的衝擊麥克·布洛維：《公共社會學》，沈原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仍然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中國能否最終從一個農業國家成功轉型為現代化、城市化國家，仍將取決於能否排除農村麵臨的風險，包括進一步在農村確立起市場與經濟、社會的恰當關係。
這類情況表明，中國農村30年的變化尚有待於係統分析。而且，由於農村的變遷仍處在展開過程中，這種分析一方麵是如何推進農村改革實踐的必要思考形式，另一方麵則極具理論生趣和挑戰性，甚至分析問題的視角本身都還有待審議。
在研究者現在提供的各種觀察農村30年變遷的視角中，有兩種很有代表性。第一種是農業部官員新著《中國農村改革三十年》所代表的樸素歸納類型。該書指出：30年農村改革，(1)就主要內容而言，“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農村經曆了一係列波瀾壯闊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製、改革農村土地製度、改革農產品流通體製、改革農村金融和財政稅收製度、改革鄉村治理機製、推進農業產業化、促進鄉鎮企業發展、發展小城鎮和推進新農村建設等”。(2)就主要成就而言，“中國的農村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製度取代了人民公社製度，建立了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新經濟體製框架”；由此，農村生產力得到發展，農業結束了短缺時代，農業生產結構從種植業為主轉向多種經營，鄉鎮企業和非農產業帶動了農村的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轉變以及小城鎮的發展，開創了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促成農民收入的來源多元化和較快增長，農民生活有了極大的改善，農村經濟社會進入建設新農村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新階段。(3)就主要動力而言，“體製改革和技術進步構成了推動中國農村發展的兩個車輪”。(4)就主要經驗而言，包括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循序漸進。(5)就未來趨勢而言，需要從“農”字本身、工業化與城鎮化背景、全球化背景三個層次考慮“三農”問題，等等。宋洪遠主編：《中國農村改革三十年》，中國農業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6—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