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在我們看來，農村，首先是指村莊。所謂農村，它所指涉的人口、土地、組織與文化，在中國首先是與村莊單元聯係在一起的，即：農民大部分還被組織在村莊之中；農業主要發生在村莊所屬的土地上；村莊的文化對於農村人口最具有可分享性和紐帶作用。
因此，在一般意義上說，農村、農業、農民的變遷，首先會表現為村莊的變遷，不清楚村莊的問題與前景等於不清楚“三農”問題及其前景。但是，關於農村改革與變遷的討論，在視角上顯然較為忽視村莊轉型——近十幾年來關於村莊問題的研究則明顯集中於村民自治、村莊治理的特定領域。就中國農村30年轉型的議題而言，忽略村莊視角意味著至少忽略了三個事實：
一是村莊在過去的農村一向是家庭之上的重要共同體，毛丹：《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關於尖山下村單位化的觀察與闡釋》，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經過1949年以後近30年間國家對農村組織化梳理後積累的行政村建製，更是農村一個有實質意義的基本單位——在政治上，行政村是農村基層自治的單元；在經濟上，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體製結束後，農村集體土地歸村民集體所有，行政村實際上對農村集體土地有相對最明確的所有權；在文化上，行政村是農村居民的主要社區單位。所以，農村不僅首先指村莊，而且現在首先是指行政村所轄的社區、居民和土地等；農村轉型首先是村莊轉型，村莊的轉型則集中呈現農村的變遷。
二是由於中國農村人口大部分移入城市將有一個漫長過程，因而大量村莊今後仍將長期存在，發揮組織農村人口生活生產的功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村莊數量隨著城市化進程趨向減少，20世紀90年代中期全國約有80多萬個行政村，經過“撤並歸”，2007年仍有60多萬個行政村。今後幾十年內，中國仍然會有大量人口滯留於農村，村莊轉型仍將是今後農村轉型的基本層麵和基本問題。
三是國家並非隻有單純減少村莊這一種發展選擇。套用2004年聯合國治理理事會“人類居住項目”的表述：雖然在現實條件上農村的經濟、社會、環境不同於城市，甚至是與城市分離的，但是發展的關鍵卻在於要把城市與農村視為一個係統的兩個有機部分，應該通過提升聯結城市與農村的基礎設施網絡，並且同時通過二級、三級城市(按：在中國當指城鎮、中心村鎮等)的中介，形成城市與農村的聯結，使城市為農村發展提供市場貿易機會、信息和工作，扮演農村發展的引擎，而農村則為城市生產提供需求。農村與城市的聯結，可以被理解為城鄉之間人員、資金、商品、就業、信息和技術的流動。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Urban·RuralLinkages：AnAnnotatedBibliography1994—2004.UN·HABITAT，2004，pp.35.就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務實地麵對村莊大量、長期存在的現實，著力發展良性、積極的城鄉經濟聯結和城鄉社區銜接，應該是一種合理的發展選擇。對於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國際上很多研究者都重新認識到：城鄉聯結是一個重大問題；關於什麼是城鄉之間的自然聯結，以及如何謀求城鄉之間積極的互動機製，仍然有許多東西需要研究。參見Lynch,Kenneth.Rural·UrbanInteractionintheDevelopingWorld.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5，p.179.
基於以上情況，本書選擇從村莊轉型的視角來討論中國農村30年的變遷與轉型，把農村的轉型首先、集中理解為村莊的轉型。
當然，關於村莊轉型，客觀上可以從村莊關係、村莊形態等多重角度作出描述和分析。限於能力，本書討論關係轉型並先側重於村莊外部關係的轉型，而暫時延擱形態轉型等問題。站在關係轉型的角度，本書預備把中國農村30年間的變遷表述為：村莊從農業共同體到城鄉社區銜接帶之弱質自治社區的大轉型。其主要含義是指：(1)經濟共同體轉型——基於農業和農民半市場化、半受非市場化保護的政策環境，以及雙層經營而農戶經營實際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經營環境，村莊從人民公社體製下的集體大隊，轉向具有不確定性的社區經濟共同體。(2)治理共同體轉型——基於村民自治的製度安排和地方性實踐突破，村莊從國家的基層治理單位轉向國家與社會共同治理的單位，鄉土性公共領域得到初步生長。(3)村莊作為農民社區的轉型——從傳統農業社區開始轉向城鄉社區銜接帶的弱質端。由本書所承擔的特定任務所決定，這裏隻集中討論浙江的村莊轉型。但是，由於浙江村莊30年間的轉變，被很多人認為在整個中國農村地區具有某種先發展、先轉型的意義，我寧願把議題表述為“中國村莊的大轉型——基於浙江省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