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公共產品供給的城鄉不均衡）。另一方麵，公務員通過任命產生，缺乏工作壓力，從而使激勵機製發揮作用的空間不大。政府機構及其官僚沒有降低成本、追求利潤的激勵機製，官僚的目標並非利潤最大化，而是預算、機構規模的最大化。監督機製不健全、監督信息不對稱使得各級紀律檢查機構的工作效率低下。
政府失靈的原因：（1）“政治人”誤區——內部性。傳統理論假定政治家和官僚超越個人主義為公眾利益工作，政府失靈的原因隻是偶然的操作失誤並且可以由政府自身加以糾正。唐斯證明，政治家、官僚與消費者和廠商一樣，都是利己的“經濟人”，指望“經濟人”一旦成為政治家和官僚就會突然改變自己的偏好、行為動機，由關心個人利益變為關心公共利益，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妄想。由“經濟人”個體組成的政府自然會把個人利益帶到政府的公共決策中，這種現象被稱為內部效應或內部性，內部性是政府失靈的主要原因。自利的、追求預算最大化的官僚必然會導致政府活動效率低下。（2）政府公共決策的失誤。製定和實施公共政策，以政策、法規及行政手段來矯正市場失靈，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基本手段。公共決策涵蓋的領域通常是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領域。公共決策失誤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麵：第一，公共利益的不確定。政府及其成員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但是阿羅不可能定理證明，麵對社會成員的不同偏好，政府不可能計算出社會福利函數的最優解，在何為“公共利益”都不確定的情況下，“為公共利益服務”隻是借口和托辭。第二，投票規則自身存在缺陷。直接民主製中存在循環投票、投票悖論和偏好顯示是否真實等問題；間接民主製中的突出問題是被選出的代表由於“經濟人”特性而往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第三，不完整信息。公共部門製定和實施決策時同樣麵臨著信息不完全這一約束條件。不完全信息下的公共決策往往導致決策失誤。受領導人個人偏好或利益集團左右確立的政策，未必與公眾迫切關心的問題有關。
（3）不成功的政企博弈。政府管製和幹預必然增加企業成本，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與政府博弈。政府行動的成敗往往取決於企業是否可以洞察政府意圖並采取相應的對策。由於政策在決策和實施上存在一定的時滯，漏洞必然存在。此外，政府與企業之間往往存在信息不對稱，處於信息弱勢的政府在博弈中經常處於下風，而且，政府官員也容易成為企業界的俘虜。（4）官僚機構的低效率導致政府失靈。官僚主義是影響政府效率的首要原因。官僚機構低效率的原因有：官僚機構掌控大量社會資源，壟斷公共物品的供給，缺乏競爭；政府官員作為自利的經濟人，力求升遷擴大手中權力，缺乏追求公共利潤的驅動力；對政府官員的監督不力，導致尋租漏洞的存在；政府機構的內在擴張性導致機構龐大臃腫，缺乏組織效率。（5）尋租和腐敗導致資源浪費和政府失靈（第二章將詳細論述）。
（四）建設政府信用的意義
首先，良好的政府信用可以維護規範的市場秩序，降低企業、個人與政府打交道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米爾頓·弗裏德曼認為，“政府應維護法律和秩序，界定產權，充當我們修改產權和其他經濟博弈規則的根據，裁決在解釋規則上出現的爭端，強製執行契約，促進競爭，提高一個貨幣框架，從事抵消技術壟斷的活動”。市場自發產生的信譽機製，需要經過多次的重複博弈，從而浪費大量的資源。政府從法律角度確立製度，率先垂範，規定市場主體決策的邊界，可以保證市場的規範化。穩定的規則可以增加理性預期的確定性，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兼具規則的製定者和市場主體雙重身份，必須信守承諾，踐履自己製定的規則，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其次，政策的穩定程度和政府的信譽，已經成為影響投資的重要變量。穩定的產權可以激勵投資，產權的界定在於政府政策，穩定連續透明的政策有助於穩定預期，吸引投資，帶來經濟長久持續的增長。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政府的信用已經成為決定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流向的重要因素，因為穩定的政策、守信的政府可以降低非市場性風險，穩定預期收益。
再次，政府信用是社會信用係統的核心和支柱，是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等其他社會信用形式的基礎。根據信用的主體不同，可以將信用分為國家信用、政府信用、政黨信用、企業信用、個人信用等，這些不同的信用主體所體現的信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構成完整的社會信用係統。政府信用貫穿於政府與公眾的互動關係之中。政府的每一項決策，公務員的一言一行，都體現著政府信用。當個人和企業失信時，受損方可以訴諸法律、政府或信譽機製來解決，但是政府失信將動搖社會和個人信用的基礎，對於政府官員而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最後，政府信用能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體現中國特色又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市場經濟是法製經濟和信用經濟，是依靠秩序、規則和信用維係其存在和運行的經濟。市場中的公平競爭需要嚴格依照信用規則來進行，信用規則的確立和維係必須依賴政府和政府信用。首先，政府為市場競爭製定遊戲規則和信用規則，並運用行政、經濟和法律手段保障規則的遵守和履行。其次，政府是市場信用的表率和楷模。在市場經濟中，隻有政府首先做到誠實守信，才能為市場運行提高信用示範與表率。如果政府誠信規則不穩定，就會增大人們預期的不確定性，導致人們隻追求短期利益。在一個政府信用缺失的社會，不可能建立起誠信的市場經濟，沒有政府信用的規範引導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有良性的運行和發展。
三、政府信用的特征
政府信用是整個信用體係的核心部分，因此，政府信用也具有信用的一般特征：
第一，信息不對稱。政府對於其組織內部的運作、人員安排、利益傾向及資源配置等情況有比較清晰的把握，並且可以借助某些法律、規章使信息內部化（如重大公共事故的傷亡人數曾一度不公開），處於信息弱勢地位的公眾很難有通暢的渠道獲得相關信息。造成信息不對稱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政府壟斷信息資源，公眾在信息公開中缺位。政府機關是政府信息的創造者和擁有者，政府信息來源於政府行為中相關行政程序、決策程序、會議活動，這使得政府成為天然的信息優勢者。其次，政府信息向社會和公眾傳導的方式存在阻滯。我國政府目前信息公開方式單一，隻有政府主動通過公報、新聞媒體、發布會、公告等方式的信息公開，還沒有建立和實行依公民申請而公開信息的機製。不對稱信息給契約的履行注入了風險，公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承擔了這種風險。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越大，公眾承擔的風險概率就越高，有可能引發政府公共信用危機。
第二，不完全契約。現代經濟學中的契約概念，實際上是將所有的市場交易（無論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顯性的還是隱性的）都看作是一種契約關係，並將此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要素。由於個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環境的複雜性、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全性，契約的當事人或仲裁者無法證實或觀察一切，就造成契約條款是不完全的，需要設計不同的機製應對契約條款的不完全性。哈特認為，一個不完全契約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修正並需要重新協商，重新協商的過程會產生許多成本。沿著這一思路，威廉姆森直接把“契約人”作為他的交易成本經濟理論的假定條件。他認為，交易費用經濟學有兩個重要的行為假定：一是有限理性；二是人的動因自然是機會主義，這是人們為實現目標而尋求自我利益的深層次條件。第一個假定表明，由於人們的有限理性，締約者想要簽訂一個包括對付未來隨機事件的詳盡的契約條款是不可能的；第二個假定表明，由於機會主義的存在，僅僅相信締約者的口頭承諾是天真的，現實中的契約人時時刻刻會損人利己。
第三，重複博弈。信用的建立依賴於交易雙方的重複博弈，如果是一次博弈，雙方的最優策略都是不講信用，合作機製也就無法維係。較早對重複博弈的合作均衡的形成的研究來自於Luce和Raiffa（1957），Shubik（1959）以及Friedman（1971）總結出的無名氏定理（folk theorem），以及Rubinstein（1979）、Fudenberg和Maskin（1986）的擴展和完善。該定理說明，在無限次重複博弈中，如果參與人有足夠的耐心，對雙方均有利的合作均衡則可以作為子博弈精練納什均衡出現。也就是說，隻要參與人交易的維續概率足夠大，即交易具有長期性，且交易雙方對未來收益的貼現足夠高，則雙方將從長期利益出發來維持相互的合作。因為在單個階段的囚徒博弈中，自利的個體沉迷於機會主義行為而無法形成信用與合作，對他們來講，不管對方采取何種行動，選擇背叛永遠是占優的策略。信用在單階段的交易中是無法實現的，除非有其他的保障機製。而具有長期利益的參與者之間則容易建立信用關係，因為講信用的長期預期收益大於失信行為帶來的短期投機收益，權衡利弊，選擇誠實守信是理性經濟人的最優選擇。
與信用體係中其他信用形式相比，政府信用有以下特征：
第一，集體性。政府是一個集體性概念，從橫向看，政府由多個不同的職能部門組成；從縱向看，政府由多個層級構成；從主體看，政府由大小不同的政府官員和公務人員組成。政府信用體現在政府行為中，是公眾對政府行為的評價。政府行為是一種集體行為，無論是管理活動還是服務行為，從決策、計劃到實施，都是集體意誌的表達（至於這種行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眾利益，需另當別論）。集體信用不是政府官員個人信用的簡單加總，必須用一套有效的製度安排來明確政府公職人員的責任歸屬，促使其有效合作，最大程度地避免失信行為。作為集體信用的政府信用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如果某個政府官員、某個政府部門、某個地方政府發生了失信行為，負的外部性使人們對政府的其他官員、其他部門甚至政府總體產生不信任；如果政府守信，會對社會產生一種示範效應，成為良好的社會信用行為、信用秩序的引導者。
第二，強勢性。在整個社會信用體係中，政府信用比個人信用和企業信用的影響更為廣泛和深遠。個人信用和企業信用主要表現在經濟和倫理方麵。個人和企業的失信行為造成的影響往往隻涉及交易對方，因此，這種影響是有限的和局部的；而且，企業和個人在交往和商業活動中有很大的選擇空間。政府信用涵蓋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是一個結構複雜、內容豐富的大係統。政府信用的建立曆時長遠，一旦政府去主動破壞，重建成本極其高昂，民眾在失信的政府麵前也很少有選擇餘地。政府信用運行的基礎是具有強製性和單方性的公共權力，運用公共權力對經濟社會事務進行太多的幹涉，會導致公眾的弱勢地位。
第三，政府信用的剛性。政府信用的剛性是指政府信用隻能不斷加強，不可削弱。對公民來說，現實的政府信用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政府失去信用會給政府的管理和公共服務造成壓力，甚至威脅到政府的執政危機。例如，國有企業改革造成了大批的下崗失業人員，橫向比較，在國有壟斷企業裏工作的人員收入水平居高不下，失去工作的同時心理失衡，片麵覺得自己是改革的“犧牲品”，是政府對部分企業、部分人員的失信。因此，在國有企業改革深化的過程中，政府承擔著很大的信任壓力。政府信用的剛性特征要求政府必須不斷建立和完善管理機製和監督機製，不斷提升自己的信譽與能力，鞏固自己的信譽形象，增強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