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領域的轉型
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展開和深入，我國政治領域的轉型主要是指由高度集權的傳統政治體製向現代民主政治體製轉型，即政治體製運作由改革開放前的高度集權體製向改革開放後的適度分權體製轉變、由過分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向規範的憲政體製轉變；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民族區域自治製度不斷完善；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切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基本形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從以黨代法、經驗執政、高度集權向依法執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轉變；政府職能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由管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由“細職能、大政府”向“粗職能、小政府”轉變；人權事業健康發展，基層民主活力增強，公民政治參與的方式正在向多渠道、製度化、規範化方向發展。總之，以革新幹部人事製度、加強法製建設、完善民主政治、黨政職能分開、適度下放權力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製改革正逐漸展開、不斷深入。
（三）思想文化的轉型
思想文化作為觀念上層建築深深植根於社會經濟基礎之中，其發展變革往往由經濟形態和經濟結構的變動引起並與這種變動過程相伴隨。正如馬克思指出：每一曆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曆史所賴以確定的基礎。思想文化轉型集中表現在由反映自然半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體製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精神文化轉型，由過去封閉、單一、僵化的傳統文化向當今開放的、多元的、批判性的現代文化轉變。社會本位、能力本位、競爭本位等自主性、主體性社會政治文化日益獲得蓬勃發展的良好土壤和必要條件。在世俗文化層麵上，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工商業文化、信息文化逐步取代農業文化。在政治文化層麵上，開始由傳統君主文化向現代民主文化、由封建“臣民文化”向現代公民文化的根本轉型；精神文化的生產方式由原來隻注重政治性和社會效益向既弘揚主旋律又提倡多樣化、既注重社會效益又注重經濟效益轉變；精神文化的管理方式由高度統一的行政管理向產業化管理方式轉變；文化的發展由原來的閉關鎖國向擴大對外交流和對外開放轉變。在主流意識形態層麵，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要求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思想理論和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社會主義法製觀念，逐步取代被曲解和教條化的社會主義觀念以及傳統的政治倫理觀念。上述種種觀念的轉變，涉及全中國、全社會，甚至每一家庭，每一個人，因此其失衡程度、撞擊力、衝突性難以估量。
（四）社會結構的轉型
社會階層結構正從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為主的階層結構向利益主體、社會階層和職業群體的多元化轉變；社會結構正從同質的單一性社會向異質的多樣性社會轉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正從國家與社會的同構走向國家與社會的分離；社會管理方式由戶籍製、單位製、身份製等單一行政管理向行政管理與社會自我管理相結合的方式轉變；社會流動壁壘逐步被拆除，社會流動進一步加快、擴大；城鄉結構開始由原來“二元結構”向城市化方向邁進。社會管理逐步完善，社會大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在我國當前所處的加速轉型期，經濟、政治、思想、社會的轉型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廣度比任何時期都要深刻，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轉型是社會協調發展、進步的重要標誌，但在實際過程中，新的社會要素生成和舊的社會要素衰亡，造成新舊兩種體製、兩種觀念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空前激烈，社會不和諧與政治不穩定因素增多，給執政黨社會整合功能的發揮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新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