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實效果看，美國主導的聯合國的確比英國主導的“國聯”強一些，至今還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美國主導的聯合國也有嚴重的問題。例如，美國對聯合國的態度以及操縱聯合國的手段令很多國家不滿。一方麵美國對聯合國抱很大的蔑視，“一再踐踏《聯合國憲章》；不僅如此，它還故意拖欠聯合國會費，幾乎使聯合國陷入破產的境地。美國的許多領導人以及新聞媒體還經常詆毀聯合國，誤導美國公眾對聯合國的看法”。另一方麵，美國又在聯合國行使很大的、幾乎不受限製的權力，本尼斯夫人說：“美國控製聯合國幾乎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隻要美國想施展它的力量左右聯合國，那麼，聯合國是否采取行動、這種行動是否能夠獲得成功等最終都取決於美國的意誌。”這種現象在“冷戰”結束以後更為常見，因為那時的美國一心想建立一個唯我獨尊的單極世界。雖然近七十年裏沒有爆發世界大戰，但是美國繞開聯合國，在其“先發製人”的政策下，多次發動針對別國的戰爭。與此同時，美國還要求自己能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聯合國日益成為擺設，世界也日益陷入長期無政府狀態。美國的單極政策，顯然已難以繼續。
中美兩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將有助於聯合國的改革，更好地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對此，中國並不是要與美國輪流擔當聯合國的領導，而是更多地參與聯合國的管理，讓聯合國真正變成一個表達各國民主意願的場所，並使聯合國“世界政府”的功能逐漸成形。對此，美國和中國都需要改變過去的心態。1995年，美國學者埃茲拉·沃格爾（中文名傅高義）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果中國繼續像人們預料的那樣日益強大，美國如何才能最恰當地鼓勵它將其體製與世界其他國家聯係起來，與設法維持全球秩序的其他國家發展合作關係，而不是進行對抗呢？”美國的這種心態在二十年前非常普遍，就好像在中國的一個班級裏，老師和好學生們成天琢磨如何幫助一個“差生”。就算那個“差生”還比較聰明，學起來很快，但老師和好學生們還是擔心那個“差生”的壞脾氣可能會給大家惹麻煩。這種心態很長時間裏在中國人自己身上也存在，甚至更嚴重。剛與西方接觸時，中國把自己當什麼都不懂的“差生”，被國際社會接納便有受寵若驚的感覺，並時刻向西方表達：別著急，我以後會像你們希望的那樣，變得同你們一樣。
我認為，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中美雙方都要改變這一心態。美國與中國，不單純是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就算某些領域存在這樣的事實，隨著中國的發展，中美也應該像基辛格所說的“共同進化”那樣，成為平等的互為師生的關係。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誰都不能排除向別人學習的可能，但那是在平等基礎上的互相學習和借鑒。退一步說，不管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即便在一些領域中國的確不如美國，但中國依然有美國缺乏的獨到之處。因此，在中美相互學習、借鑒的狀態中，一千二百多年前韓愈在《師說》中所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早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哲學態度之一。
對於聯合國的改革，中國古代的“天下觀”是有借鑒價值的。隻不過在中國古人那裏，天下的中心是中國。現在，對於中美未來的合作而言，天下的中心可以是聯合國。“天下觀”中藩屬國的朝貢製度事實上可以改造為世界各國與聯合國的新關係。這一關係的核心是：對聯合國權威的認可，而聯合國權威的行使，不以武力為第一手段；如果有行使武力的必要，必須在道德層麵上、在世界各國的民主層麵上站得住腳。當然，聯合國權威的背後，是中美兩國共同的實力。
就軍事實力來說，未來中美兩國軍事高度互信，即便不聯合采取軍事行動，單獨一方也已經足夠強大，至少對美國來說，已難有敵手。就經濟實力來說，未來中美兩國加起來的經濟實力約占世界40%，加上中美兩國各自輻射、覆蓋的經濟圈，經濟實力占世界80%以上，隻要協調得好，對於世界經濟將產生決定性影響，中美兩國在相互信賴的基礎上充分合作，依靠聯合國這個平台，完全可以構建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例如，形成全球一體的世界糧食儲備製度，共同致力於在全球消除貧困的目標；形成超主權國際貨幣，共同致力於公平公正的國際金融秩序的建立；形成全球性利益調節機製，共同致力於地區矛盾的解決；等等。這樣一個前景目前還隻是理想，它的實現還需要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共同參與，但它確實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