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聯合國的改革，加大和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在形成世界政府方向上逐步推進，涉及一個問題，即主權和超主權的關係問題。歐洲自威斯特伐利亞體係建立以來，幾百年間，國家主權是最為強大的存在，由此形成理論上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關係。自“國聯”和“聯合國”建立以來，都試圖改變主權國家林立的國際體係，歐洲一體化是其表現之一。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主權國家看成是“諸侯國”，那麼，聯合國的建立實際上是想在世界範圍內形成“周天子”號令天下的局麵。美國主導的聯合國在這個問題上做得並不成功。美國七十年來的實踐，更多是“挾天子以令諸侯”，靠幾個盟友或不斷變換結盟方式來管理世界。當老盟友和美國自身實力下降，當世界利益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美國的老辦法也需要與時俱進。
所謂“人權高於主權”“普世價值”等是在國際關係中試圖形成超主權權力的嚐試。但美國的嚐試並不成功。在“人權高於主權”的實踐中，美國常常甚至一貫表露出雙重標準。我認為，以“人權”來批評某國、幹涉某國的方式未必需要完全否定，然而，這需要行使這項權力的國家或機構具有言行一致的道德威望。美國在批評別國人權狀況時，事實上自己的人權紀錄也並不美妙。未來超主權的權力方式未必需要隻拿人權一項標準來衡量。即使是人權標準，也應該在全球民主的基礎上加以探討和修正，為此，對現行《聯合國憲章》進行修訂、補充也是有必要的。中美之間形成新型大國關係除了雙邊關係外，對於世界的一個重大的意義將是，通過一係列多邊條約和對聯合國體製的改革，改變威斯特伐利亞體係所形成的主權國家體係，形成主權與超主權和諧共存的新國際體係，這對於全人類將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是支持“世界政府”構想的當代最著名的曆史學家，不過，他對世界政府的構想與從聯合國過渡到世界政府的構想不同，他稱之為“世界國家”，湯因此認為：
世界的政治、精神統一是無法由西歐人來為人類完成的……如果要使被西歐所動蕩的人類生活再度安定，進而如果要在人類社會中把西歐的變動性穩定為非破壞性活力的程度，那這種變化的創始者必須在西歐之外的世界去尋找，可以想象它可能在中國出現。
……就中國人來說，數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將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向世界顯示了這種政治、文化上的統一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其理由即在於此……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一點上，現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式的中華民族。
不論稱為世界政府還是世界國家，西方文化長期難以將其變為現實。從法律層麵上說，四百多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亞體係是一個障礙，這個法律體係構建了主權獨立國家的普遍模式，使得主權個性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人類共性。中國曆史上的“天下觀”事實上是一種已經超越主權獨立國家意識的、對人類共性的模糊狀態。因此，當西方人來到中國以他們主權獨立國家的強硬方式對待中國時，中國的態度並不積極。很長時間裏，人們將中國對待西方的態度看成是保守、拒絕，但事實上，從世界政府的角度看，中國當年對待西方的態度其實是不願屈尊、不願倒退，不願從模糊的世界政府地位降格為一個獨立對等的主權國家。如今，隨著中國的日益發展，隨著西方文明也試圖成立世界政府，中國的“天下觀”將再次激發活力，並結合當今世界的現實做出適應性改造，使之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不同的是，對於這樣一個全人類的共同方向，不論英國還是美國，都毫無經驗，都是初次嚐試。而對於中國，即使不能完全照搬曆史，至少也是有長期豐富經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