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瀾（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人民教育家、中國民主同盟傑出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中國德高望重的國家領導人之一。他自清末保路運動以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生涯中，發表了許多演講，撰寫了不少著述、函劄、文電及公牘。這些資料不僅記錄了他個人愛國憂民、追求真理的一生，同時也從一個方麵反映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艱難曆程……
——摘自《張瀾文集·後記》
一、他為什麼要身穿長袍
我的父親是“民主人士”，因此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張瀾先生身穿長袍、麵留長須，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開國大典的那張照片。
20世紀50年代，胡適與蔣介石在台灣。胡適蹺著二郎腿，滿麵笑容。
老照片之所以彌足珍貴，是因為其中包含著出人意料的曆史信息。然而多年來，我卻一直沒有充分解讀的能力。直到最近，才好像略有所悟。
這感悟大概與下麵兩件事有關。
一是2008年年底，我去安徽績溪參加“紀念胡適誕辰117周年學術研討會”時，台灣“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潘光哲主任在會上展示了一張大家熟悉的照片。照片上的蔣介石正襟危坐，非常嚴肅，坐在旁邊的胡適卻蹺著二郎腿，滿麵笑容。為此潘先生感慨地說：“在那個時候，除了胡適之外，誰敢在蔣介石麵前有這樣的表現！”
二是2009年年初，我讀了《張東蓀和他的時代》。書中選用了一張1949年民盟代表團在中南海的合影，並向讀者介紹說：在這18個人中間，隻有張瀾和張東蓀穿著長袍；相比之下，“最在意裝束的史良”，已經穿上當時最時髦的列寧裝了（《張東蓀和他的時代》，79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在傳統文化中，“衣冠服飾”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不僅是社會形態與正統地位的標誌，也包含著人們對現實的態度與角色的認同。1949年後，中山裝和列寧服成為一種社會時尚。據說在開國大典前夕，周恩來曾撥出專款讓張瀾置辦服裝，張以不願耗費公帑而謝絕這筆款項。於是，在新中國開國大典上，張瀾雖然貴為國家副主席，但依然是布衣長袍，給人一種深刻印象。
除此之外，張瀾之所以要身著長袍，恐怕還有另外一層意思。
自古以來，搞政治的人都離不開軍隊。但是以張瀾為首的中國民主同盟，卻是一個以文人為主體、以“從不沾手軍隊”為宗旨的政治組織。再加上舊時代的文人習慣於穿長袍，因此張瀾及其同人被稱為“長袍先生”（同上，294頁）。
也許人們會懷疑這樣的分析有些勉強，但隻要讀一讀《張瀾文集》，特別是其中的一封信、一篇文章和一個提案，就會有釋疑解惑的作用。
張瀾先生身穿長袍、麵留長須，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開國大典。
1949年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團在中南海的合影，隻有張瀾和張東蓀穿著長袍；相比之下，“最在意裝束的史良”，已經穿上當時最時髦的列寧裝了。
二、致蔣介石的一封信
張瀾一生曾多次致信蔣介石，這裏隻介紹1943年7月6日所寫的那封信。當時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但是國內形勢卻不容樂觀。於是張瀾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首先指出：“……國際戰事，雖勝利可期，而國內政治情形，則憂危未已。”這種“憂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人才未能集中，二是民意未能伸張，三是黨爭未能消弭。這一切，主要是因為不能實行民主政治。
緊接著張瀾分析說：第一，所謂人才，本來是供國家使用的。但是現在政府用人，卻隻問黨籍，不問才幹。這樣一來，那些才智賢能之士不僅會遭到排斥，還可能為敵人所用。因此隻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製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所謂民意，就是民之好惡。但是現在民意機關的代表，都要由黨部和政府指定。這等於是隻有黨意、官意，唯獨沒有民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批評政府，指責時弊，就會被視為反動。另外，由於“官吏敷衍，惟肆貪汙”，再加上“人民遭受壓抑、痛苦百端，……厭恨之情到處可見”，因此隻有實行民主政治，並“廢除言論、思想、出版的統治與檢查”，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才能建立一個“政治修明，人心悅服”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