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甫的這一想法，與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的思想完全一致。
五、中國旅行社的成立
1923年，有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在西南邊陲昆明舉行。陳光甫認為，與會人員一定需要旅行服務，便主動與會議組織者聯係，表示可以派訓練有素的人員到車站、碼頭接送，還可以提供舟車、食宿等方麵的服務。與此同時，他還向交通部提出申請，要求代售京漢、津浦、京綏、京奉、滬寧、滬杭甬等六大路線的火車票。
為了適應上述變化，陳光甫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增設旅行部，專門從事這項業務。旅行部開業後，很快在北京、天津、南京、漢口、蘇州、鎮江、濟南、蚌埠、奉天（沈陽）、無錫等地成立分部，並將售票業務擴大到公路、水路和航空領域。旅客隻要購買他們的客票，就可以放心上路，沿途的吃飯住宿與行李托運，都由他們經辦。
1924年，陳光甫又出新招，在銀行推出旅行支票的業務。當時中國貨幣尚未統一，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的紙幣都有各自的流通區域，所以使用起來極不方便。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旅行支票問世後，因為在全國各地都可以使用兌現，再加上萬一丟了還可以掛失，因此很受歡迎。除此之外，凡是為旅客服務的事情，比如組織團體旅遊，發行旅行雜誌，為出國留學生代辦手續等，旅行部都可以提供。
旅行部成立之初，出現入不敷出、連年虧損的狀況，許多股東和職員紛紛提出應該叫停，但陳光甫卻不為所動。他認為，旅行部雖然收支失衡，但是卻因為服務至上的原則，頗受社會好評，這種廣告效應可以為銀行帶來更多客戶。
1927年，正當北伐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之際，陳光甫為了謀求迸一步發展，從銀行撥出5萬元，將旅行部正式改組為中國旅行社。
中國旅行社成立後，不僅代售車票、船票、機票，就連上廬山乘坐轎子，遊西湖雇用車船，也在其服務範圍之內。除此之外，陳光甫還著手辦了以下幾件事：
第一，為了發展旅遊事業，中國旅行社組織各種旅遊團體，鼓勵國人遊覽本國名勝或出國觀光旅行。
第二，為了適應商業貿易的需要，中國旅行社代辦輪船與鐵路的貨物聯運。
第三，為了向旅客提供食宿條件，中國旅行社在各地設立分社和招待所。其中有西北大廈（蘭州）、洪都招待所（南昌）、西京招待所（西安）和首都飯店（南京）。後者有“設備新穎、建築宏麗”的美譽。
第四，為了方便旅客，向他們介紹風土人情、名勝古跡、食宿條件，中國旅行社編印了《旅行手冊》，並創辦了《旅行雜誌》。
六、陳光甫與中國政治
作為一位著名的金融家，陳光甫與近代中國政治有著不解之緣。早在北伐戰爭期間，他就以“蘇滬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份，幫助蔣介石發行國庫券與公債13600萬元。所謂“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得力於江浙財團支持”的說法，顯然與這件事密切相關。
抗日戰爭前夕，陳光甫代表中國政府與美國簽訂了“白銀協定”，從而穩定了中國貨幣。抗戰爆發後，他認為在此民族存亡之際，銀行能保存一分資金，就是為國家增添一分元氣，為抗戰增加一分力量。不久，他又與美國政府經過磋商，在“桐油借款”和“滇錫借款”等重大問題上達成協議。1941年，他擔任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主席，為在戰時穩定法幣作出了貢獻。
抗戰勝利後，陳光甫敏感地看到：“所謂資本主義之經濟已演變為福利經濟。”因此他認為，應該把提高人民之生活水準定為戰後中國經濟建設的目標。在此基礎上，他還提出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有美國援助。這種援助不但要體現在資金、技術和科學方麵，而且應該包括美國的民主政治製度。基於這樣一個理念，他擬定《戰後國內外業務擴展計劃》，希望為中國經濟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遺憾的是，由於內戰爆發，陳光甫的計劃根本不可能實現。
1949年陳光甫出走香港，1954年定居台灣，並在台北設立上海商業銀行總管理處。與此同時，台灣“中國旅行社”也重新注冊成立。盡管如此，當年輝煌已經無法再現。1976年，陳光甫在台北逝世，享年9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