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梁漱溟一生隻有一個外國朋友，他就是“性格古怪的德國音樂家衛西琴”（《梁漱溟傳》，150頁，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梁先生特立獨行，交友慎重。泰戈爾訪華時，二人在徐誌摩的撮合下見了一麵。泰翁對他十分欣賞，他卻沒有把對方引為同調。於是人們不禁要問，梁為什麼會選擇一個“性格古怪”，甚至是被視為瘋子、騙子（《梁漱溟全集》第四卷，811頁，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的人做朋友呢？
衛西琴（Alfred Westharp），又名衛中，是一位德國銀行家的兒子。關於他的生卒年代，我沒有看到可靠資料。最近翻閱《晨報副刊》，見民國十五年（1926）三月上甸連載了《衛中先生的自述》，其中有“頭幾天，是四十三年以來，頭一次外人問我要我自己的傳記”雲雲，估計他可能是1882年或1883年生人。從《自述》還可以看出，衛的父親出身貧寒，上學時常以樹上掉下來的果實充饑，成年後又因沒錢而結婚很晚，所以養成一種“急於求財”的心理。為此，他總是喋喋不休地對兒子說：“你在學校得了多少分？考了第幾名？將來能掙多少錢？沒錢怎能娶媳婦？”衛西琴對此十分反感，認為父親簡直是一個專為物質奔忙的庸人。相比之下，他的母親也是一個脾氣暴躁、沒有文化的鄉下人。她的日常活動，除了“專拿物質去揮霍”外，就是“摔桌子，打板凳，罵小孩子，罵底下人”。因此衛西琴說，母親的粗野毀壞了他的身體，父親的庸俗毀壞了他的精神。
20世紀30年代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梁漱溟。
衛西琴的早年生活可分三個階段：從4歲起經常跟父親去看戲，這是他接受啟蒙教育的主要形式；13歲時開始對音樂著迷，希望能從中找到生命的真諦；17歲上大學，先後在幾所學校讀過文學、醫學、化學、博物學，25歲獲得音樂博士學位。
衛西琴認為，在人的感覺係統中，聽覺屬最高一級，與心最近，與智慧相通，對人格影響最大，所以在諸多藝術形式中，音樂離人的精神最近，可以給人最大的力量。可見他對音樂的理解，已經深入心理學層麵。梁漱溟認為衛的說法“確有見地”，與我們所謂禮樂乃治國之本的古訓，是一個道理。梁還說，衛西琴的演奏也很獨特，他先把聽眾安排在一個昏暗的地方，然後自己進入帷幔，脫得一絲不掛，才能開始彈琴。之所以如此，是為了避免光線的刺激和衣服的束縛。此外，他還要提醒大家：“演奏時不得咳嗽，否則我就要很厲害地發怒。”梁先生聆聽的是貝多芬的一支曲子，他的印象是“非常強烈、勇猛”，最能代表西洋精神。演奏結束後，衛“竟渾身流汗，非立刻洗澡不可”。（《梁漱溟全集》第二卷，123頁）
由於性格古怪，妻子說他是瘋子，他自己也看不慣周圍的一切，於是他決意離開德國。此後，他在法國參觀美術展覽時發現了東方文化的魅力，在英國接受了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最後於民國初年經印度來到中國。衛西琴說，他本來對中國文化非常崇拜，不料到了上海後卻極為失望。他發現，中國人正在盲目模仿西方，從服飾、建築到教育、音樂，到處“都是讓我仇恨的”東西，至於中國固有的文化和精神，卻無處可尋，無人可問。兩年後他離開上海去了日本。
過了半年，衛西琴“接到北京的電報”再度來華。他在北京僅僅住了三個月，就買好船票叉要離開。他認為，日本已經度過模仿的時代，“中國卻正在模仿的路上”。正在這時，嚴複來信挽留，原因是要翻譯他所寫的《中國教育議》。梁漱溟說，這篇譯文在《庸言》報發表時，“頗為士林屬目”；但他拜讀後，卻有一種條理不清、空有慨歎的感覺。他又找到衛氏的其他著述，反複研讀，仍然是“莫窺究竟”。他懷疑此人學問空疏，言之無物。
由於嚴複的推薦，衛西琴在天津中國教育聯合會演講多次，並與社會名流多有接觸。盡管如此，他還是難覓知音，隻好到保定去教音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聲明改入美國籍”（《梁漱溟全集》第四卷，810頁）。大約在五四運動以後，衛西琴應閻錫山邀請到山西辦學。當時，閻錫山正在山西大力推行新政。閻請他來，是要他主持外國文言學校。該校於1919年8月成立，據1921年編纂的《山西現行政治綱要》介紹，它的獨特之處，一是“學生皆屬十六歲以內，畢業後分送各國留學”，二是“學生每日工作二小時，蓋合乎工讀主義也”（見該書255頁）。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也說：這所學校“采取自覺教育法，不雇工友，學生分工料理日常生活事項。（閻）先生常蒞校與衛先生研究哲學，並為學生講話。後改為‘大通學院’”（見該書第一冊353～354頁）。過去我既不理解“大通”的含義，又以為學校改名是閻錫山的主意，讀了梁漱溟之後才明白其來曆。梁在《介紹衛中先生的學說》中說：“他在教育中最要緊的意思，或其根本道理，就是感覺應當上通於心，心應當下通於感覺，往複相通不要隔離；所以他自名其在山西所辦的學校名叫大通學校。”（《梁漱溟全集》第四卷，816頁）由此可見，閻錫山對衛西琴相當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