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牛友蘭毀家紓難
“晉西事變”爆發後，閻錫山曾連續舉行高級軍政人員會議商討對策。二戰區政治部主任梁化之也同牛蔭冠、劉岱峰等人多次密談，希望不要把事態擴大。後來，閻錫山還“召見牛蔭冠、劉岱峰、呂調元、胡西安、粱膺庸、陳光鬥、線韶芳等，商量解決晉西事變問題。陳光鬥首先發言主張實行和平解決，接著牛蔭冠、劉岱峰等發言，主張懲辦王靖國、陳長捷，認為決死二縱隊是正義行動，應該支持”。閻錫山聽了他們的發言後“拍桌大怒”，認為“如此說就沒有商談的餘地”。過了幾天，梁化之以犧盟會核心組織民族革命青年團的名義，發表《告犧盟、決死隊全體書》，指出張文昂（決死二縱隊政委）、韓鈞是“左傾盲動”行為，破壞了統一戰線，並要求和平解決“晉西事變”。過了幾天，牛蔭冠等人“聯名發表了一個《關於晉西政變》的小冊子，主要內容是支持決死二縱隊的正義行動”。（同上，161～163頁）
在這種情況下，27歲的牛蔭冠於12月9日把新婚妻子送回晉西北，準備隨時出走。不久，閻錫山派牛蔭冠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代表的名義去河南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談判。牛蔭冠認為這是閻錫山借刀殺人之計，他在離開駐地之後，勒過馬頭投奔了延安。到達陝北綏德之後，他又在王震、滕代遠的安排下轉赴晉西北，回到老家興縣。1940年年初，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他出任行署副主任（主任是續範亭）兼黨組書記。
就在牛蔭冠返回家鄉之前，犧盟會在興縣已經非常活躍。他的父親牛友蘭為了支持犧盟會的工作，決定每月贈送100元大洋為活動經費。120師到達晉西北後，牛友蘭聽說八路軍沒有棉衣，還急需一批資金和糧食，便帶頭捐獻2.3萬元大洋、150石糧食和大批棉花、布匹。這些大洋成為劉少白創辦興縣農民銀行的主要基金（銀行基金為3萬元），所捐棉花、布匹，解決了八路軍一個團的冬裝問題。（《晉綏愛國民主人士牛友蘭》，18頁，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牛蔭冠回來後，新政權正麵臨嚴重的經濟危機，牛友蘭又在1940年3月主動拿出3萬元（法幣），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在《牛友蘭先生傳略》中還有這樣的記錄：1941年，邊區政府“采取過激措施征集糧、款。牛友蘭先生雖然處境也很困難，但能為政府排憂解難，再大困難也在所不惜，他表示：‘不惜犧牲一切，追隨全區同胞在政府領導下，共圖複興民族國家，各種抗日負擔提前辦理，絕不人後。’邊區政府在全區開展擴兵、獻糧、獻金、做軍鞋的‘四大動員’中，牛友蘭先生捐出8000銀圓和125石糧食，並動員本家婦女捐獻金銀首飾，支援抗戰。”（同上，18～19頁）如此數額的個人捐獻，不僅在當地絕無僅有，在中共曆史上也不多見。
為了解決戰爭造成的物資緊缺狀況，牛友蘭早在1937年就受犧盟會委任縣長張幹丞的委托，籌款1萬元，辦起了興縣民眾產銷合作社和興縣紡織廠（後改為晉西北紡織廠），解決了部隊和機關的被服供應。當時工人千活屬於抗日救亡活動，沒有報酬，牛友蘭就動員自己的家屬和親戚到工廠勞動。1941年，行署以牛先生年事已高為由，派人接替他的廠長職務，工廠產權、產品、利潤也歸政府所有。牛友蘭離開工廠時沒有索要籌建資金和任何財物。此外，他還鼓勵牛家許多人參加革命，侄女牛蔭英、牛蔭蟬因此而犧牲。（同上，19～20頁）
1942年，牛友蘭率晉西北士紳參觀團赴延安訪問，受到毛澤東等人接待。回來後他在《抗戰日報》上撰文介紹此行印象，把延安比為“創建新中國的試驗場”，把毛澤東譽為“場內的一位偉大的工程師”。他還說：“延安的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從延安看到了中國的未來，看到了新時代的曙光。”抗戰勝利後，牛友蘭寫過《議會的新舊對比》、《痛悼“四八”死難烈士》等詩文，還不斷發表斥責國民黨政權的言論。（同上，151～158頁）
從許多材料可以看出，為了革命，為了抗戰，牛友蘭很早就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了。1941年4月2日《抗戰日報》刊登一篇記者采訪，說牛友蘭從1942年開始，就離開蔡家崖“住在×村一個破落的院子裏”（《晉綏愛國民主人士牛友蘭》，159頁）。《興縣文史資料》第六輯有一篇文章說：“1940年2月，晉西北行署民政處了布《減租減息辦法》後，牛友蘭將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賬等契約賬簿一並銷毀，減輕了興縣人民的負擔”（同上，84頁）。但是，到了土改的時候，他仍然在劫難逃，成為鬥爭的主要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