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山西的“大院”很多，最著名的有喬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和常家莊園。這些大院大多集中在山西中部，即比較富庶的晉中盆地，而我要介紹的牛家大院，卻坐落在貧瘠的晉西北地區。不過，你可不要小瞧這個牛家大院，由於它有一段“輝煌的曆史”，如今這裏是晉綏革命紀念館，承擔著革命傳統教育的功能。
說到牛家大院，老一代人難免會想起當年的蔡家崖“鬥牛大會”。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曆史公案已經很少有人知道。
那是1947年，劉少奇主持的全國土改會議還沒有結束，晉綏邊區就再次掀起土改高潮。當時，興縣李家灣的地主李韶榮因為交不出底財，被關押在縣政府內。為了對他進一步施加壓力，又把他的兒子抓了起來，兒子說不知道，又把他十來歲的孫子也抓起來。李家媳婦走投無路，哭哭啼啼找到劉少白，說一人犯法，為什麼要讓兒孫頂罪？當時劉少白以黨外人士的身份（其實是地下黨員）擔任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後來毛澤東稱之為開明紳士。劉認為她說得有理，便直接上書晉綏分局書記李井泉。沒想到李見信後大發雷霆，將這封信交給邊區公安局長，並在分局黨校的講演中大罵劉少白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捐獻土地是假開明，是想收買人心，與牛友蘭一路貨色。（劉武雄：《回憶伯父二三事》，《貢生·士紳·共產黨人：劉少白》，130頁，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於是劉少白被武裝人員從縣城押送回黑峪口，在1947年9月下旬接受數千人的批鬥，並當場被撤銷副議長職務。
李井泉破口大罵的另一個人牛友蘭，是興縣地區首富。當年八路軍120師開到這裏，牛家將自己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園全部捐獻出來，供軍區司令部和邊區行政公署使用，賀龍、李井泉、續範亭等人就長期住在牛家大院。毛澤東1948年路過晉綏時，也住在這裏。牛友蘭不僅捐獻了自己家的住宅，還把兒女和幾乎全部財產也貢獻給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然而有誰知道，就在1947年土改的時候，牛家父子的遭遇比劉氏兄弟更淒慘，也更駭人聽聞。
二、出身於北大清華的牛氏父子
牛友蘭，字照芝，1885年出生於山西興縣蔡家崖村。據說興縣牛氏於明末清初從陝西米脂遷來時，家境比較貧寒，直到牛友蘭的父輩才富裕起來。牛友蘭的父親叫牛錫瑗，他不僅雇了長工，還讓五個兒子讀書，其中除長子早逝外，次子牛照荃、三子牛照藻都在外麵做過縣官，寄回來的錢由四子牛照藩投資土地和工商業。抗日戰爭前夕，牛家除五座宅院、一所花園和兩幹多坰土地外，還在城裏開了“複慶永”、“福興永”等商號，成為當地首屈一指的富戶。
牛友蘭排行第五，他1906年考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開始接觸新思想，逐漸“認識到中國貧窮落後是因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所致，為使中國能富強，遂立誌追隨孫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革命，從事社會改革和發展新文化教育事業”。（《晉綏愛國民主人士牛友蘭》，10頁，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1909年，牛友蘭因病輟學回家，遂結婚生子。據說大兒子出生時，正值他二哥和三哥在外做官的消息傳回家中，老父親說這是雙喜臨門，便給孫子取了個小名叫“官子”。但是牛友蘭不喜歡這個“官”字，便改為“冠子”，取名“蔭冠”。
牛友蘭回鄉後，正值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之際，為改變家鄉落後麵貌，他投身於教育事業，與劉少白一道創辦了興縣第二高級小學和興縣中學。為了破除迷信，他曾經搗毀廟裏神像，因此有人說他父母去世是神靈的懲罰。後來，他還參與反對國民黨的愛國學生運動和抗日救亡活動。
牛蔭冠長大後，先在父親辦的學校讀書，後來考入太原進山中學。高中畢業後，他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於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電機係。清華大學自1929年送走最後一批留美預備班學生後，開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培養人才，“以求中華民族在學術上之獨立發展，而完成建設新中國之使命”（《國立清華大學校條例》，轉引自《抗戰前的清華大學》，80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1931年梅貽琦擔任校長後，為了配合教育部發展實科教育的政策，以適應社會需要，決定在原有土木工程係的基礎上，增加機械、電機兩係，成立工學院。梅校長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在美國專攻電機專業，為此他劃出專區，拔出專款，除了將原工藝館改為土木工程館外，還新建了水力試驗館、電機工程館、機械工程館和有關工場、實驗室及風洞等教學設施。這些設施少數由本校教師設計製造，大部分從歐美先進國家購買，與美國一般大學的水平不相上下。難怪在清華工學院上述四館落成時，北洋大學工學院院長李書華會說出這樣的話：“以具有四十年曆史之北洋工學院，與現在之清華大學工學院相較，不啻天淵之別。”（同上，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