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楊二人的再次見麵是在1948年夏天。當時，楊剛才從美國歸來，準備策動《大公報》起義。而蕭乾卻被郭沫若指責為“黑色”反動文藝的代表人物。在楊剛的勸說下，一貫以“不帶地圖”的旅人自居的蕭乾，終於“按圖索驥”地逃到香港，準備參加所謂《大公報》起義。正在這時，英國劍橋大學專門派漢學家何倫教授來找他，請他前去執教。何倫是捷克人。他列舉了發生在東歐的大量事實，說明“知識分子同共產黨的蜜月長不了”，希望蕭乾慎重行事。與此同時，有人給蕭乾送來《斯大林傳》，讓他看看蘇聯肅反運動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也有人幫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去英國，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返回大陸。經過徹夜不眠的思考，特別是想到楊剛在他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蕭乾終於選擇了“前途危機四伏”的下策：回大陸成為共產黨的幹部。（蕭乾：《往事三瞥》）
新的生活開始後，蕭乾雖然還是從事編輯寫作工作，並決心以滿腔的熱情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但是他卻被一種嚴重的不信任所包圍。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正準備參加一個代表團赴英國訪問，卻在臨行的前一天被無緣無故取消資格，這與當年《大公報》送他們出國形成鮮明的對照。相比之下，楊剛正深得周恩來器重，忙得不可開交：她先後在外交部、總理辦公室和中宣部等要害部門工作，協助周恩來處理過朝鮮問題和許多重大的國際事務。1955年，為了加強《人民日報》的對外宣傳，周恩來調楊剛擔任該報副總編輯，分管國際評論工作。當時，楊已經是年過半百，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也許是過於疲勞吧，據說她一天要吸四五十支香煙。
半年後，一場車禍突然發生，給她留下了腦震蕩後遺症。經過一段療養，楊剛開始分管《人民日報》的文藝副刊，並聘請蕭乾擔任文藝部顧問。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後，由於過分單純，過分真誠，蕭乾於五月底寫了一篇長文寄給《人民日報》。文章寄出後。蕭夫人文潔若放心不下，讓他打電話追回，但是該報負責人卻說他的文章對黨整風有益，不要有什麼顧慮。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關於反右的指示已經在一定範圍內傳達，這就使“有益”雲雲成為一個明顯的圈套。果然，文章見報後僅僅一周，《人民日報》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因此，蕭乾就幾乎成了最後一個自投羅網的大“右派”。這使他感到備受愚弄。
在此期間，我不知道楊剛是否了解事情的全部。就是了解，恐怕她也愛莫能助。翻閱當年的《人民日報》，我看到就在上述社論發表的第二天，文藝版上有一首署名“金銀花”的長詩——《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據說此乃楊剛的傑作。但令人不解的是，此後不久，她突然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於是，人們禁不住也要問上一句：這是為什麼？
多年來楊剛孑然一身，隻有遠在蘇聯留學的女兒是她唯一的親人，她不可能因為家庭而自尋短見，所以一般人都把她的自殺歸咎於那次令人生疑的車禍，說事故發生之後，她的精神就有點反常。也有人說，去世前一天，她參加了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大會，因為她早年與丁玲有過交往，而大會對丁玲“曆史問題”的嚴厲清算又刺激了她（楊剛在三十年代初因為與黨小組長意見不合，曾經賭氣脫黨），才使她作出如此選擇。還有人說，她在擔任周恩來外交秘書的時候，丟失過一個重要的筆記本，上麵記錄著國家領導人的談話，這才是她自殺的真正原因……
除此而外，她本人對自殺的看法也許更有助於後人探明事情的真相。抗日戰爭時期，楊剛在寫給費正清的一封信中說：“我想，中國人在生活上堅持不懈的信念可以闡明某種道理。……我們極少有人自殺。”（《費正清對華回憶錄》，326頁）1950年，她得知自己的老師馬蒂遜教授在波士頓自殺後，又寫下這祥的話：
通常我們容易把自殺歸咎於自殺者的軟弱。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說法是對的。尤其是當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作生死鬥爭的時候，基本上屬於進步力量的個人或由於不堪忍受反動勢力的壓迫，或由於鬥爭激烈、勝負不分、形勢混亂而產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見前途的情況，便決心以一死來解決一切。這種事情總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但是單純地從個人的因素來解釋那一個人不願意活下去的原因，並不足以說明什麼，尤其是馬蒂遜，本質上是美國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優良繼承者。他死，是因為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他未能取得階級鬥爭的思想內容、而又失去了他舊日的精神依據。（《美國劄記》22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