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7日，是楊剛逝世四十周年。為此，有關方麵在北京召開紀念會，《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國婦女》等報刊也發表了紀念文章。在這期間，我不知道蕭乾先生是否又寫了點什麼；但是從他晚年的文字生涯中，人們不難看到，他不僅為《楊剛文集》的編輯出版付出大量心血，而且很早就將自己的哀思訴諸筆墨了。可見在楊剛的熟人中，蕭乾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一個，盡管他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同誌”。
蕭乾與楊剛是20年代末在燕京大學認識的。據蕭回憶，1929年夏天，他經曆了“夢之穀”的初戀之後，從汕頭回到北平，因沒有文憑，便進入燕大國文專修班就讀。在校期間，他曾經參加過包貴思教授組織的家庭朗誦會。會上，一位言辭鋒利、舉止大方的女同學非常引人注目，她叫楊繽，就是後來的楊剛。
楊剛（1905—1957）
楊剛出生於官宦人家。其父楊會康原是清朝舊臣，民國以後在江西、湖北擔任過政務廳長、財政廳長和代理省長等職務。楊會康比較開明，為了讓女兒接受新式教育，便把她送入教會學校。北伐戰爭中，楊剛因父親被農民協會逮捕，曾陷入痛苦的深淵。絕望之際，她僅僅是讀了幾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就開始傾心於革命。這在當時的年輕人中是很普通的事。進入大學後，經鄭侃（後來成為她的丈夫）介紹，她“抱著和親人永別與去死的心境提出了入黨要求”（楊剛《自傳》，轉引自《新聞界人物（十）》，15頁，新華出版社，1989年版），選擇了獻身於革命理想的人生之路。相比之下，蕭乾卻正好相反，他出身於一個漢化了的蒙族貧民家庭，在經曆了大革命的洗禮之後，他主動退出共青團組織，決心要做一個“不帶地圖的旅人”。也就是說，當時他雖然也是一個熱情奔放的年輕人，卻對理論和“主義”失去興趣。所以，當楊剛像大姐姐似的，將一本又一本革命書籍借給他的時候，他怎麼也讀不進去。於是在他們交往中，就出現了如此耐人尋味的一幕——
有一次兩個人在圓明園散步，楊剛責問蕭乾：“這麼重要的理論，你為什麼讀不下去！這不是隨隨便便的書，這是革命真理！”
“理論，理論，充其量也不過是張地圖。這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體驗那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訪人生！”蕭乾賭氣說。
“你就這麼橫衝直撞，不帶張地圖？”
“沒有地圖照樣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於冒險性。”
“當心你會棹進深淵裏去，或者在大森林裏迷了路，給老虎吃掉。”
（《蕭乾》，13頁，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年版）
思想認識的分歧和價值取向的不同，似乎並沒有影響他們的友誼。不久，蕭乾靠楊剛弄到的一張假文憑考入輔仁大學，成為一名正式的大學生；楊剛則因為參加遊行示威而被捕入獄。兩三年後，當兩人經曆了各自的曲折道路叉回到燕京大學時，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幫助斯諾選編《活著的中國》——正在等待著他們。
《活著的中國》與《西行漫記》被譽為斯諾向世界介紹中國的姊妹篇。當時，斯諾剛剛來到燕京大學執教，喜歡與學生們交往；蕭乾很快就成了他們家的座上客。斯諾得知蕭已在《大公報》上發表小說，並與外國人編過介紹中國的刊物時，便希望蕭能幫他編一本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書籍。蕭征得斯諾同意，邀請楊剛也來參加。幾十年後蕭乾還清楚記得，當年燕京大學的校內郵政，“是為了便於男女生談戀愛的。但我同楊剛相互間寫的信，幾乎都是關於作品的意見”（《燕大文史資料》第六輯，18頁）。他還說，楊的信寫得很精彩，直到“文革”前夕，他還保存了一手提箱她的來信。可見他是多麼珍視這樣的友誼。
1939年，蕭正在香港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收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來信，邀請他去執教，於是他向報社推薦楊剛接替自己的工作。報社總經理胡政之聽說楊是共產黨員，準備另選他人，蕭力陳己見，終於使胡政之接受了他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