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是飲譽海內外的一份民間大報，其“不黨、不私、不偏、不盲”的辦報宗旨為世人所稱道。但是被夏衍戲稱為“浩烈之徒”的楊剛卻對此不感興趣。假如不是地下黨的決定，她也許不肯前來俯就。盡管如此，我還是以為她的才能是在進入《大公報》以後，才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前不久愛潑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些國際人士成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目標。為了幫助他們撤離香港，楊剛“做了大量細致的準備工作，包括把我從我的住所和工作地點秘密轉移”。（《光明日報》1997年10月29日）據另一篇文章介紹，在轉移中，楊把愛潑斯坦帶到自己隱蔽的一家醫院，讓醫生在他“腿上劃上一刀，作為被彈片擦傷的病人，方才在醫院安頓了下來”。（《新聞界人物（十）》，54頁）隨後，經愛氏夫婦介紹，她還與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前往江浙前線采訪。采訪中，她克服了常人無法想象的困難，寫下一係列膾炙人口的戰地通訊，並以《東南行》結集出版。這些文章既為國人激賞，也被外國人稱道。一位美國駐華武官說，這是“他所讀到的最好報道”（《費正清對華回憶錄》，326頁，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
1943年，楊剛奉命來到戰時陪都重慶，以《大公報》編輯兼外交記者的身份，往來於駐華外交使節和國際友人中間，並結識了年輕的費正清博士。當時，費是美國戰略情報局派駐中國的負責人。為獲得更多情報，他開始與“左派人士”交往，楊剛和龔澎就是其中的兩位。在費正清的眼裏，楊剛身材苗條，容貌秀雅，性格剛烈。她雖然“不具龔澎的魅力，也未公開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出現”，但是卻喜歡“以更鋒利的筆調”，從“更廣闊的哲學背景來探索中國的前途問題”。交往中，他們建立了書信聯係。費從楊的來信中發現，她不僅是個“非常嚴肅和虔誠的觀察家”，而且還是一個很有見地的分析家。費甚至感到，與楊進行“討論真是上帝給我的恩賜，得到這麼一位朋友是多麼幸運”。與此同時，費認為從名字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理想和價值取向，因為這個“剛”字是表示“鋼”的性格，而所謂鋼的性格，正是“斯大林的幽靈”！（同上，324～327頁）。
這時候，楊剛萌生了去美國留學並考察美國社會的念頭。1944年3月，在費正清和包貴思等人的幫助下，她收到哈佛大學女子學院的入學通知書，並獲得為期一年的獎學金。根據當局規定，凡出國人員必須進中央訓練團受訓，但楊剛卻寧肯不出國也不去受訓。後來，經胡政之努力，由蔣介石特批，她才免於受訓去了美國。在那裏，她又寫下了一批精彩的通訊，並結成另外一個集子——《美國劄記》。
第二年，為了采訪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蕭乾從歐洲戰場來到美國，與楊剛在舊金山重逢。想當年，由於走得太急，蕭在赴英之前都來不及與楊見麵，沒想到闊別十年之後，竟會在異國他鄉相見。對此，傳記作家李輝這樣寫道：“在舊金山，一走下火車，蕭乾就聽到一聲興奮的喊叫。多麼熟悉的女性聲音，一下子把蕭乾帶進一種仿佛喝醉了酒的境界。”（《蕭乾傳》，226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在這次采訪中，蕭乾敏感地發現，盡管聯合國的成立和納粹德國的投降為中國帶來了和平的希望，但如果國共兩黨還要為各自的利益而爭鬥的話，那就很可能爆發大規模內戰。為此，他在散步中向楊剛傾吐了心中的憂慮。楊剛告訴他，“共產黨是不會打內戰的，關鍵是要看國民黨願不願意實行憲政，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在當時，盡管楊剛非常樂觀，非常自信，“她的情緒似乎感染了蕭乾，但仍不能完全打消他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嚴肅性的憂慮，甚至恐懼”。（同上，238頁）在後來的接觸中，細心的蕭乾又發現：在楊剛的眼裏，有一絲不太容易覺察的傷感和憂鬱；在她的談吐中，也夾雜著幾聲輕微的歎息。蕭不知道她究竟是內心有什麼矛盾，還是在其他方麵遇上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