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處文字足以證明，楊剛既不可能成為她所謂“極少”數中的一個，也不至於“軟弱無力”到“以一死來解決一切”。倘若這一判斷不錯的話，那麼我們對於楊剛之死，就隻能套用她對馬蒂遜的分析來解釋了：她的死，是因為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她既沒有洞悉“階級鬥爭”的真實目的，又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楊剛去世的時候，蕭乾已被打成右派，正在聽候發落。當他在報紙上看到楊剛的名字加了黑框框時，真想用自己的“戴罪之身”來換取她的新生。這時，他難免會想起兩個月前與楊剛最後一次見麵的情景：當時，楊在談話中時有歎息，臉上還露出悲戚的神情……
七十年代末，楊剛的獨生女兒鄭光迪與蕭乾取得聯係。她說，“七七事變”後，母親要離開北平，曾把她寄養在包貴思家裏。這使蕭想起了多年來潛藏在心中的一個啞謎：“共產黨員楊剛怎麼會與篤信宗教的包貴思那麼親近？”不久，蕭乾重訪美國，曾為解開這個啞謎作了努力。在美國，蕭不僅找到了楊剛寫給包教授的部分書信和楊的英文自傳，還發現包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蕭乾說，盡管這部小說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難以卒讀，但是他卻發現，在包貴思心目中，楊剛究竟是怎樣一種形象。
小說中，作者以自己和楊剛為原型，塑造了女傳教士簡和女革命家柳這兩個形象。柳出身於官僚家庭，她雖然長期在教會學校讀書，卻因為生來就是一個叛逆者和探索者而皈依了革命。在簡看來，柳雖然找到了生命的意義，找到了為之獻身的“主義”，但是卻陷入一個嚴重的誤區：她把“主義”所標榜的政治製度當成一種宗教的教義。這使我想到費正清對龔澎和楊剛的評價：“他們向其同胞傳播自己的信仰時，已具備了贏得信徒的條件”。（《費正清對華回憶錄》，327頁）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外國友人的這種感覺，給我們反思曆史提供了一種新的角度。
小說中的一些細節與現實也很接近。為參加革命，柳曾經把剛出生的女兒寄養在簡的家裏。簡表示：隻要孩子在我身邊，我就要用我的愛和智慧來對待她；但是柳卻強調說：“孩子的前途要掌握在我的手裏。”簡認為柳的想法不可思議，便對她說：“在這一點上，咱們的見解又不一致了。孩子的前途既不掌握在我手裏也不掌握在你手裏。”（《燕大文史資料》第二輯，134頁）這不僅僅是中西文化的差異，更是新舊觀念的不同。看到這裏，我不禁要問：倘若柳的父親也像柳一樣，為了掌握她的命運，就不能容忍她所做的一切的話，那又會怎麼樣呢？曆史好像是有意要捉弄善良的人們。想到這裏，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評價楊會康先生的“開明”。
蕭乾還看到，簡在一封信中對柳作了如下介紹：“她是我多年前的一個學生，和我十分親密。……我們長談過。我就好像暴風雨中的一株孤樹。我傾聽她對我們時代種種罪愆的憤怒譴責，我無可反駁。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誌們變得冷酷無情。我感到她這個充滿活力的人總是處於緊張狀態中。她沒有一點悠閑心情，永遠也達不到恬靜的境地。”（同上）
有意思的是，北平和平解放後，楊剛曾經帶著女兒拜訪過包貴思教授。當時，楊已經是新中國的高級幹部，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但是她的衣著用度卻極其儉樸。包貴思看不下去，想送她一條皮褥子，她不要；給她衝杯速成可可，也遭到拒絕。她冷酷地說：“我是中國人，我隻喝白開水。”這使包非常生氣。她覺得，“意識形態的分歧也不至於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變得這麼徹底呀”！（同上，138頁）
蕭乾在美國發現的這些資料，既是包貴思對楊剛的基本印象，也是許多外國友人對近代中國曆史的一種解讀。蕭乾與楊剛政治理想和價值觀念相去甚遠。但是他們卻能夠通過對話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比之下，當人們以對抗代替對話、以爭鬥代替寬容、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的時候，各種各樣的悲劇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大約在上一個世紀之交，嚴複把密爾《論自由》（當時譯為穆勒《群己權界論》）介紹給國人時，曾經引起很大的轟動；但不知為什麼，到後來，人們對於自由的真諦和寬容的要義，卻越來越不能接受。從這個角度來看，重新梳理並進一步反思近百年的中國曆史，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